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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9 来源:澳门新萄京网址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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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章台镇一家养老院,院长杨瑞美和老人一起剪窗花(2019年6月12日摄)。记者:朱旭东:摄  北京9月1日电 :题:人民至上的生动实践——共和国民生发展成就巡礼  记者:齐中熙、魏玉坤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7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着从穿得暖和到穿出品位,饮食从吃饱肚子到吃出健康,居住从瓦片遮头到住得安心,出行从徒步跋涉到日行千里……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看得见——获得感持续提升  “边踩踏板,边移动针头下面的布料,很快就能做出一件衣服。以前的衣服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的百年老物件展厅里,年逾60的李秀梅指着缝纫机等展品,给小外孙讲起过去的故事。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粮食、布匹、肉类等都是凭票供应。老式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再加上收音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三转一响”,拥有这些物品曾是人们的梦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中国人民的生活告别了“票证时代”、走过了“温饱阶段”、迎来了“全面小康”。  顾客在河北省肃宁县一家裘皮商城选购服装(2017年12月29日摄)。记者:杨世尧:摄  食品消费从匮乏到富足——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蛋类消费量比1956年增长2.9倍、2.2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5年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蛋类消费量分别比1954年增长5.2倍、9.5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3年增长8.9倍。  衣着从穿暖到穿美——  服装的品牌化、时尚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衣着消费支出大幅增长。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比1956年增长53.6倍;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比1954年增长82倍。  消费者在吉林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17长春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上参观选购新能源汽车(2017年12月8日摄)。记者:张楠:摄  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非常有限。如今,不仅彩色电视机、冰箱在城乡居民家庭普及,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也走向寻常百姓家。201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43.1部、计算机73.1台、汽车41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57部、计算机26.9台、汽车22.3辆。   江西省德安县宝塔乡八一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明江在晾晒板鸭(2019年1月17日摄)。截至2018年底,德安县共有2907户、8410人实现稳定脱贫,4个“十三五”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记者:宋振平:摄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贫困如洗。上世纪50至70年代,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精准脱贫政策陆续出台。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人们在上海闵行体育公园内的露天电影院里看电影(2019年7月7日摄)。7月到9月期间,上海全市16个区将累计放映200余场次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提供别样的消暑纳凉好去处。记者:方喆:摄  摸得着——幸福感不断增强  对于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看场露天电影都算奢侈。  “晒谷场高处的两棵树,挂起白底黑边的幕布,音乐响起,场上的孩子们抱着板凳围在放映机周围,等待那一束光从放映机里射出。”回忆起50多年前看露天电影时的场景,家住合肥市的张林老人至今难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落后,影院等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事业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末,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全年电影总票房超600亿元,比1991年增长超25倍。  游客在青海茶卡盐湖游览(2019年7月18日摄)。记者:张龙:摄  看场电影之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标配”。  “这里很美,有雪山草地,悠悠白云,感觉自己融入大自然中了。”今年暑期,来自福建的蔡洪霞一家到青海旅游,把茶卡盐湖作为此行第一站。  入夏以来,茶卡盐湖进入旅游旺季,日均游客接待量超4万人次。  旅游业又被称为“幸福产业”,是生活从温饱到日渐富足,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如今,生态游、红色游、亲子游等日趋火爆,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充实。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均出游已达4次,国内旅游人数超55亿人次,是1994年的11倍;国内旅游收入超5万亿元,是1994年的50倍。  