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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7月18日电:题:星火遍洒川黔边,红色记忆代代传  记者丁玫、李䶮、伍鲲鹏  “红军,红军;前进,前进”,在当年的红军大学门前,当被问到是否知道红军时,仅有四岁的杜豪宇小朋友拉着姐姐唱起了一首童谣。在这个叫作南腰界的重庆山区小镇,红军的故事伴着一代代人长大。  这是7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镇。:记者:刘潺:摄  “1932年8、9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三军在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撤出洪湖地区。经过艰苦斗争,红三军在1934年6月4日进驻南腰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介绍,红三军一方面抓紧休整,另一方面与各方国民党军进行多次战斗,最终建立了以南腰界为中心,纵横川黔上百公里,拥有17个区苏维埃和10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  “我家世代住在南腰界,听老人说,贺龙老总带部队来的时候分散住在村民家中,在红军队伍里,为房东家挑水、打扫是纪律,每到农忙时节,战士们还会下田助民劳动,红军为我们做过太多的事情。”每每提起红军,当地村民杨继川总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7月17日,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前,参加再走长征路记者团的记者们在进行采访拍摄。:记者:刘潺:摄  “我的爷爷见过贺老总,后来还参加了游击队,他跟我们讲,那时贺老总经常会在村头钓鱼,送给小孩子带回家去。”杨继川说。  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进犯初创的黔东革命根据地。就在红三军主力部队到游击区作战时,盘踞在深山老林的南腰界团总冉瑞廷趁红军守备力量不足之机骚扰南腰界根据地,企图扑灭革命火种。  这是7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镇的“红军医院”旧址。:记者:刘潺:摄  南腰界镇副镇长甘红光介绍说,红军闻讯后,立即派遣一个团星夜回援。顽匪抵挡不住攻势,便挟持百余群众躲进由大青石建成,水田环绕,易守难攻的冉氏祠堂。因担心误伤群众,红军奉上级命令,将祠堂团团围住,并对敌匪施压,迫使其释放了群众。总攻时,红军用自制土炮打开缺口,突击队员趁夜色翻入祠堂,与敌展开肉搏,最终全歼敌人。  “要吃海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架在颈子上,眉毛不皱眼不眨。”不怕牺牲,一心为民的红军得到了百姓们的全力拥护。在南腰界根据地,红三军共扩红1000余人。当时南腰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为红军或游击队贡献了家中的壮劳力。  这是7月17日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镇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内陈列的红三军使用过的印章。:记者:刘潺:摄  1934年10月,红三军接应到了由任弼时、萧克率领,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的红六军团。27日,两军及附近游击队共8000余人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根据中央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次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直入湘西,以牵制国民党军部署,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红军主力离开了南腰界,但这里的红色情缘并未断绝。在镇上一座土地庙的墙壁上书写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等十条施政纲领。这是中共六大所确定的《十大政纲》。这样的标语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保存下来呢?  这是7月17日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县南腰界镇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内贺龙办公的房间。:记者:刘潺:摄  原来,在红军撤离后,南腰界人民用加盐巴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草木灰和锅烟灰涂抹,使标语“隐藏”起来并保存完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地老人的回忆下,文物部门才发现了这处遗迹,并将其妥善保护。  走在今天的南腰界镇,可以看到“红军”是最鲜明的元素。这里的道路叫作“红军中街”“红军新街”,这里的医院叫作“红军医院”,这里的小学院墙上也镌刻着五角星。  红色记忆不仅是南腰界人历史上的骄傲,也激励着他们在今天为幸福而奋斗。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交通闭塞,南腰界至今仍属贫困地区。但仅在2018年,南腰界就完成了17条共56公里“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并且发展了烤烟、青花椒和油茶等特色农产品,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家里现在有五口人,年人均收入能有8000多元,日子过得比原来好多了,红色的故事咱们也要继续讲,我爷爷讲给我,我也讲给孩子们,一代代传下去。”杨继川说。  相关链接:  无名的牺牲——记在重庆石壕的那场生死离别  学习长征精神:礼赞长征英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遵义开展文化慰问  真理之光——苟坝马灯的故事  

