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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0 来源:澳门新葡新京平台

澳门新葡新京平台:澳门新葡新京平台  新京报讯 日前,《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面向社会征求意见。1月6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了解读。记者了解到,《条例》提出搭建知识产权侵权预警保护平台,这在全国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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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0-24时,31个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59例,新增重症病例263例,新增死亡病例26例(湖北省25例、河南省1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3例,新增疑似病例3248例(包括西藏1例)。  截至1月28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74例,现有重症病例1239例,累计死亡病例132例,累计治愈出院103例。现有疑似病例9239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537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604人,现有5999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香港特别行政区8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台湾地区8例。

澳门新葡新京平台::::  2019年2月27日,南通市北护理院16楼的护士工作站,失智老人围聚在一起。记者朱旭东摄  88岁的张惠民倒退着搀扶85岁的老伴鲍曙明,在楼道里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锻炼她的走路能力。  看到护工一年前拍摄的这段视频,记者同时感受到了温馨和挥之不去的心酸——老伴老伴,老来有伴。别人看到的是温馨,他们体会的则是心酸。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比2017年年末增加859万;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比2017年年末增加827万。  全国老龄办预估的数据中,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选择如何老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拷问。  江苏南通是有名的长寿之乡,老龄化率已达29%,60岁以上老人有222万人。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的市北护理院,收住160多位老人,60%是失智症患者,30%生活不能自理。  老伴  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身材瘦小的张惠民满脸老年斑,却有浓黑的长寿眉。腿脚灵便的他不用别人照顾,他要照顾比他小三岁的老伴,因为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不仅不记事,还容易走丢。两个女儿也60多岁了,各有子女,无力照看。鲍曙明腿脚不灵、有时大小便失禁,张惠民实在撑不下去,在女儿的建议下,最终选择到护理院生活。  由于鲍曙明的病情加重,张惠民不得不开始限制她的行动。  “她经常半夜醒来下床乱走,已经摔倒好几次。”张惠民既无奈又心疼。现如今,他只能白天推着轮椅陪老伴在楼道里散步。为防止老伴乱动,张惠民特意在她胸前和轮椅挡板之间加了一个大枕头。这样,老伴只能紧靠在轮椅上,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俩曾经都是中学教师,女儿出嫁后,老人一直单独居住。闲暇之余,张惠民还在家养了100多盆花草,自得其乐。  “退休后的生活,本来还是很自在的。大钱没有,小钱不缺,我们俩到处走走、看看。现在我被她困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张惠民深深地叹了口气。  4年前,鲍曙明开始往外乱跑。“我都不知道她走丢过多少回了,好几次是110送回来的。”慢慢地,张惠民发现老伴不仅失智,连吃饭也不会了,再后来,开始大小便失禁。“两个女儿的孩子也大了,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照顾我们,建议我们到护理院来。”  心急如焚的张惠民在女儿的陪同下,到处寻找合适的护理院。“我没有其他高要求,只要能把老伴照顾好就行。”看中市北护理院的硬件以及医养结合的护理模式后,张惠民第三天就与老伴一起搬了进来。  “最难的时候,是训练她走路。”刚开始,张惠民特别希望老伴重新站起来,陪他一起散步。由于护工人手少,无法专职训练鲍曙明走路。每逢其他老人呼叫,护工就得放下鲍曙明去照看。于是,张惠民决定自己来,才有了那段温馨又心酸的短视频。  为了照顾好老伴,张惠民一直坚持锻炼,只要天气暖和,他早上就会在院子里大步走,以舒展筋骨。在他的努力下,鲍曙明渐渐能够自主走路,却又带来其他麻烦——半夜自己起床,已多次摔倒。  张惠民意识到,老伴的病情已不可逆。他不再训练她走路,而是坚持让她说话,不断刺激她的大脑。“每天我都会问她睡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没话也要找话说。她如果不说,我就不停地问,一定要她说,哪怕就一两个字……”张惠民心酸地说,“如果把她一个人丢在护理院,在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轮椅上的鲍曙明始终微笑看着张惠民,还时不时地用手拍拍他,似乎在赞许。“她现在还认识我,但名字常叫错。