这是四川雅康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2018年12月30日无人机拍摄)。2018年12月31日,雅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并试通车运营,结束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康定市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记者:江宏景:摄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旅游已成为中国人的“幸福必需品”。今天,出行更加便利,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遥远;环境更加优美,让“处处是风景”成为现实。  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倍。铁路路网纵横延伸,“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运营。航线网络覆盖率大幅提高,航空运输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这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2017年7月11日摄)。记者:王晓:摄  空气质量逐年提高。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比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重污染及以上天数比例比2015年降低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占比较2015年提高14.2个百分点。  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基诺族乡民族小学学生在跑步(2019年6月11日摄)。基诺族现有两万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当地的民族教育事业近年来蓬勃发展,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记者:胡超:摄  靠得住——安全感逐步筑牢  在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加荣社区加央旺久家,小院里一片欢声笑语。旦增曲珍和她的两个姐姐正围坐在一起,一边择菜,一边说笑。已是八旬老人的加央旺久和老伴儿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女儿们。  “旧社会,有钱人的孩子才能上学。现在,我们家有好几个大学生了!”加央旺久自豪地说,他的5个孩子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孙子辈中,已经有4个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经过70年不懈奋斗,到了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为患者抽血检查(2019年7月28日摄)。记者秦晴摄  社会保障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2018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医疗卫生服务长足进步。2018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覆盖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目标取得长足进展。  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等人群的关爱服务;不久前出台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推出了28条具体政策举措,推动养老事业发展健全;《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政策接地气、顺民心。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坐标中,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延展的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进足迹。

澳门新萄京网址3522::::  南宁11月4日电 题:“扶贫驿站”搭起山乡“脱贫致富桥”  记者覃星星、陈一帆  正值“街天”(赶圩日),广西南宁市隆安县都结乡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扶贫驿站”门口的就业扶贫服务中心挤满了前来询问的村民,一派忙碌的景象。  今年9月初,来自都结乡达利村的黄艳红通过“扶贫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了解到黄艳红的基本信息和就业意向后,工作人员帮她联系了南宁市一家建筑公司,面试成功后,黄艳红几天后就到这家公司上岗工作了。  42岁的黄艳红主要负责一些搬运工作,10月份刚领到4000元的第一笔收入。“我们家就我和丈夫两个劳动力,上有一老,下有两小。从前主要靠打零工挣钱,长年累月地四处奔跑务工,有一顿没一顿的。”黄艳红说,现在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能支撑起大女儿的绘画梦,一家人都很开心。  隆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而都结乡地处石漠化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生存条件艰苦,是壮乡首府南宁唯一一个深度贫困乡。2015年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6个,2017年认定深度贫困村11个,其中就包括黄艳红所在的达利村。  为了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都结乡“扶贫驿站”于2017年成立。这个驿站通过融合承担就业扶贫服务中心、第一书记工作驿站、电子商务扶贫平台三大板块功能,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都结乡劳动力人口约2.5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1.5万人左右,群众收入来源高度依赖劳务输出。此前很多村民只能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零工,缺乏稳定的就业信息渠道。”都结乡党委书记隆耀强说,一人稳定就业,全家脱贫就有了希望,对此都结乡积极推进就业帮扶。  实践证明,“扶贫驿站”这一平台有效解决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渠道窄的问题。