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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澳门新葡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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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部设计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左二)与同事在大殿屋顶整齐摆放在故宫院内的古建材料工作中的古建复制组工程师们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落日熔金,赵鹏一个人沿着架子爬上故宫东华门的巨大屋檐,看着阳光把琉璃瓦屋顶染得一片辉煌灿烂,他被这壮丽的美景深深震撼了。  遥想80多年前,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学家成功修缮天坛祈年殿的往事,赵鹏瞬间“把自己感动了”,因为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和这些前辈一样的工作。这个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小伙子默默对自己说:“修古建将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是2011年,赵鹏在故宫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东华门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如今,赵鹏担任故宫古建部副主任,他与同部门的几十位专家承担着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明年适逢故宫600岁生日,也是进行了18年之久的故宫第三次大修竣工的日子,故宫焕然一新的面貌该有多美?他们和所有的观众一起期待着。  散碎建筑构件铺满整个院子  从故宫东华门进去不远的工作区,有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黄色的“古建部”的牌子。进去以后,发现院子有些陈旧,杂草野花丛生,但生活气息颇浓,花盆里养着各种花花草草,猫咪自由穿行其间。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到处是建筑构件,把院子里的空地都占满了,仔细看去,每个构件上都标注了数字。  “这些有破损的建筑构件都是从古建上拆下来的,编好号,修补好之后还会尽量利用到古建上,我们修古建要最大限度使用原材料、原工艺,保留传统的东西。”一位大姐笑着告诉我,她是故宫古建部设计组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18岁来到故宫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了。黄占均1983年来到故宫的时候,故宫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大修,她很遗憾自己没赶上,否则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务院虽每年向故宫拨出维修专款,但古建专家们赖以增长经验的大修只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在1974年。  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大修,光是垃圾就运走了25万立方米,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6米宽、路基35厘米高的公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故宫破败凄凉的面貌。  第二次修复工程是李先念提出的,从1974年开始一共延续了7年,国家第一笔拨款1400万元。其时国力所限,如此规模和节奏,远不足以抵消近百年来故宫古建筑因氧化、霉菌、虫蛀、酸雨、雷电等造成的侵害,所以,故宫的状况一直令古建筑专家忧心忡忡。  80年代,黄占均进入故宫工作之后,就开始跟着老师傅一起进行古建勘查工作。当时她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以为古建设计只是画图写报告这些案头工作,没想到还需要爬到十几米高的大殿屋顶上,她一下子懵了。  险活、脏活、累活,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幸好我没有恐高症,踩着架子上的几块木板,扶着墙壁慢慢爬上去,到了屋顶往下看,还挺有成就感的。”黄占均对自己第一次勘查的情景记忆犹新。  不过上屋顶可不是为了看风景,需要观察琉璃瓦的破损情况,还要掀开瓦,勘查瓦下面的“灰背”(保温防水层)是否有断开、下滑的情况,“灰背”下面的“望板”是否糟朽损坏,再下面的木基层有没有破损……这种勘查不能只做一处,需要多找几个点,才能基本了解古建的健康情况,所以工作人员经常在倾斜的屋顶上一站就是大半天,无论风吹日晒。古建部的专家们把这项工作戏称为“上房揭瓦”。  专家们为了“上房揭瓦”,得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赵鹏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曾经在雨后徒手爬上太和殿的屋顶,因为情况紧急,脚手架只搭到上层檐口,他踩着湿滑的瓦面,沿着檐头向上爬,一直爬到正脊,考察前后坡外面的情况。“上去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下来可就惨了,双手拼命找东西抓,太滑了,到地面整个人都瘫软了。”  然而,“上房揭瓦”还不算最苦最累的活儿,更艰难的要算勘查古建内部梁架里的情况,高大的建筑还好一些,最难的是比较小的建筑。“就依靠几块木板搭的简易脚手架,到了上面根本站不直,只能弯着腰爬进梁架里面进行手工测量,不能拉电线,需要一直举着手电筒。因为上下不方便,有时候全天都得在上面待着,中午也没办法下来吃饭,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下来休息。”黄占均告诉我,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对于爱干净的女孩子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脏,“梁架上面多年没人上去过,尘土足足有10厘米厚,戴着两层的纱布口罩都没用,出来之后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跟土猴子一样。”黄占均最怕的就是夏天上梁架,“闷热到窒息,密不透风,太难熬了!”  今年夏天酷暑难当,然而黄占均和同事们依旧每天顶着大太阳在屋顶勘查,忍着闷热在梁架里工作,“别人都以为我们是设计师,只需要在办公室喝茶绘图,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户外工作者”。  即使是这样,古建专家们还不忘苦中作乐。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小心从架子上滑了下来,刹那间尘土飞扬不见人影,幸好无人受伤,大家调侃他是“坐着飞毯腾云驾雾下来的”。  这些现场勘查的状况,最后都要写进报告,落在图纸上。看到黄占均画的平、立、剖等各个角度的古建图纸,即使看不懂也会被深深震撼,简直太精细太漂亮了。  黄占均说,“最早我们是用那种鸭嘴形的水笔画在硫酸纸上,画错的地方需要用剃刀刮掉,后来才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绘图。”这些图纸需要达到什么要求呢?“将来即使这个建筑物没有了,按照这些图完全可以原样复建。”  所以故宫流传一个说法,说古建部的专家一个个都文武双全,“文能案头作图,武能上房揭瓦”,还真不是吹的。  爬上东华门一看都惊了  2002年3月,故宫第三次大修开始了它的漫长历程,同时也是百余年来,这个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的首次整体大修。