女儿每周都会过来看望,她也认识,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张惠民很渴望到外面走走,但已经很不现实,因为老伴需要他。“如果回家的话,我是没法生活的。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心的。”  和老伴一起住进市北护理院内,也许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了。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过往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86岁的王遂泉,退休前任港闸区财贸办公室主任,曾是区里显耀之人。去年12月,他和爱人搬进了市北护理院的老年公寓。  采访前,护理院副院长杜燕一直和记者打招呼,“老人的独子51岁时因鼻癌走了,尽量别和他谈论子女的话题。”没想到,王遂泉主动提及,“家门不幸,前几年儿子去世了,儿媳妇带着孙女在外地,我们只能到护理院来。”  王遂泉的家境显然比张惠民家强,曾经长期雇着保姆。“保姆每天下午4点要回家忙自家的事,一到晚上我们就忙不过来。”王遂泉有糖尿病,爱人有腰椎病,走路容易摔跤。“万一有什么情况,在家里没法处理。到这里有个保障,只是支出大了。”  王遂泉夫妇住在50平方米的公寓里,一室一厅,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一应俱全。和家庭生活不同的是,这里的一日三餐,要比王遂泉多年养成的习惯提前一个小时,所以,他特地添置了微波炉。  护理院普通床位人均收费在4000元左右,公寓的费用相对高些。对王遂泉而言,这里的服务费只相当于请保姆的费用,伙食费和家里的费用也差不多,每月4800元的床位费,算是多出来的。“费用不是大问题,在这里,我和爱人都有安全感。”  王遂泉喜欢摄影,曾是南通市第一届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现在,他不玩相机,开始玩手机。“护理院周围没什么商场,我们不方便出门,很多东西,只能通过网购。”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王遂泉的爱人盛玲英,有着比王遂泉更为“光鲜”的历史。她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了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一名教师。和医护人员聊天,她总是骄傲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北京和上海的美好岁月,并再三强调,“她是被老伴‘骗’到南通的。”  “我20多岁的时候,是十八中的唯一代表,聆听过周总理关于教育的报告会。晚上七点半准时开始,体育场里都是人。总理来的时候,有好多人忙着照相。”卧床休息的盛玲英,依然记得那次盛况,她忍不住和记者强调:“我记不清是哪个体育馆了,但我肯定是从6号门进去的。”  入住时间不长,王遂泉夫妇都有点不适应护理院的生活。“市里有家阳光公寓,就像住家一样。关键是,那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聊聊天。但是,那里没有房间了。”王遂泉为此有点失落,但他还得想办法安抚好老伴,因为盛玲英喜欢热闹,嫌这里太冷清,一直想回家。“如果真依照她回家了,我都不敢想象会乱成什么样子?”王遂泉叹了口气。“儿媳妇带孙女在外地打拼也不容易,我是指望不上了。”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  失智  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相比较其他老人而言,张惠民和王遂泉还算幸福的。因为,即便老伴腿脚不便,即便老伴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还算是有个伴的。在市北护理院,更多的是失智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护理院主楼有18层,其中15、16层收住的是失智老人,进出需要医护人员的门禁卡,否则老人容易走丢。杜燕的舅舅印建平,就是其中一位。52岁的他,还是护理院收住的第一位“居民”。  “我舅舅小时候不知道打了什么疫苗,至今智力只有10岁左右。外公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他,所以舅舅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外婆去世后,舅舅更加自闭了,生活不能自理。外公去世后,我们给他请了保姆,保姆却经常把舅舅反锁在家里,连饭都不给吃。”杜燕和母亲为此没少挨舅舅的邻居闲话数落。  杜燕说,舅舅只比她大14岁,她小时候经常去上海和舅舅一起玩耍,因此对舅舅的感情特别深,特别想照顾好他。“我母亲是她们家的老大,外公外婆去世后,照顾舅舅的责任自然就落在母亲肩膀上。”杜燕辞去上海的工作到南通市北护理院,很大程度就是为了照顾舅舅。她原来很担心舅舅邻居再说闲话,只是说接舅舅回家。“现在,邻居们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抵触。”  记者见到印建平时,他正蜷坐在医生办公室一角的凳子上,晃动着身体自娱自乐。平时若有陌生人走近,他都会紧张得大喊大叫。好在有杜燕陪同,他对记者的到访并不紧张。负责该楼层的医生苗应建说,印建平随时需要人照顾。“随便待在哪个角落,你如果一天不叫他,他一天也不会走动,连吃饭上厕所都不知道。”  90岁高龄的李淑英是位重度失忆患者,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家人,却时常记得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琐事。在她的床头,医护人员张贴了几张她入院前的照片,帮助老人增加对自己的认知。  每次见到杜燕,李淑英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扯几句不着调的闲话。“她不知道我是谁,只是觉得我面熟。随便和她说几句,她都会很开心。”杜燕说,和这些老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和他们说话。他们会很热情地与来人交流,却都是自说自话,不在同一个频道。  更多的时候,十多位失智老人或站、或坐、或躺,三三两两分布在护士工作站的周围。