美高梅手机版下载::::  从今年7月起,我国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此外,为确保学位证书的权威性,对获得多个学士学位的学生都只发一个证书,所获各类学位情况在证书上予以注明——记者7月27日获悉,为规范学士学位授权授予工作,健全学士学位管理制度,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除上述变化外,《办法》还明确了学士学位授权审核的权责,提出了标准和程序等相关要求,并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学士学位授予问题和第二学士学位作出规定。  “新中国学士学位制度建立近40年来,较好地满足了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但随着本科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也产生一些新问题,如部分学士学位授权审核不规范、制度设计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支持不足、学位授予质量监管处置有空白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办法》设置三年过渡期,过渡期期间,高校按原有政策执行,2022年起所有高校按新规执行。  第二学士学位本月起停止招生  此次办法中,最先成为焦点的,是已经实施35年的第二学士学位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记者了解到,1984年以来,为了尽快地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少数高校试办了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印发,明确规定“第二学士学位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与培养研究生一样,同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一种途径”。  “第二学士学位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非常薄弱的情况,以及我国人才结构实际,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提出的一种应急性人才培养渠道。”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而设立的第二学士学位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  现实中的数据可以显示这种变化。相关报道显示,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等36所高校获批进行软件工程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招生。2012年,报考武大软件工程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考生人数仅为招生计划的一半。当年,招生计划为183人,仅96人报考,其中21人参加了校方单独组织的笔试,最终有19人被录取。近年来,部分高校不断减少第二学士学位生的培养专业与人数,某些大学甚至停止了第二学士学位招生。  “高校目前实行的第二学士学位,很多也是双学士学位和辅修学士学位的模式,为此,此次文件提出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上述负责人表示。  三种学士学位类型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  第二学位降温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背后,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不断升温。开设计算金融专业、创新本科“混合班”教学……今年招生季,越来越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闯入公众视野。这也成为推动此次《办法》出台的另一种现实需要。  “近年来,围绕着复合型人才培养和优质资源共享,各高校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部分做法缺乏政策依据的问题。”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为分类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此次《办法》提出设置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三种学士学位类型。文件规定,对于全日制学生在本校自主选择读多个学位的,可以采取辅修学士学位方式;对于学校主导开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可以采取双学士学位方式,对招生、培养、毕业等进行整体设计,由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对于校际之间正式开展的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可以采取联合学士学位方式,推进优质资源共享,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  “各省应制定双学位、联合学位项目的审批细则,从严审批管理。如双学位项目所依托的学科专业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上述负责人还告诉记者,为确保学位证书的权威性,对于获得多个学士学位的都只发一个证书:“所获各类学位情况在证书上予以注明。”  定期进行质量抽检,建立申诉复议通道  长期以来,对学士学位的质量监督比较薄弱,一直成为关注焦点。记者注意到,为加强管理,填补政策空白,《办法》要求省级学位委员会建立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质量的评估制度和抽查制度,将学士学位质量监督纳入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并建立申诉复议通道。  《办法》规定,省级学位委员会应建立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质量评估制度和抽检制度,原则上在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完成首次学位授予后对其进行质量评估,并定期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专业进行质量抽检,加强对双学士学位、辅修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的质量监管;建立完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监督机制;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或授权专业,可采取工作约谈、停止招生、撤销授权等措施。  《办法》同时要求,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应建立相应的学位授予救济制度,处理申请、授予、撤销等过程中出现的异议,建立申诉复议通道,保障学生权益。  (记者: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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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没有“功过相抵”:治病:扶起“跌倒干部”  据统计,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通报近80名干部案件信息,其中中管干部4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共21人,人数远超11月份,创2019年新高。此外,12月还查处了53名省管干部,环比也有所增加。  记者梳理发现,上述案件中,近40人为首次通报,其余为落马官员案件处理结果,30多人被开除党籍。  