古建专家们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然而,事情绝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  作为大修的一部分,28岁的赵鹏领到了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东华门维修工程。学了多年的建筑专业,心怀职业梦想,赵鹏对古建修复充满了期待,可是,他爬上东华门详细勘查一番之后,几乎惊呆了。  “现在想想都后怕,当年真是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连这个活儿都敢接。”赵鹏笑着说,当时有位老师傅跟他说:“小伙子,这回可让你抄着了,东华门是故宫所有古建里状况最差的。”  那时候,赵鹏进故宫工作才一年,对东华门这个建筑并不了解,一查资料发现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修建的年代都不知道。“东华门很特殊,民间称为‘鬼门’,故宫所有的大门都是九横九纵81颗门钉,只有东华门少一行,是72颗门钉。有一种说法是皇家如果有人在紫禁城去世,由东华门把死人棺材抬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华门是供大臣们进出的,因为他们级别低,所以门钉规制上要低一些。”  现场勘查的结果更让赵鹏吃惊了,“斗拱以下是明代的,可是天花板以上的部分明显是清晚期的风格。我们在梁架上发现了同治年间留下的4个人的名字,可能是那时复建过,但是复建得极不规范,梁下的柱子七拼八凑,有些简直就是破木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东华门有很多谜团一直无法解开。”  这些谜团给修复带来了很多困难,赵鹏只好虚心请教老师傅,按照传统工艺,从头学起。“东华门是我的一个起点。”赵鹏说,“以后我的胆子是越干越小了。”面对古代这些伟大建筑,保护专家们的心情可谓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修复讲究到每一颗钉子  即使是黄占均这样的资深高工也有同样的忐忑,因为几乎没有人具备大修的经验,都是边干边学。她第一个单独负责的大修工程是神武门。“以前都是局部的修缮,从来没有揭过顶子,揭顶的时候心情特别紧张。”打开一看,她也惊呆了。  “神武门的做工确实非常讲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年代的建筑手法,复建也都是使用传统老工艺,基本保持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神武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从它建成至今虽经多次保养维修,但从来不全面,所以这项大修工程也算几百年来“破天荒头一遭”。  神武门的很多构件包括木基层及瓦面等,在形制及工艺加工技术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风格和做法,大修时专家们决定,能保留的原构件尽量保留。  “要求施工前对将要拆下的每一构件都要进行编号,还要注明其形制、位置,以便重新放回原位置;我们对表面脱釉大于70%的琉璃瓦脊件,采取挂釉复烧的手段继续使用;对木基层包括椽飞、望板、里口木等构件糟朽部位进行镶补;传统手工打制的镊头钉,由于年久大部分均已糟朽变形,我们按传统工艺做法重新打制镊头钉,按原位钉安……”黄占均如今说起这些事情似乎容易,可背后却是专家和工人师傅们付出的大量劳动,讲究到每一颗钉子,这就是故宫修复的风格。  故宫大修被突然叫停  然而,这几年,随着故宫老工匠的退休,“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工匠断代的情况严重,也给修复造成了困难。  2014年,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故宫第三次大修工程忽然被当时的故宫院长单霁翔暂停了,这是为什么呢?2014年5月的一天,在故宫巡查的单霁翔突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外围又搭起了脚手架。单霁翔感到很奇怪,过去的建筑320年都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刚修好的屋顶,这么快又要复修?  经过调查,单霁翔发现目前的故宫大修存在一些机制上的问题,包括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包工头招来施工的农民工缺乏传统技艺,北京人不愿意学瓦匠木匠,而培养的外地传承人无法进京,造成工匠断代等。“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说。  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单霁翔在会上用八分钟时间几乎“哭诉”了故宫大修面临的这几个问题。会后,他写报告呈交全国政协领导,得到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自此,故宫的修复开始重新运作,不再视为工程,而是“研究性保护项目”。  目前故宫正在进行的研究性保护项目共有4个,分别是养心殿、乾隆花园、大高玄殿和紫禁城城墙,工期延长了,因为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更细了。  这个项目的启动让古建部的专家们非常欣喜。“其实80年前,梁思成等建筑学家进行的天坛修复工程,就是很成功的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先例,他们当时展开了细致的现状勘查和历史文献发掘,全城由专家指导,真正以文物而非一般房子的态度对待古建,天坛修复工程的保护原则和创新制度在今天仍有领先之处。”  赵鹏为此还专门和朋友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天坛到养心殿,是“研究性保护工程的轮回”。  为什么迟迟不开工?等待“懂行匠人”  2015年最先启动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是故宫在古建修缮方面的首次尝试,为什么是养心殿?单霁翔曾这样解释:如果说故宫古建筑群代表了明清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养心殿则是故宫古建筑群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它是清代紫禁城使用率最高的地方,集中反映了清代建筑艺术中汉文化、满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元共生。  “可研究的项目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赵鹏感叹,“以保护的手段、研究的态度对待古建筑修缮,可以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现历史信息,为观众讲出文物的故事,而不是简单地只让大家看一看。”  然而,养心殿项目启动了两年多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动工修缮,当时很多人都有些不解,这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赵鹏告诉我,其实故宫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譬如全院各个部门全面介入,开展了33项课题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包括“养心殿文化遗产现状评估”“养心殿文物建筑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园艺植被的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等,故宫原院长单霁翔曾明确表示,“养心殿项目要全程强化研究精神,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这其中也包括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工匠传承”问题,“养心殿官式营造技艺传承、培训与考核”项目终于启动了。  