墙上的电视播放什么,他们并不在意。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满足的样子。  “哄骗”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每五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印建平很乖巧地跟着杜燕来了,李淑英在还算清醒的时候被女儿送来了,88岁的李根生(化名),前两天才被女儿“哄骗”过来。记者在接待室,见到了李根生两位疲惫不堪的女儿,她们刚刚把父亲的生活用品送过来,正在办理入院手续。  迫于可能的社会舆论压力,这里姑且称她们李大姐、李二姐。两位都已60多岁,身体都不好。前些年,李根生一直在姐妹两家轮着过,但姐妹俩发现,父亲越来越健忘,经常走丢。“每次走丢,我们都会急得发疯。被送回来时,父亲浑身泥水,大小便失禁,身上臭烘烘的。”李二姐着急地说,不管是110警察还是其他好心人,将父亲送回来的时候,都会埋怨她没把老人照顾好,邻居也会责怪她。  “父亲这种症状已经3年多了,除了经常走丢,还喜欢将各种垃圾往家里拿,家里经常垃圾成堆……我们有什么办法?外人只知道责怪我们……”李二姐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我都快神经质了,只要电话一响,我就紧张,担心父亲又发生什么事……”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姐妹俩一直在物色理想的护理院。前两天,她们陪李根生散步,老人突然说想去医院看病,她们才乘机将老人哄到市北护理院。“家里什么证件都找不到,没法办入院手续。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忙着给他补办医保卡。”李大姐说,办医保卡期间,护理院帮父亲洗澡、理发、剪指甲,照顾得好好的。“这些,在家里是根本做不好的。护理院替我们尽了孝心,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李二姐见记者认真聆听,犹豫了一下:“你别写我们名字好吗?这事情说出去很丢人的。我们对邻居和亲戚交代不过去。社会舆论会压死人的!”得知记者不会写她们的真名实姓时,李二姐长叹一声,“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常生活了。”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和杜燕一样,市北护理院办公室副主任周百里也是家庭原因而选择到这里工作的。他父亲同样患老年痴呆,曾经最长失踪过40小时,被发现时已经在一百公里之外的如东县。把父亲安排到护理院后,周百里踏实了,79岁的母亲也心安了。  “年迈的母亲在家根本照顾不了父亲,相反会把自己累坏。现在,双方都好多了。”他安慰有相同经历的李家姐妹:“你们要有个适应过程,尤其是第一个星期,你们千万别见老爷子。熬过七天,等他适应了,你们就真的解放了。”  把一些老人“哄骗”到护理院,就像子女为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局”。是好是坏,一言难尽!  “愉色”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杜燕当天一直忙碌的,是接一位重症病人入院。“患者是糖尿病综合征、心脏肥大,已经无法躺着入睡……来这里,基本就是临终关怀了。”杜燕说,这些情况家属都清楚,但对这类老人,她必须亲自去接。  自2016年12月运营以来,护理院累计入住400多人次,前后已有52位老人离世。一旦发现哪位老人情况不妙,护理院都会提前通知家属,并把老人安排到一个固定的单间,避免给其他老人带来心理冲击。  “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但谁都不愿意面对。”周百里说,只要有家属过来参观,护理院都尽量不安排去“失能区”,家属也害怕去。“我们通常会安排家属到‘失智区’参观,那里的老人很快乐。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周百里半开玩笑似地说:“如果我年纪大了,我宁愿自己变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忧无虑。如果只能选择失能或失智,我宁愿失智。”  只是,等我们老了,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从采访情况看,绝大多数老人都不是自愿前来的,有被子女“哄骗”来的,有心疼子女无奈入住的,还有因失去自理能力而被“送”来的。周百里分析说,这些老人都生活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五保户、孤寡老人才会去养老院,有儿有女的老人去养老院,会被人笑话,子女也会被别人看不起。“我们这一辈人,慢慢开始接受养老院养老的理念,因为,子女实在忙不过来。”  周百里和记者都出生于提倡“只生一个好”的时代,身处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上面有4个甚至更多老人、中间是夫妻二人、下面是一个孩子,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尽管目前国家提倡生二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却是不争事实。养老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养老政策不断完善,但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市北护理院提倡“愉色而养”,这一理念,让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点憧憬。这一说法来自《江海晚报》总编辑宋捷6年前的一篇文章《孝敬父母该“愉色而养”》,文章倡导“千孝不如一顺”,尊重父母意愿,在感情上给予更多安慰。他对“愉色而养”的提炼,则来自《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宋捷说,他的妹妹是位医生,每天在门诊说得口干舌燥,回到家常常瘫坐在沙发上,和父母说话难免没精打采甚至还带点脸色。自己也因工作的缘故,疲惫不堪时和父母说话也比较生硬。“我经常叩问自己,才理解千孝不如一顺,于是写了那篇文章。”  