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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2 来源:新豪天地ap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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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深海救援潜水队员前往燃烧中的“桑吉”轮救援“饱和潜水”中的潜水钟正在下水潜水员正在海底作业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被吊起潜水员准备下水潜水员出水“世越号”打捞出水潜水员正在下水潜水头盔为“桑吉”轮灭火救援“桑吉”轮(上海打捞局供图)  总有人对人类能够抵达的边界充满浪漫的想象,比如太空、洞穴,或者是深海的水下世界,那里似乎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到的奇幻景象。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66名潜水员就属于这“极少数人”的一部分。但对这些潜水员来说,大部分时候,他们在“边界”里感受到的并不是浪漫,而是黑暗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危险。  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  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最近在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这份荣耀很少被他们提起。在岸上,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有些过于“随意”:很多队员胡子拉碴、头发油腻,皮肤黝黑粗糙,咧开嘴就会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只有穿上全身黑色的潜水服,戴上连接着管子、只露出眼睛的头盔,就像一个未来战士时,他们才被外界认识。  对很多队员来说,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可以远离岸上的游戏规则,在水下寻找成就感。虽然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在水下作业,危险且孤独,但只要戴上头盔,潜入水中,世界瞬间变得清净,只剩下专注和自由。  正如队里一位已经工作30多年、即将退休的潜水员那样,除了沉船,他的“战利品”还包括:一把匕首物证、一个上了年头的保险箱、一个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密闭盒子,以及两架直升机。每次上岸后,他都会抱怨这份工作“又苦又危险”,然后又在日历上画下红圈,满心期待着下一次远航。  1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潜水往往和“唯美”“梦幻”联系在一起。每逢假期,各大著名潜点的照片就会成为“朋友圈摄影大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壮观的“杰克鱼风暴(鱼群大量聚集,形成类似风暴的现象)”。人们在一片蓝色里自由舒展身体,阳光穿过水层,光线清晰可辨。  即使是打捞局里已经“出过几百班水”的潜水员,也很少目睹过这样的美景。人们旅游时的休闲潜水,都是在经过充分开发的海域,最大下潜深度也严格限制在40米。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  事实上,潜水队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内河或者近海,这些水域的水下能见度接近于零。  “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潜水队的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  他记得头上的探照灯照在浑浊的水体里,反射出一片昏黄。“就像闭上眼,对着一只大灯泡”。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在韩国搜寻“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每一寸都摸了一遍。  2005年后,潜水队从过去的内河、近海,开始走向远海。那年,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海上大庆”计划,要求公司在5年内打破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的纪录。中国领海上的钻井平台逐渐多了起来,潜水队的下潜深度也随着钻井的深度不断增加。因为水下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特有的触觉、机动性和判断能力,潜水员成为这些平台水下维护工作的唯一解决方案。  王佩育1987年进入潜水队,在浑水里摸爬快20年后,他才第一次来到南海。在南海钻井平台的周围海域,他第一次看到水下世界的样子。他说自己在90多米深的海底愣住半天,几乎要哭出来,感觉身边的鱼群都在“友好地”看着自己,海底的白沙无比松软,就连少量生长在平台立架上的珊瑚都要比电视里的更鲜艳。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王佩育下潜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深度。如果潜入200米以下的水域,能见度虽然很高,阳光却难以抵达,水下也只剩下无边的昏暗。  除此之外,潜水员很多时候都要在夜间下水。他们的作息追逐的不是日出日落,而是潮水——潜水员要在涨潮和落潮间的短暂平潮期下水,这时水下的水流最为平缓,也最适合作业。  “有时在大中午,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潮水慢了,我们就开始干活了。”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告诉记者。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很多沉船都是偏离航道后,触礁失事的。也有船只受损后,在大海上漫无方向地漂流,最终沉没在一片无人知晓的海域。  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  一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任务要下水把沉船的燃油抽光。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从上面看到整条邮轮的全貌。阳光照射下来,这条载重16万吨、270多米长的巨轮躺在深渊里,就像隔着一帘水幕,缓慢地晃动。  “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瘆人。”  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提示着时间曾在这里流逝。变形的船舱里,脱落的木板、电线,桌子椅子都漂浮在半空中,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样子,时间又仿佛静止一般。  “它到底是场灾难,那个氛围是很悲凉的,能感受得到。”王佩育说,他记得每次触碰到沉船时,冰冷的金属都能给他带来一阵寒意。  更冷的是遗忘。潜水员从海底浮起,海面上像往常一样风平浪静。没人记得,深海之下,有一艘船躺在那里。  2  潜水队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对潜水员来说,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人们常见的潜水员那样,利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的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  “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水下呼吸的空气;其次是热水管,负责在水下低温时,通过潜水服里的小孔流出热水,从而起到保暖作用;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头盔上的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  “我们在水下就像婴儿,全靠这根脐带供养。”张伟平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有时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  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又千奇百怪。