赵鹏介绍说,故宫希望通过养心殿项目,重建故宫古建筑传统技艺传承队伍,解决修缮队伍水平低、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问题。养心殿为什么迟迟不开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待“懂行匠人”,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传统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扎、油饰、彩画、糊”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项传统工艺,从材料到做法都严格遵循营造则例。历时2年,故宫博物院终于完成了一批官式营造工匠的培训,工匠到位,养心殿修缮维护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与此同时,其他几项研究性保护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黄占均负责的是乾隆花园项目中“萃赏楼1区”建筑群的修复,其中包括13座古建。在她的电脑中,我看到了详实的勘查报告和几十张精密的设计图,这还不包括“隐蔽工程”,随着修缮工作的进展,随时会出现以前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就需要他们立即解决。  时间越来越近,古建部的专家们工作也越来越紧张,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将在2020年全面竣工,这是一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修复的一砖一瓦,里面都蕴含着专家和工匠们的智慧与汗水。  我们期盼着故宫不再有工地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文化的精华,将更加闪耀世界。(京范儿)

澳门新葡萄官方网站::::  杭州10月20日电 :题:从“靠天吃饭”到“靠云吃饭”:大数据、云技术助力中国乡村振兴  记者崔力  数百亩彩色稻田、成片的西红柿大棚、黄河口的大闸蟹、西藏拉萨遍地的天山雪菊,通过凤岐茶社打造的“农业大脑”,只隔着一个屏幕,所有种植场景仿佛触手可及。  在物联网、云计算的赋能下,“农业大脑”汇集了所有数据,相当于一个能够实时看到农户信息、土壤湿度、气温情况的总指挥部,田间地头的风吹草动“尽在掌中”。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建设一个谭家湾‘云上农业’试验场,2019年年初正式启动建设,占地约700亩,分28个网格来展现不同的种植场景。建成之后,‘云上农业’试验场就可以与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场景实现云端互联,成为中国‘云上农旅’的一个样板间。”凤岐茶社的总经理傅骞介绍。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第25年,网络科技早已渗透进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浙江乌镇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面对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农业企业也开始搬到了“云上”。  浙江乌镇的谭家湾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是马家浜文化的重要遗址。时隔千年,乌镇摇身一变互联网之都。穿越千年时空,古老的农业文明与新生的互联网在乌镇来了一次“邂逅”。  在山东寿光的野虎村,农民们种植西红柿,何时应该浇水、施肥,全都是凭经验和感觉,辛辛苦苦种植出来以后,一斤西红柿的收购价大约只有2-3元。  通过物联网技术,在土壤中铺设三层传感器,就能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情况,让农户知道何时该浇水;各项数据指标都能通过物联网实时“上云”,标准化的生产得到了保证。  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标准化后,从农产品变为了农业商品,借助农业合作社统一打造的品牌,进入长三角地区的高端消费市场,每斤西红柿甚至能够卖到20元,附加值翻上了好几倍。  售出的农产品,消费者可扫码一键溯源,不仅能看到产地信息,还能够看到农产品从小苗开始的生长全过程,在农户和消费者间搭建起信任的桥梁,实现“优质”农产品“优价”。  考虑到标准化农业会对农民的自身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傅骞表示,“要培养一批会技术、懂数据的‘新农人’”,因此搭建起了一个“云上农校”,农业专家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远程视频技术“走”进农民的大棚,参与生产全过程,为农民答疑解惑。  凤岐茶社是成立于2014年的创业服务机构,采用“互联网+”的模式构建,截至2018年底,已在国内13个省份孵化出现代农业企业60多家。  凤岐茶社的总经理傅骞说,“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国内更多的农业连入试验场,对他们进行技术赋能、金融赋能和品牌赋能,从而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提升,助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最终帮助我们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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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月23日电:题:处分25.4万人!2019年上半年正风反腐呈现哪些新趋势?  “新华视点”记者朱基钗、翟永冠、孙少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3日通报:201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60.9万件次,立案31.5万件,处分25.4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0人,厅局级干部0.2万人。  数字背后有哪些正风反腐的新趋势?  趋势一:腐败官员主动投案不断增多,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年底,党中央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新的重大判断,即“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同时明确重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9年1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2019年“首虎”。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发布的执纪审查信息,今年上半年共有11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018年同期被公开通报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为10人。  今年2月公布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包括艾文礼、王铁等中管干部。今年以来,主动投案的案例也不断出现。  