可是,当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病情日益加剧,并任性地不肯吃饭,而年迈的母亲坚持昼夜陪护,双亲日益憔悴,无数次和颜悦色循循善诱都没有功效时,宋捷有点动摇了,“我还要坚守我的愉色吗?为了老人的健康,是否可以适度给他们一点异样的脉冲?”  宋捷所言“异样的脉冲”,是指子女为了让年迈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些,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地“顺从”。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尊严  “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宋捷的纠结在周百里那里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  “父亲原来是个孤傲的人,不屑与一般人交往,患病在家后,只与自己下棋。现在适应了护理院的生活,性格开朗多了,开始主动找人下棋,还会去唱卡拉OK。”周百里轻松之余又有点失落。“刚来的时候,父亲也很想回家。现在,他已经忘了这回事,以为他就是这里的一分子。”  现如今,他的父亲在护理院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往,在这里充当起“世界警察”来,到处管闲事维持秩序并自得其乐。医护人员只能对冲突方两面打圆场,“你素质高,别跟其他人计较。”而对其他老人说,“那人脾气古怪,你别理他。”  “我们必须狠得下这个心。如果心软把他接回家,只会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尽管如此,周百里心里还是有一道坎,他在努力迈过去,但这道坎还在。“老人病了,送到医院治疗,时间再长,还是有回家的预期,子女都会被夸孝顺。但是,如果送到护理院,条件再好,子女同样可能被数落不孝。”周百里苦笑:“到底怎样才算孝?”  同样,李根生的两个女儿想方设法把父亲“哄”到护理院,让父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姐妹俩认为尽了孝心,但她们仍可能被亲戚或邻居认定“不孝”。张惠民和王遂泉选择到护理院,可能出于体谅晚辈的苦衷,与孝道无关。  自始至终,记者始终无法问出“你们希望怎样度过余生”这样的问题。搬进护理院,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又是最现实的选择。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再憧憬子孙满堂享天伦之乐的余生,显然已经不切实际。  我们很难设想将来会如何老去。可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老糊涂、老态龙钟。如果不愿拖累子女,只能求助护理院。诚如所见,在这里老人能够吃饱穿暖,有专业人士护理,让他们不至于悲惨离去……除此之外,现在的他们、未来的我们,还能奢求什么?  采访完张惠民,记者礼节性地说“打扰了,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没想到,老人脱口而出,“没事,我们的时间不宝贵。”无奈之中,还有平淡。  尽管行动自如的张惠民等人对护理院的生活未必如意,他还是安心的,能够日夜陪护老伴。杜燕的舅舅等失智老人,更是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即便那些失能老人,依然有医护人员的专业呵护,生命之花依然在努力开放。  花样人生,常来比喻年轻人的,所指必然是含露欲滴的鲜花。生命之花则贯穿人生始终,人老,只是枯萎,尚未凋落。如果花开艳丽之时就害怕凋零,这花就开得心惊胆战而索然无味。开就尽情地开,何必问归程?等我们老了,就用余生来回味。只是这短暂又“不宝贵”的余生,该给后人、给子女,留下怎样的回味和宽慰呢?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养老事业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老龄化率高达29%的江苏省南通市,以入选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正加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  虽然我国的养老事业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整个社会一直在不懈努力中。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正在老去的我们,勾画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记者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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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部设计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左二)与同事在大殿屋顶整齐摆放在故宫院内的古建材料工作中的古建复制组工程师们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落日熔金,赵鹏一个人沿着架子爬上故宫东华门的巨大屋檐,看着阳光把琉璃瓦屋顶染得一片辉煌灿烂,他被这壮丽的美景深深震撼了。  遥想80多年前,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学家成功修缮天坛祈年殿的往事,赵鹏瞬间“把自己感动了”,因为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和这些前辈一样的工作。