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成了一个“迷宫”。  有时潜水员进入舱体,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就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沉船的桅杆、护栏,或者任何一个不显眼的障碍物,也有可能使脐带纠缠,让潜水员陷入险境。  船上锋利的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的坚硬外壳,也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甚至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也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因此被潜水员们成为“回家气瓶”,只不过,很多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时候是上浮阶段。在水下,潜水员会吸入与所处海水压强一致的空气,来保持体内外的压力平衡。海洋里每深10米,海水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假如潜水员在100米的深度,体内的大气压就是陆地上的11倍,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轮胎内部的压力。  空气中的氮气在高压状态下溶解在人体组织内,上浮时这些气体需要缓慢地扩散出来。通常情况下,从100米的深度浮出水面,需要在水中减压4个小时。  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体内的上百万个小气泡就会因为压差瞬间膨胀,整个人就会像一瓶剧烈摇晃过的碳酸饮料。这时潜水员就会出现“减压病”症状,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2011年,香港的一名潜水爱好者在南海游玩时,用鱼枪击中一条大鱼,然后被拖至60米的深水。后来他因为气瓶空气不足选择快速上浮,出水时,这名潜水爱好者已经晕厥,最终迅速死亡。  打捞局的潜水员曾在130米深的海底作业时,抓到过一只上百斤重的石斑鱼。船上工作人员把鱼快速拉上水面后,发现大鱼“眼珠都爆炸了”。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即使是毫无波澜的海面下方,也可能随时到来涌动的暗流。  “在水下遇到暗流,就像大风吹在身上。”张伟平说。  他记得,在打捞“世越号”时,沉船的位置恰好处在以水流湍急闻名的海域。有一次,一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大约相当于0.5米/秒)流速的暗流,潜水员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  “完了,我的头盔要被吹掉了。”张伟平在船上的监测设备里听到潜水员颤抖的声音,呼吸频率也明显上升。  这是张伟平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这个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他清楚这样的后果,潜水员可能出现严重的“减压病”。  第一个下水救援的潜水员刚刚尝试,就因为水流太快放弃了。第二个,第三个潜水员同样无法接近身处险境的队友。  监测仪里,海底传回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船上的队友们也都盯着仪器,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他们清楚,在水下,与慌乱同行的,往往是厄运。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潜水员最终的命运。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队友最终得救。很快,这件事就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在潜水队,拥有这样的经历,更像是种荣耀。  当然也有队员们不愿提起的往事。很早之前,潜水队曾经出现过潜水员的脐带被水下锋利物体切断过的事故。这个潜水员被水流冲走,而且携带的“回家气瓶”不够正常减压时间使用,再也没能“回家”。  还有一些“不足挂齿”的危险。潜水队经常要在水下进行一些切割、焊接的操作,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切割金属时,氧气聚集在一个“鸡蛋大小”的洞里,遇火后瞬间爆炸。  “我在船上都听到了一声闷响。”当时王佩育也在现场,他负责在船上监测水下情况。  这个潜水员被当场炸晕,“声一响,他直接就脸朝下趴在钢板上了”。被救上岸后,经检查发现,这个潜水员被震断了两根肋骨。  有些危险来自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忽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曾有潜水员在南海作业时,忽然发现一条大白鲨在自己身边游弋。也有藏在海底洞穴里的海鳗,时刻准备攻击闯进它“领地”的入侵者。  工程潜水讲求团队协作,早些年间,打捞行当都是父子搭班,儿子在水下探摸,父亲在船上拉着脐带。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是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队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信任和熟悉。  就像队长胡建说的那样,这支队伍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3  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首先要确定沉没物的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自身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  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因为任何打捞、起吊的动作都有可能伤害到幸存者,或者对遗体造成二次损伤。  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过程。不仅因为难以克服自己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的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  “全是老人和孩子,我……”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时,一位潜水员从水中抱出了一个3岁小孩的遗体,身上还穿着鲜艳的红色衣服。捞上船后,工作人员都沉默了。张伟平看到了这个潜水员在闭着眼流泪,他没有过去安慰什么,也没有人去打破那个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有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  “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张伟平低声说,“我们知道水下有多黑多冷,咱中国人就信这个,不能人死了还留在那种地方。”  在韩国打捞“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张伟平能远远看到,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张伟平说他有时会想象,假如把地球上的海洋抽干,可能每个角落里都会出现沉船。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被打捞,甚至不会被发现,成为一座座冰冷的遗迹。  有时候,潜水队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最后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导向绳上浮出水。  