年关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开设了“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做到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盯住、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查处,严办顶风违纪者,维护风清气正的节日气氛。  八项规定7周年,五类问题突出  2019年12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在主题教育期间查处的8期典型案例,又有不少干部倒在了违规吃喝和吃拿卡要上。  其中,“在巡视组进驻当晚,28名干部顶风吃喝”一案,令人瞠目。  在河北省委第九巡视组进驻保定市徐水区的当天晚上,该区28名领导干部,分两批在辖区内企业聚餐,包括副区长等2名县级干部,10名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14名科级干部等。  事后,徐水区委、区政府被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区委书记苏树锋及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永,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苏树锋被免去区委书记职务。  2019年12月3日,江苏省常州市通报了专项整治“烟卡”行动的成果,29家单位、72名党员干部上交“烟卡”273张,退交违规资金129.63万元。  “烟卡”上印有编号,注明了“价值×千元”或“某某品牌香烟×条”等信息,方便小巧、包装“体面”,其“准现金”功能,在一些人眼中成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甚至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谢某某,先后收受“烟卡”40余万元,占到其涉案金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每张“烟卡”能兑换少则五条、十条,多则数十条香烟。经过整治,党员干部对“‘烟卡’就是‘腐败卡’、收卡就是收现金”的观点,已形成共识。  到2019年12月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整7周年。7年来,全国共查处31.7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主要集中在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及大办婚丧喜庆五类表现,且这五类问题共22.3万起,占全部问题比重70.2%。  在严肃查处下,面上的不正之风基本刹住,党风、政风、社风不断好转。但也要看到,一些违规违纪行为“升级翻新”,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表现。比如“不吃公款吃老板”,通过微信、电子转账等方式收送礼金,公车私用等等,这反映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  反腐红线面前,不存在“功过相抵”  2019年12月10日,四川省巴中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张尚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记者注意到,张尚华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郡县治,天下安。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则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出色业绩,得到了群众认可,是领导干部中的标杆。  然而,截至目前,已有5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落马。除了张尚华,还有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原局长董金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原常委、西吉县委原书记马志宏,山东泰安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征。  12月被提起公诉的深圳市坪山区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国红,曾是感动过无数人的“雪域英雄”,最后却成为敛财狂人,堕落轨迹令人叹惋。  刘国红早年主动申请到西藏服役,17年间多次荣立军功。他曾被狼群围困五天五夜,仅凭尿液延续生命,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  转业后,面对种种诱惑,这位老兵逐渐失去了本色。从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收下10万元现金,到面不改色地收受巨额贿赂,他最终沦为阶下囚。  12月被查的还有宣称“拒收礼、不吃请”的刘杰。这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同样不乏“战功”: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6次,被评为“自治区人民满意警察”,还被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先进标杆沦为腐败分子,充分说明功劳簿绝非“保险箱”,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有的干部还将荣誉视作腐败资本,认为自己是“先进典型,组织考虑政治影响不会轻易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原区长薛维林就是一例。  “我原以为,一俊遮百丑,只要工作上做出成绩,只要是不杀人,犯点错误也是枝节问题,有了政绩就能遮住各种错误。”落马后,他才痛心疾首,“被成绩遮住的错误危害更大”。  守着显著政绩,多种荣誉傍身,但只要触碰反腐红线,一定会被严惩不贷,绝不存在“功过相抵”。  管好“身边人”,防家风败坏养痈成患  12月对违纪中管干部的通报中,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克勤“道德失守,家风败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  查看近年来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身边人”成为高频词。比如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纵容亲属利用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庆奎,“长期对家属失管失教”;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家风败坏,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利用职权搞特殊谋私利”;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谢明,“家风不正对子女失管失教放任纵容”……  “身边人”形式不一,有的是“夫妻档”,有的是“父子兵”,还有“兄弟连”,更有“秘书帮”,但实质皆为利用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时刻面临各种考验,这就要求必须管好自己的“三圈”,防止家风败坏成为贪腐导火索。