这个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小伙子默默对自己说:“修古建将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是2011年,赵鹏在故宫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东华门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如今,赵鹏担任故宫古建部副主任,他与同部门的几十位专家承担着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明年适逢故宫600岁生日,也是进行了18年之久的故宫第三次大修竣工的日子,故宫焕然一新的面貌该有多美?他们和所有的观众一起期待着。  散碎建筑构件铺满整个院子  从故宫东华门进去不远的工作区,有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黄色的“古建部”的牌子。进去以后,发现院子有些陈旧,杂草野花丛生,但生活气息颇浓,花盆里养着各种花花草草,猫咪自由穿行其间。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到处是建筑构件,把院子里的空地都占满了,仔细看去,每个构件上都标注了数字。  “这些有破损的建筑构件都是从古建上拆下来的,编好号,修补好之后还会尽量利用到古建上,我们修古建要最大限度使用原材料、原工艺,保留传统的东西。”一位大姐笑着告诉我,她是故宫古建部设计组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18岁来到故宫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了。黄占均1983年来到故宫的时候,故宫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大修,她很遗憾自己没赶上,否则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务院虽每年向故宫拨出维修专款,但古建专家们赖以增长经验的大修只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在1974年。  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大修,光是垃圾就运走了25万立方米,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6米宽、路基35厘米高的公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故宫破败凄凉的面貌。  第二次修复工程是李先念提出的,从1974年开始一共延续了7年,国家第一笔拨款1400万元。其时国力所限,如此规模和节奏,远不足以抵消近百年来故宫古建筑因氧化、霉菌、虫蛀、酸雨、雷电等造成的侵害,所以,故宫的状况一直令古建筑专家忧心忡忡。  80年代,黄占均进入故宫工作之后,就开始跟着老师傅一起进行古建勘查工作。当时她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以为古建设计只是画图写报告这些案头工作,没想到还需要爬到十几米高的大殿屋顶上,她一下子懵了。  险活、脏活、累活,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幸好我没有恐高症,踩着架子上的几块木板,扶着墙壁慢慢爬上去,到了屋顶往下看,还挺有成就感的。”黄占均对自己第一次勘查的情景记忆犹新。  不过上屋顶可不是为了看风景,需要观察琉璃瓦的破损情况,还要掀开瓦,勘查瓦下面的“灰背”(保温防水层)是否有断开、下滑的情况,“灰背”下面的“望板”是否糟朽损坏,再下面的木基层有没有破损……这种勘查不能只做一处,需要多找几个点,才能基本了解古建的健康情况,所以工作人员经常在倾斜的屋顶上一站就是大半天,无论风吹日晒。古建部的专家们把这项工作戏称为“上房揭瓦”。  专家们为了“上房揭瓦”,得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赵鹏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曾经在雨后徒手爬上太和殿的屋顶,因为情况紧急,脚手架只搭到上层檐口,他踩着湿滑的瓦面,沿着檐头向上爬,一直爬到正脊,考察前后坡外面的情况。“上去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下来可就惨了,双手拼命找东西抓,太滑了,到地面整个人都瘫软了。”  然而,“上房揭瓦”还不算最苦最累的活儿,更艰难的要算勘查古建内部梁架里的情况,高大的建筑还好一些,最难的是比较小的建筑。“就依靠几块木板搭的简易脚手架,到了上面根本站不直,只能弯着腰爬进梁架里面进行手工测量,不能拉电线,需要一直举着手电筒。因为上下不方便,有时候全天都得在上面待着,中午也没办法下来吃饭,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下来休息。”黄占均告诉我,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对于爱干净的女孩子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脏,“梁架上面多年没人上去过,尘土足足有10厘米厚,戴着两层的纱布口罩都没用,出来之后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跟土猴子一样。”黄占均最怕的就是夏天上梁架,“闷热到窒息,密不透风,太难熬了!”  今年夏天酷暑难当,然而黄占均和同事们依旧每天顶着大太阳在屋顶勘查,忍着闷热在梁架里工作,“别人都以为我们是设计师,只需要在办公室喝茶绘图,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户外工作者”。  即使是这样,古建专家们还不忘苦中作乐。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小心从架子上滑了下来,刹那间尘土飞扬不见人影,幸好无人受伤,大家调侃他是“坐着飞毯腾云驾雾下来的”。  这些现场勘查的状况,最后都要写进报告,落在图纸上。看到黄占均画的平、立、剖等各个角度的古建图纸,即使看不懂也会被深深震撼,简直太精细太漂亮了。  黄占均说,“最早我们是用那种鸭嘴形的水笔画在硫酸纸上,画错的地方需要用剃刀刮掉,后来才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绘图。”这些图纸需要达到什么要求呢?“将来即使这个建筑物没有了,按照这些图完全可以原样复建。”  所以故宫流传一个说法,说古建部的专家一个个都文武双全,“文能案头作图,武能上房揭瓦”,还真不是吹的。  