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4  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只能吸入氦氧混合气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一种“氮麻醉”的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作监督时,曾听到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引起兴奋,不自觉地会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潜水经验,但他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发现自己头晕眼花,他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有感受到疼痛,“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组织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空气中的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超过120米的深度后,潜水员往往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就需要数个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拉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达到饱和溶解状态,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唯一的“放风”机会,就是每次大概4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虽然同样会很无聊,但还是有人打趣,把这个过程称作“海底漫步”。  荆长宁做过3次饱和潜水,每次进舱前,他都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人物传记类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候,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子身上,都觉得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就变得像一种“流质”。  “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张伟平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要不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  有队员感觉到自己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是个艰难的过程。“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声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这名新进来的潜水员告诉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事实上,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时,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就可能会让整个舱室瞬间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就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伴随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释放一样。  5  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几十年来,很多人来到这里,也有很多人从这里出走。  每个进入潜水队的人都有各自的原因,但留下来的人几乎都有相同的理由。  一个队里的“老潜水”在小时候就“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他还记得一个猛子扎到到河底摸河蚌时的感觉。下学后他就跟着村里人干起了打捞,一路从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捞到长江。现在,他说自己这辈子都离不开水,“隔段时间不下水就浑身难受”。  打捞局今年新招聘的学员里,有一个跟着潜水队在甲板上干了10年的水手。他在32岁的年龄,放弃水手长的职位和收入,顶着家人压力报名参加潜水队,决定一切从头开始。他说在海上10年,想看看水下什么样子。“觉得潜水员很帅、很牛”,自己也想拥有那份荣耀。  一个曾经“玩”旅游潜水的新学员,加入潜水队,是想要“去更深的地方,探索更多未知”。  而离开的人,大多都是因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经常会超过300天。  王佩育曾在儿子10岁生日时,订好了酒店,通知了亲戚,结果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需要马上出发的任务。自己的50岁大寿,则是在东海的惊涛骇浪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近些年,潜水队的工作量忽然与油价关联了起来。油价上升时,海上油气田开工多,需要潜水员下海维护设备,队里接到的工程就会比往常密集。  王佩育曾去过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的海底作业,他看到当年海底开裂的地方被水泥填充,就像一块块疤痕。  从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从100美元/桶直线下跌到每桶不到30美元。很多海上油田关闭部分钻井,潜水队接到的工程也少了很多。  长期远离陆地的生活,让荆长宁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加薪升职,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让他感到厌烦。只要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就变得清净,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荆长宁和队友们就会做好准备,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记者:杨海)

新豪天地app下载::::  原标题:保持基建补短板力度:14个信息基建支持项目出炉  地方重大项目投资按下“快进键”  地方专项债、PPP等多路并进再“输血”  “2019年计划投资1362亿元,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上海市3月15日发布的2019年重大工程建设投资计划,成为当前地方加码重大项目投资的一个缩影。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将制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进落实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有关举措。2019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拟支持项目名单也于日前出炉。  一大批重大投资项目将建,钱从哪里来?据悉,中央预算内投资将比去年增加4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将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还将创新多种融资方式吸引民资参与,新一轮符合新规的PPP项目有望加快上马。  多地重大项目投资加力提速  上海市2019年重大工程建设投资计划显示,2019年将安排市重大工程正式项目138项,预备项目28项,新开工项目23项,建成项目11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沪通铁路上海段、G320公路、吴淞江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继续推进轨道交通、北横通道、机场联络线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  而此前不久,北京市提出,2019年将集中精力推进100个基础设施项目,当年计划完成建安投资约538亿元。贵州省安排下达2019年省重大工程项目2700个以上,确保一季度完成投资1300亿元以上。四川省提出,抓好700个全省重点项目,确保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从侧面印证开年以来的这种势头。从投资先行指标看,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2月份同比增长4.9%,这个数据去年全年是下降17.7%。  “随着国家层面补短板稳投资政策不断向纵深推进,各地区也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推动重大投资项目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高级统计师王宝滨说。  不仅加大力度,还要提快进度。如,河南省提出,加快推进重大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努力扩大有效投资。湖北省提出,以更大决心、更足拼劲、更新招数抓项目,大力提升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和投资完成率,在投资和项目建设比武场上拼搏奋斗、竞相赶超。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提升基建投资力度成为稳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且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获得中央财政发债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支持,因此意愿和积极性都较高。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今年将制定实施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进落实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有关举措。  新一代信息基建项目正迎来政策力挺。3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示了2019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拟支持项目名单,内蒙古广电网络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工程、黑龙江广电网络城乡宽带提速工程一期项目、中国电信江西分公司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新疆广电融媒体支撑网络建设项目等14个项目在列。  新增地方专项债“输血”重点项目  按照预算报告,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5776亿元,比去年增加400亿元。这笔资金重点用于“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保障性安居工程、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等方面。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和补短板的重要选择。  “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加大补短板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特别是年初以来,截至2月底已发行地方专项债3078亿元,不仅在时间节点上比往年有了较大提前,而且债券利息有所降低,债券期限有所延长。”王宝滨说,相关举措有力带动了基础设施等短板领域投资。1-2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3%,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基建的反弹与发改委加快审批项目、专项债提前下达并发行有较大关系。2019年1月和2月地方政府债券净发行4180亿元和3380亿元,而去年同期分别是0和286亿元。”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说。  专项债规模还将扩大。据悉,2019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预算报告也指出,“开前门要更大”,并在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加快债券发行进度上做出明确安排。  “专项债是缓解地方基建投资压力的重要融资工具,其有专门的预算管理制度来规范,是风险可控的融资工具,有利于地方审慎进行基建投资,减少隐性债务风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多策齐出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度  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度是另一重要发力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提出,建立健全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重点领域长效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补短板项目建设。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投标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PPP项目。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更是向市场释放了支持PPP项目发展的新信号。  地方上已经有所行动。安徽省将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重大项目。北京市更是明确,项目主体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点工程建设,以民营投资为主的社会投资项目数占比不低于50%,投资占比不低于70%。业内认为,在政府的重新支持下,地方将积极上马新一轮符合新规的PPP项目。  “PPP的重要一方应该是市场主体,民间资本应该占相当分量,PPP实施的环境条件还需要优化,让民资愿意参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透露,对于民间投资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要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准入空间。二是帮助民间投资解决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融资问题以及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服务的问题等。  “破除民间资本进入地方重大基建和重点领域的隐性障碍,也有助于形成多元化治理结构,改善资产负债表,降低政府债务率,提升重点重大项目的运营效率。”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记者: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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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2月8日电(记者朱国亮)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8日发布通报称,因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对3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这3人均为常州市人,长期居住在湖北省武汉市。经调查,1月20日,3人从湖北武汉自驾返回常州后,故意隐瞒真实行程,编造虚假回常州日期,多次主动与他人密切接触、出入公共场所。  2月2日,3人被送至常州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6日,3人均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截至目前,这3人已导致8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44名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造成严重后果。鉴于此,警方决定对3人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勾勒出中国未来建设体育强国的远景,大到冬奥、三大球目标、体育产业发展,小到每个百姓的健康都涵盖在内。那么,作为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份子,你是否现在就想开始锻炼了呢?  