2017年以来,都结乡群众通过“扶贫驿站”进行劳务输出求职登记的有380多人次,开展就业培训4期,当地党委政府还举办集中招聘会8次,通过联系对接有劳动力需求的企业实现转移就业85人,安排在本乡扶贫车间就业23人。  2019年8月,为更好提升运营效率,“扶贫驿站”引进第三方——广西圣为劳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推进就业扶贫,并探索出“扶贫驿站+劳务公司+农村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扶贫新模式,搭建起贫困劳动力、用工企业、劳务公司之间的沟通桥梁。  由于地处大石山区,交通不便,都结乡种植的玉米、豆类、指天椒以及养殖的黑山羊、生猪、鸽子等在附近有较好口碑,却一直缺乏规模效益,销路也不畅。对此,全乡各村的第一书记通过第一书记工作驿站,促进村与村之间的交流,根据各村特色打造一村一品新格局,在16个贫困村先后建设桂西牛、黑猪养殖、辣椒种植等产业扶贫示范园基地,有效促进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贫困户收入。  与此同时,“扶贫驿站”运作创建了微信公众号,通过网络销售平台宣传本地的“山货”产品,让都结豆腐、黄豆等农产品上网、入城。目前,全乡通过线上销售,已累计销售家禽1500多羽、各类农产品10吨,实现产值约20万元,带动500多户贫困户增收。  “接下来我们将派三轮车到各个村宣传‘扶贫驿站’,带动更多村民积极参与。此外,还要拓宽电商宣传渠道,通过多个热门平台推广本地的扶贫产品,让我们的‘山货’搭上‘扶贫驿站’这个桥梁走出大石山区。”“扶贫驿站”运营负责人赵振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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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违建屡禁难绝:疏堵结合期待破题  拆违攻坚:一场做减法的基层治理持久战  城市的顶楼阳光房、商品房通风井改造变房间、农村的“一户多宅”、私占农田盖房建厂……时至今日,在中国城乡的角落,违建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尽管城市管理者们持续整改,但历史遗留的“存量包袱”和屡禁难绝的新增违建,让拆违成为基层治理痼疾。  回顾2019年,从河北到广东,从浙江到贵州,全国多地展开拆违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这场基层治理的持久战中,基层人士疾呼,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参与。  持续整改仍“量大面广”  多位业内人士提到,违建问题频繁出现且长期存在,本质上是我国基层土地管理能力难以规范引导转型期百姓各类建设需求的产物,尤其是无法合理控制利益密集地带中,部分农户和城市居民逐利建房或违规建房的不合理冲动。  在广州,一处在当地著名景区白云山上存在了30多年的历史违建“大钵盂”,在多方的努力下于2019年成为历史,并成功复绿。“大钵盂”所在地街道社区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很难想象,在一片不足500平方米的区域,曾有18栋四五层高的违建,高峰时超过500人居住其间。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治违督导处处长郭敬曦表示,早在20年前,当时的规划部门就下发过拆除通知书,法院去强制执行也没完成。由于未出现较大的安全事故,在没有更好的安置办法下,当地一直没有采取强拆措施。  实际上房屋建在半山腰,雨季来临时这里极易出现地质灾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2013年前后,“大钵盂”所在的区域就被确定为地质灾害点。直到2018年一场连绵数日的大雨,才让这里的问题再次进入官方视野。  2018年,广东遭遇了台风“山竹”袭击。周边居民形容,台风过境时,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风雨飘摇”。处在地质灾害点上的“大钵盂”,牢固程度远低于周围住宅,风险也更大。  为了保障安全,街道花了三天时间将居民安全撤离。然而台风一过,又有很多人回流居住。台风过境让部分居民意识到继续住在“大钵盂”存在一定风险,以此为契机,街道下决心拆掉这颗“定时炸弹”。  2019年3月开始,广州针对白云山景区周边开展拆违复绿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协作解决城市拆违的痛点,也为解决“大钵盂”隐患问题带来契机。社区工作人员先是对全部408户居民身份进行一一排查,并进行分流处理。经过12轮沟通谈判,最终在2019年6月,“大钵盂”内的400多户居民全部搬离,并且做到了零投诉。  “大钵盂”的拆除成为广州治理违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广州城管部门当年11月就完成了4500万平方米的年拆违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州市内仍有上亿平方米的存量违建,拆违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许多城市。在河北邯郸,近三年来拆除违建1500多万平方米,数十年形成的违建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浙江台州,根据当地2019年初存量违建调查摸底数据,自2013年以来,当地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06亿平方米,尚有存量违建总建筑面积3927万平方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向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违建问题主要体现在小产权房、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小产权房问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则在中西部广大传统农区较为普遍。  从直接后果来看,违建问题阻碍了城市空间的优化布局和城市规划的组织实施,道路、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公益项目无法落地。同时,还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违法建筑规划设计层次低,建设施工质量差,特别是一些违法建筑破坏了房屋原有结构、占用着消防通道,不仅存在建筑倒塌的风险,在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时还将严重影响逃生和救援。  基层拆违面临多重挑战  在许多基层人士看来,已经建成的历史违建,尽管群众意见较大,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多方诉求难以同时满足。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缺少处置的有效抓手的情况下,作为末端处理环节的拆违面临诸多挑战,反映出一些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现象。