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宏,日前在警示教育片中“现身说法”:“我这个一家之主,是家里的掌舵人,没有掌好舵。妻子和小舅子目光短浅,他们是看不到这些危险的。但我采取的措施居然是这样软弱无力,这样错失良机,害我们一家全栽进去了。”  他甚至在片中哭喊,“我愧对组织,愧对关心和培养我的人!这都不值啊,我想死啊”。  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失管失教,对身边人放任纵容,结果养痈成患,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树立良好家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堵住工作漏洞,严防小官巨贪  躺在百万“现金床”上睡觉,并非影视剧中才能见到。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原工委书记陈玉慧,“搂”钱超3亿,对不义之财又爱又怕,床下就铺着大量现金。其案情通报指出,陈玉慧“六项纪律”全破,“七个有之”几乎全占,是天津滨海新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正处级干部。  媒体报道称,陈玉慧想方设法进“圈子”,用各种招数攀附“圈主”,北上延边吃狗肉,南下北海尝海鲜。因为太贪,甚至被行贿商人评价“吃相不讲究”。  日前被宣判的一名科级干部,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蒋炜,被指利用职务便利,受贿877万元,获刑10年6个月。  河南省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金桥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原主任刘某防,也是小官巨贪的典型。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五百余万元,获刑13年。  甚至有些人并无官衔,仅是身处关键岗位,也在欲望驱使下走上贪腐不归路。  吉林省舒兰市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原科员王苑,骗取廉租房补贴款458万余元。其被抓时,已挥霍340多万元。一名普通科员,骗取巨额公款,这是因为他把工作漏洞当成贪腐“黑洞”,先后利用70户伪造的或已取消补贴资格人员的档案号、返回来的银行存折和银行卡等虚假信息,进行重复申报,申请补贴款。  同样借工作漏洞,湖南省衡东县杨林镇村账代管中心原出纳谭鹏贪污100多万元。同事感叹:“平时看上去挺老实的一个年轻小伙儿”。杨林镇村账代管中心会计出纳长期由谭鹏一人兼任,单位印章也由其保管,再加上杨林镇财政所负责人不负责任,长期对资金缺乏监管,导致村账代管中心账目由他一人“说了算”,让他有机可乘。  小官巨贪是对基层政治生态的严重腐蚀,严重破坏党员干部的形象,党纪国法决不允许小官巨贪现象的出现,贪婪的干部必定会遭到严惩。  扶起“跌倒干部”,拉上“掉队干部”  回顾2017年、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处理人次分别为78.6万、110.4万。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各部门正积极开展回访教育,引导受处分干部打开心结,鼓励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重整旗鼓、积极作为。对表现突出的依纪依法继续使用甚至提拔重用,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受过处分的人最怕被歧视,怕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在同事面前没面子,怕一旦受处分,前途就基本划上‘句号’了。”不少干部受处分后,会有心理包袱,导致心情沮丧,工作推进不力。  对受处分党员干部进行回访教育,既是做好受处分人员思想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受处分人员关心和帮助的具体体现。  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党员干部黎某,扎根基层28年,一直是镇上的业务骨干。因违反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受到处分后,心理包袱一直解不开,总觉得自己如同“白纸蘸上了墨水”。  回访工作中,纪委工作人员多次找黎某谈心谈话,耐心进行疏导:“没有人对你另眼相看,只要正视错误,汲取教训,改了就是好同志。”经过多次谈话,黎某从内心意识到,“组织没有放弃我,感到很暖心”。  同样,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李顺华,在接受回访教育后感慨地说,“受到处分后,既惶恐自卑,又压力巨大,是组织的回访教育帮我解开心结,重拾自信,获得‘新生’。”  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充分考虑受处分人员的情况特点,量身定制回访方案,确保每一名受处分人员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对表现突出的人员,继续使用甚至提拔重用。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存夙,在担任花都区原新华街党工委委员、街道办副主任期间,受到过党内警告处分。处分没有影响他干事创业的热情,他积极履职,重点推动绿色金融街建设,认真履行河长职责,后来被评为广州市优秀河长。  对处分期满、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干部,广州市坚决使用。2018年以来,广东省共对受处分人员开展回访教育6293人次,其中129人处分期满后获组织提拔或重用。  回访教育扶起“跌倒干部”,拉上“掉队干部”,起到“回访一人、教育一群、影响一片”的效果,也有力回应了“多干多错”“不干不错”等错误论调,真正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记者黄海波、刘婧宇)

北京11月7日电(记者罗争光)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据了解,中央宣讲团主要由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所在领域和地方开展宣讲。  从7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京进行集体备课。大家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据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精心备课,起草撰写宣讲稿,为赴各地宣讲做好充分准备。  中央宣讲团将于10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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