5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仅隔10天,5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再次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在湖南,今年上半年全省共主动投案167人、主动交代问题448人,同比分别增长79%、75.7%;浙江将今年5月定为“警示教育月”,当月主动投案党员干部达40人;今年以来,贵州共有3173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腐败官员纷纷主动投案源于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标志。  趋势二:多名金融行业的官员被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强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去年底,中管金融企业内设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闭幕不久,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上海市纪委监委就发布消息,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李杨勇接受审查调查。  2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刘虹、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公司总经理蒋斌、银保监会广西监管局副书记赵汝林、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顾国明、建设银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原副总经理陈德、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局长徐铁、人保投资控股公司原副总裁刘继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桑自国、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上海分局原副局长马路……今年以来,从公开发布的信息来看,已有多名来自金融监管、银行、保险、投融资等领域的官员被查。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趋势三:继续狠刹“四风”,加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19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6341起,处理37207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6234人。去年同期,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677起,处理3661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29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说,从数据对比不难看出,狠刹“四风”的工作力度丝毫不减。同时,“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松懈。  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提出了一系列在力戒形式主义方面的实招硬招。  5月6日,中央和国家机关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推进会召开,对这一工作进行专题部署。今年来,多地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对精简会议、下发文件数量、考核事项减少等定下硬指标。  徐行说,狠刹“四风”维护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厚植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下一步,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露头就打,时刻防范各种新动向新变异,继续纠“四风”、树新风。  趋势四:扩大追逃范围,一批外逃多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中央追逃办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至今年5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百名红通人员”58人,追回赃款142.48亿元人民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各级追逃追赃机构进一步完善、工作力量得到加强,形成了更强大的合力。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基层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被纳入追逃范围。今年以来,一批外逃多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相继归案。  1月15日,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王军文回国投案;:3月28日,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投案;同一天,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席飞被抓捕归案;:4月22日,广东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遣返回国;:6月29日,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风说,国际追逃追赃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职务犯罪方面的追逃追赃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对于保证国企、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  成都9月7日电(记者陈健)四川自2008年开始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以来,已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房屋203万套,帮助约600万人“出棚入楼”,改善了住房条件。  这是记者6日从四川省住建厅了解到的。据介绍,目前四川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1平方米。  四川还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从2015年开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众“出行难”,四川积极探索由省级财政“以奖代补”的方式,推动老旧住宅增设电梯,现已支持增设电梯2061部。  同时,四川着力改善农村群众住房条件。2009年,四川全面启动农村危房改造,至今已累计完成改造190.5万户。近年来,四川出台《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和《四川省农村建筑工匠管理办法》,将农房建设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对农村建筑工匠的培训及持证上岗管理,有效提升了农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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