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地方,“先上车,后补票”式公共设施违建普遍。在河北,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污水处理厂、道路、燃气储气站、垃圾中转站等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违法占地较多。有些项目急于上马,未办理好土地手续,造成“先上车,后补票”。仅在河北省内的一些道路项目上,就不同程度存在有违规占地问题,甚至有道路已通车一两年,占地手续还没办完。  还有一些城市经历多年“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后,历史遗留违建问题棘手。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黎明说,20世纪九十年代末,广州市天河区进行撤村改制,从村社改成股份制公司,村民的身份转换为居民,变“种菜”为“种房子”,但用地性质无法转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天河区石牌村为例,当初该村被大量征用土地后只剩下少量土地供村民居住。为了满足居住需求,村民不断改建,各种违建构成了如今石牌村的密集建筑群,但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无从下手。  台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台州以工业立市,民营经济发达,乡镇在深入推进“三改一拆”行动时,担忧拆违可能会对企业有影响,阻碍经济良性发展。企业厂区内违建历史成因复杂,一些老旧工业区内小微企业众多,安置分流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由于拆违“投入大、无补贴”,基层感到不堪重负。浙江台州市相关负责人说,拆违费用是一笔巨大开支,拆违加清理按每平方米均价30元计算,每完成100万平方米年度任务,需要费用约3000万元。除用于建设小微园区、商业开发等拆后利用方式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大部分还是用于复耕复垦复绿及停车场、游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大笔拆违资金投入让基层政府不堪重负。  杭州市一城区政府拆违办主任告诉记者,目前强制拆除的费用是区政府出,开支比较大,2018年上城区拆违费用1000多万元,高楼拆除还存在安全保障、建筑物垃圾处理、拆掉后漏水需要修复等问题,有的小区修复费用比拆除费用还高。  “程序烦琐”“复议诉讼”致使“拆违战线”拉长。河北省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土地违法相关案件需经过立案、调查、告知、处罚、复议、诉讼、执行等法定程序,六个月才能进入法院受理程序,导致拆违工作难以快速执行到位。  此外,拆违引发的复议诉讼严重影响了拆违工作的开展。台州市拆违干部表示,在违建持有人不配合的情况下,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到依法强制拆违完毕,一般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基层政府在强制拆违时,为提高效率,往往以简易程序代替依法行政程序。近年来,因拆违引发的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明显增多,此类以简易程序拆违的案件大多因程序违法而败诉,不仅延长了拆违进程,还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压力。  而作为拆违“唯一执行者”,一些地方的基层城管工作人员表示“人少、任务重、力不从心”。广州市黄埔区一名基层城管工作人员将城管比喻为最后的“守门员”,虽然“违建”相关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但最后都要通过城管“拆违”这个唯一的“出口”解决。据介绍,目前广州市城管被赋予的职能要求有388项之多,拆违只是其中一项。黎明说,面对类别繁多的职能任务,基层城管人员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新建住宅违建连片涉及住户多,成为治理顽疾。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岩大队三马办公室主任王强介绍,目前不少开发商虚假宣传引诱购房者,如告诉购房者可在高层建筑连廊搭建小房子、扩建阳台、在别墅花园或露台搭建阳光房……致使违建连片出现。此类违建因波及面广,涉及住户太多,成为治理顽疾。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岩大队普天中队一名干部说,当地一处别墅区2016年开建,如今96栋别墅大部分存在违建;另外一个社区是近几年新建的一个高层建筑社区,但34层的高层建筑几乎每一层都存在连廊违建。  强化源头治理疏堵结合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目前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问题明显减少。要减少拆违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就要在全社会树立依法建设意识,扭转企业建设未批先建、少批多建和农村“不占地白不占,谁不占谁吃亏”的风气。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违法建筑和违法占地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往往是由“问题形成阶段缺乏政策”“不是当前主要工作”等原因造成,并因为“人畜无害”暂时搁置。直到成为多年顽疾,才又引起地方部门的重视和决心。要遏制违法建筑问题发生,既要开展强有力的集中拆违消除存量,也要从培育全社会依法用地和建设观念、建立预警预防机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等方面着手,避免“小拖大,大拖炸”。  一是建立“逢违必拆”机制,加大打击震慑力度。部分基层干部认为,违法占地、违章建筑问题易发多发,与长期以来经济粗放式发展、依法用地和依法建设观念淡薄等有直接关系。  多年来违法建筑屡禁不绝,“违法成本低、收益高”是重要因素。浙江省温岭市横峰街道一间15到20平方米简易辅助房屋每月租金七八百元,河北省一些地方被拆除的违建仓库每年租金数十万元,导致明知故犯甚至屡拆屡建问题。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目前对土地违法的处罚主要集中于警告、罚款、没收违法建筑、没收非法财物、限期拆除等,违法成本较低、震慑作用小。从根本上遏制违建问题,应大幅提高违建成本、形成“强力震慑”,让搞违建的人“得不偿失”。相关人士建议,应理顺司法衔接机制,畅通违法占地案件向公安、法院移交移送体制,对占地数量较大、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及时移交查处。  二是健全预警预防机制,落实共同监管责任。