爬上东华门一看都惊了  2002年3月,故宫第三次大修开始了它的漫长历程,同时也是百余年来,这个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的首次整体大修。古建专家们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然而,事情绝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  作为大修的一部分,28岁的赵鹏领到了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东华门维修工程。学了多年的建筑专业,心怀职业梦想,赵鹏对古建修复充满了期待,可是,他爬上东华门详细勘查一番之后,几乎惊呆了。  “现在想想都后怕,当年真是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连这个活儿都敢接。”赵鹏笑着说,当时有位老师傅跟他说:“小伙子,这回可让你抄着了,东华门是故宫所有古建里状况最差的。”  那时候,赵鹏进故宫工作才一年,对东华门这个建筑并不了解,一查资料发现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修建的年代都不知道。“东华门很特殊,民间称为‘鬼门’,故宫所有的大门都是九横九纵81颗门钉,只有东华门少一行,是72颗门钉。有一种说法是皇家如果有人在紫禁城去世,由东华门把死人棺材抬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华门是供大臣们进出的,因为他们级别低,所以门钉规制上要低一些。”  现场勘查的结果更让赵鹏吃惊了,“斗拱以下是明代的,可是天花板以上的部分明显是清晚期的风格。我们在梁架上发现了同治年间留下的4个人的名字,可能是那时复建过,但是复建得极不规范,梁下的柱子七拼八凑,有些简直就是破木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东华门有很多谜团一直无法解开。”  这些谜团给修复带来了很多困难,赵鹏只好虚心请教老师傅,按照传统工艺,从头学起。“东华门是我的一个起点。”赵鹏说,“以后我的胆子是越干越小了。”面对古代这些伟大建筑,保护专家们的心情可谓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修复讲究到每一颗钉子  即使是黄占均这样的资深高工也有同样的忐忑,因为几乎没有人具备大修的经验,都是边干边学。她第一个单独负责的大修工程是神武门。“以前都是局部的修缮,从来没有揭过顶子,揭顶的时候心情特别紧张。”打开一看,她也惊呆了。  “神武门的做工确实非常讲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年代的建筑手法,复建也都是使用传统老工艺,基本保持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神武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从它建成至今虽经多次保养维修,但从来不全面,所以这项大修工程也算几百年来“破天荒头一遭”。  神武门的很多构件包括木基层及瓦面等,在形制及工艺加工技术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风格和做法,大修时专家们决定,能保留的原构件尽量保留。  “要求施工前对将要拆下的每一构件都要进行编号,还要注明其形制、位置,以便重新放回原位置;我们对表面脱釉大于70%的琉璃瓦脊件,采取挂釉复烧的手段继续使用;对木基层包括椽飞、望板、里口木等构件糟朽部位进行镶补;传统手工打制的镊头钉,由于年久大部分均已糟朽变形,我们按传统工艺做法重新打制镊头钉,按原位钉安……”黄占均如今说起这些事情似乎容易,可背后却是专家和工人师傅们付出的大量劳动,讲究到每一颗钉子,这就是故宫修复的风格。  故宫大修被突然叫停  然而,这几年,随着故宫老工匠的退休,“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工匠断代的情况严重,也给修复造成了困难。  2014年,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故宫第三次大修工程忽然被当时的故宫院长单霁翔暂停了,这是为什么呢?2014年5月的一天,在故宫巡查的单霁翔突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外围又搭起了脚手架。单霁翔感到很奇怪,过去的建筑320年都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刚修好的屋顶,这么快又要复修?  经过调查,单霁翔发现目前的故宫大修存在一些机制上的问题,包括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包工头招来施工的农民工缺乏传统技艺,北京人不愿意学瓦匠木匠,而培养的外地传承人无法进京,造成工匠断代等。“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说。  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单霁翔在会上用八分钟时间几乎“哭诉”了故宫大修面临的这几个问题。会后,他写报告呈交全国政协领导,得到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自此,故宫的修复开始重新运作,不再视为工程,而是“研究性保护项目”。  目前故宫正在进行的研究性保护项目共有4个,分别是养心殿、乾隆花园、大高玄殿和紫禁城城墙,工期延长了,因为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更细了。  这个项目的启动让古建部的专家们非常欣喜。“其实80年前,梁思成等建筑学家进行的天坛修复工程,就是很成功的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先例,他们当时展开了细致的现状勘查和历史文献发掘,全城由专家指导,真正以文物而非一般房子的态度对待古建,天坛修复工程的保护原则和创新制度在今天仍有领先之处。”  赵鹏为此还专门和朋友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天坛到养心殿,是“研究性保护工程的轮回”。  为什么迟迟不开工?