全面统筹  全民健身蓬勃发展  说起锻炼,如今全民健身已经深入人心。在体育强国的规划中,它将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203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92%。  一连串数字的背后离不开全民健身事业的统筹发展,首当其冲便是场地问题。为此,《纲要》提出要加强城市绿道、全民健身中心等场地设施建设,合理利用城市空置场所,并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体育场所;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的同时,有序促进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全民健身的推进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关键。未来,要因时因地因需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制定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还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考核体系,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以达到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身体素养显著提升,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  发挥带头作用  强调三大球整体提升  作为传统体育大国,足篮排“三大球”的发展时刻牵动着国人关注。《纲要》提出要全面推动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道路。特别在“战略目标”部分明确,到2035年实现“三大球”与基础大项实现均衡发展。  为何将“三大球”单列出来强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解释说,从问题角度来讲,现在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作为集体类的、受众比较多的、参与人群比较广的“三大球”,现在在中国发展得还不够好。  “把‘三大球’项目单独提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凸显它们在整个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带动作用,扩大它们的影响力和参与人群的受众面。当然,实现‘三大球’的整体提升,也需要培养项目文化基础,打好青少年训练基础,使‘三大球’的发展能够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  根据《纲要》,未来将起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三大球”训练、竞赛和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科技助力,提高“三大球”训练、竞赛的科学化水平。同时也将挖掘“三大球”项目文化,提高大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稳扎稳打  体育强国建设三步走  李建明介绍,《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从体育发展的实际和体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制定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具体框架,为体育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确定了目标。  首先,《纲要》明确了体育强国建设的三阶段战略目标。具体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体育领域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果,全民族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体育产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  到2035年,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市场充满活力、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公共服务完善、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发力竞技体育  北京冬奥会要创最佳战绩  正如李建明所言,当下国内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在全民健身向前迈进的同时,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样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对于这一点,《纲要》也有更高的要求。  《纲要》提出到2035年,竞技体育要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如今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已不足一年,北京冬奥会也近在咫尺,两大赛事的备战刻不容缓。《纲要》要求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基础项目;持续加大冰雪项目选材力度,恶补冰雪项目短板,不断提高冰雪竞技水平。  最终打造出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一流队伍,确保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取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取得中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  鼓励优势品牌“走出去”  推动体育产业成支柱产业  国内体育产业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很快,随着政策的匹配支持,需求的进一步释放,体育产业已然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国内体育产业增加值7811亿元,2014年到2017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4.6%,处在快速发展和上升期。  如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确认将推动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迎来拐点。“从世界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我们现在的体育产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但发展后劲比较强,我们发展的增速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李建明说。  《纲要》强调,将支持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显著提升体育用品供给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体育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体育品牌,支持优势企业、优势品牌和优势项目“走出去”。  李建明表示:“经过科学测算,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体育产业总量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左右。如果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占到GDP的总量达到4%,就可能成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现在已经有了这方面发展的良好基础。”(王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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