一些基层干部表示,预防比拆违更重要,应加大城乡建设项目审批后监管力度,防止“木已成舟”、不易纠正等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城管局法规科科长江澜说,要建立健全违建预警预防和监管责任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制止。形成“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理”快速反应机制,将违建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筑好监管“第一道防线”。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要持续巩固拆违成果、防止违建死灰复燃,做好“后半篇”文章至关重要。河北、浙江、广东等地坚持“拆改并重”,对拆后建筑垃圾及时清理,对腾退的空间和土地因地制宜加强规划和管理,用于建设游园、公共停车场、便民市场等公共服务项目,实现环境、经济、民生等综合效益最大化,增强群众获得感。  三是建立联合惩戒机制,疏堵结合源头治理。部分基层干部表示,违建问题屡禁难绝,除了加大预防和拆除力度,还可探索建立联合惩戒机制,让企业和个人从不敢违建到不想违建,真正实现源头治理。  杭州、广州等多地城管部门基层干部建议,将违建情况与社会征信系统对接,存在违建问题的房屋不能上市交易、业主纳入失信者黑名单,让企业和个人从“不敢违建”,逐步发展到“不想违建”。盯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两代表一委员”等重点人群,严格网上办案,全流程监控案件办理程序,对查控不力的启动问责。  浙江台州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应实施“谁违建,谁承担拆除费用”,建议加大惩戒力度,对拒不拆违、由官方强拆的,依法向违建当事人追缴强拆费用。  此外,多地基层干部表示,治理违建应疏堵结合,为依法用地谋划出路,实现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并行不悖。落实土地规划“一张图”,防止各项规划不一导致的违建问题。同时,加大土地规划调整和补充耕地力度,及时为项目解决建设用地指标。  (记者荆淮侨、黄筱、刘智强、齐雷杰采写)

::::  北京9月16日电 题:从落后边陲海岛到全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琼州大地70年来实现历史巨变  记者胡璐  从落后边陲海岛到全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从生态脆弱到绿色发展、从绝对贫困到决胜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琼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务院新闻办16日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沈晓明等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介绍。  刘赐贵说,海南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建省办经济特区后,海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规合一”改革、农垦体制改革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坚定不移落实开放为先战略,打造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1+N”政策体系陆续出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商事登记“全省通办”等42项成果。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日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研究。2018年以来,海南更加注重引进外资、引进国际人才,7万多名中外人才通过“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来到海南创业就业。  同时,海南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不断实现突破。沈晓明说,海南始终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光网、电网、路网、气网、水网“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并对旅游业和热带农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在十二大产业的基础上培育种业、深海和航天产业,建设南繁、深海、航天三大科技城。  2018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1987年分别增长23.1倍、253.3倍,三次产业结构由50:19:31调整为20.7:22.7:56.6。下一步,刘赐贵表示,海南将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推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化合作,并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加快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还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70年来,海南实现了从生态脆弱到绿色发展的历史巨变。曾经,粗放生产生活方式给海南的绿水青山、碧海蓝天造成了很大压力。从1999年开始,海南在全国率先建设生态省,近年来更是坚定不移实行最严环保制度,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如今大气、水体和近海海域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2.1%以上,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约99%,主要河湖库和近海海域水质优良率达到94.4%和96.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海南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等发展目标。刘赐贵说,建省初期,海南贫困人口比重大,85%的商品依靠内地调进。如今,海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87年分别增长32.8倍、26.9倍。全省贫困人口和贫困市县预计今年将全部脱贫摘帽,彻底告别千百年来海南人民的绝对贫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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