等待“懂行匠人”  2015年最先启动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是故宫在古建修缮方面的首次尝试,为什么是养心殿?单霁翔曾这样解释:如果说故宫古建筑群代表了明清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养心殿则是故宫古建筑群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它是清代紫禁城使用率最高的地方,集中反映了清代建筑艺术中汉文化、满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元共生。  “可研究的项目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赵鹏感叹,“以保护的手段、研究的态度对待古建筑修缮,可以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现历史信息,为观众讲出文物的故事,而不是简单地只让大家看一看。”  然而,养心殿项目启动了两年多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动工修缮,当时很多人都有些不解,这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赵鹏告诉我,其实故宫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譬如全院各个部门全面介入,开展了33项课题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包括“养心殿文化遗产现状评估”“养心殿文物建筑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园艺植被的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等,故宫原院长单霁翔曾明确表示,“养心殿项目要全程强化研究精神,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这其中也包括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工匠传承”问题,“养心殿官式营造技艺传承、培训与考核”项目终于启动了。  赵鹏介绍说,故宫希望通过养心殿项目,重建故宫古建筑传统技艺传承队伍,解决修缮队伍水平低、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问题。养心殿为什么迟迟不开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待“懂行匠人”,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传统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扎、油饰、彩画、糊”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项传统工艺,从材料到做法都严格遵循营造则例。历时2年,故宫博物院终于完成了一批官式营造工匠的培训,工匠到位,养心殿修缮维护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与此同时,其他几项研究性保护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黄占均负责的是乾隆花园项目中“萃赏楼1区”建筑群的修复,其中包括13座古建。在她的电脑中,我看到了详实的勘查报告和几十张精密的设计图,这还不包括“隐蔽工程”,随着修缮工作的进展,随时会出现以前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就需要他们立即解决。  时间越来越近,古建部的专家们工作也越来越紧张,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将在2020年全面竣工,这是一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修复的一砖一瓦,里面都蕴含着专家和工匠们的智慧与汗水。  我们期盼着故宫不再有工地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文化的精华,将更加闪耀世界。(京范儿)

北京5月10日电 :题:彻底解决高速公路省界交通拥堵——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记者赵文君、魏玉坤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力争今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为什么选择目前发展阶段取消省界收费站?将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出行带来哪些便利和优惠?目前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障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10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彻底解决高速公路省界交通拥堵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决定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员和物资长距离流动日益频繁,车辆跨省行驶大幅度增长,在部分省界收费站排队交费的现象日益频繁,严重影响了高速公路路网通行效率,社会反应强烈。  为解决省界收费站拥堵问题,江苏和山东、四川和重庆先行先试,于2018年底率先取消了两组试点省份之间所有的15个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我国高速公路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从起初按照路段收费,每个路段、每个项目各自设收费站,之后实现省内联网、取消省内收费站。2010年实现京津冀、长三角区域联网。2015年实现全国高速公路ETC联网。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14.26万公里。  戴东昌说,通过前面几次改革,取消了省内、路段之内、区域之间的收费站,这次要解决的是省界之间的收费站,也就是除了出入口外其他的收费站全部取消。  “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网进入了除进出口之外的无站新阶段,基本实现了一体化运营,一路畅通。”戴东昌说。  据统计,正常情况下,客车平均通过省界时间由原来的15秒减少为2秒,下降了约86.7%;货车平均通过省界时间由原来的29秒减少为3秒,下降了89.7%。由于车辆不再需要排队交费,省界交通拥堵现象彻底解决,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戴东昌表示,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有利于彻底解决高速公路省界交通拥堵,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有利于节能减排,降低车辆运营成本,减少尾气排放;有利于减少高速公路运营投入,降低高速公路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和用户成本;有利于加快智慧公路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实事和好事。  加快ETC推广普及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车辆的身份识别、路径记录和不停车收费主要依靠ETC车载装置实现,非ETC车辆则需要停车人工收费,因此,加快ETC即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推广普及至关重要。  “确保在今年年底之前,快捷不停车的使用率达到90%以上。”戴东昌说,如果仅仅取消省界收费站,而不实行不停车快捷收费,或者ETC的使用量达不到一定比例,那将来在入口和出口的时候都会造成大量拥堵,降低整个路网的运行效率。同时,对因故没有及时安装ETC的车辆,还保留少量人工收费车道提供服务。  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ETC用户总量达到8072.63万,汽车安装率约为34%,高速公路ETC支付使用率约为45%,距离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戴东昌表示,要采用优惠、打折、免费安装等各种方式方法,引导、鼓励车辆安装和使用ETC,从而达到提升路网运行效率,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的目的。  统一通行政策、规范管理  取消省界收费站打破了过去对通行高速公路车辆按省收费、按省管理的格局,形成了全网一体化运营服务的态势,需要统一通行政策、规范管理。  戴东昌介绍,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工程建设、收费政策优化调整、ETC推广普及等相关工作。要加快建设和完善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清分结算和运营管理系统升级等工作。加快推进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全面梳理和优化完善各类通行费减免优惠政策,特别是清理和规范各类需要人工查验和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让公路车辆通行更公平、也更快捷。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7个省份的高速公路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实施限行,但限行时段不统一;17个省份的高速公路禁止摩托车通行;17个省份扩大了享受“绿色通道”政策的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25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性通行费减免优惠政策。其中有的需要人工检验,有的仅针对本地区车辆,有的省际之间政策不统一。  戴东昌说,这些都不适应不停车快捷收费等相关要求,亟待进行优化和清理规范。  “取消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不仅是深化公路收费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还是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措施,这是相互关联的。”戴东昌说。  戴东昌说,为防范化解收费公路债务风险,交通运输部将配合有关部门加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力度,推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符合政策规定的政府收费公路存量债务,优化债务结构,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关于取消省界收费站后的人员安置问题,戴东昌表示,要保障人员合法权益,坚持属地负责和转岗不下岗的原则,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工作方案,进行妥善安置。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有了具体时间表  具体时间安排是:5月底前印发各类方案和要求,包括技术标准、总体设计方案、工程建设方案等等。6月到10月完成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收费车道改造、收费站改造、软硬件提升等等。11月开始进行联调联试,争取12月底前具备实现新旧系统切换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适时组织实施系统切换,确保完成该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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