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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1 来源:威斯尼斯人官网

威斯尼斯人官网:威斯尼斯人官网  第五条 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下,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分级管理,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有关部门、行业、学校和企业等多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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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多年来,希望工程已成为一个符号,希望小学也孕育了一种情结,代表着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不少企业或个人以援建农村希望小学为荣;一批孩子也受益于此,不仅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着爱心。  半月谈记者最近调研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出现希望小学校舍人去楼空,被废弃或闲置的现象,不仅造成浪费,还可能引发社会疑虑。  投入近200万,仅使用了6年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三元村村民郭昌林每天都要到距家4公里外的南山镇中心小学,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而就在他家对面,村道边一所写着“三百梯长久希望小学”几个大字的学校则铁门紧锁,橙白相间的二层教学楼内空空荡荡,操场一侧长满半尺多高的野草。  这所总投入近200万元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首所投入使用的希望小学,在启用6年后陷入沉寂。  “近几年生源越来越少,2013年村里报名新生仅有六七个,开不了班。”南山镇中心小学校长田文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于2015年停办后,教学设备被搬到中心校,由中心校每月出200元雇当地村民看护、打扫校舍,以备必要时恢复村小办学。  地处四川中部丘陵地区的中江县是典型的外出务工大县,全县141万人口中,常年在外务工人数达48万。中江县教育局副局长冷衍文说,近10年来该县撤并村小(含教学点、希望小学)共108所,全县837个村中仍在坚持办学的村小只剩90所。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受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村生源往城镇转移等多重因素影响,援建的希望小学被闲置的情况在全国多地存在。  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市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一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二层楼房格外醒目,楼顶的“希望小学”字样清晰可见。这所名为野竹村小的希望小学,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捐建。如今这里已是人去楼空,墙上的瓷砖开始剥落,教室的木门腐朽破败,楼前的乒乓球台则成为附近村民晾晒玉米的桌台。  “这栋学校10多年前就只剩十几个学生了,实在难以为继,已经撤并好几年了。”双龙村党支部书记孙祥生说,野竹村小条件有限,连操场也没有,留不住学生,如今村民们大多把孩子送进城区或者镇上的中心校读书。  “希望小学建成后被撤并的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在重庆酉阳、秀山、城口等偏远区县都看到过类似情况。”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在希望小学选址时有一个规定,当地政府要保证学校建成后至少正常使用10年。然而,这些年来形势变化较快,一些农村地区的学生大量进入城镇读书,许多村校因无人上学而闲置。”  闲置校舍处置成难题  今年正好是希望工程发起30周年。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希望小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随着形势变化,一些闲置希望小学如何处置,倒成了一个难题。  看着家门口的校园里野草一天天长高,50岁的郭昌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所学校的校舍曾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现在虽然没有娃娃读书了,但让它这样一直荒着,也不是办法。”  野竹村小撤并后,闲置的校舍怎么办?孙祥生说,校舍是区里相关部门牵头、企业捐资建设的,村里不清楚产权归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由于校舍位置较为偏远,周围只有几户人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利用方式。  针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出现的大量闲置校舍状况,近年来国务院、部分省市出台文件,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事业优先”原则进行处置。  但在现实中,空置校舍大都交通不便,开发价值低,不易吸引投资者。与此同时,空置校舍资产处置尚无完善依据,责任主体不明、工作职责不清,致使农村闲置希望学校再利用成难题。  一位农村学校校长表示,希望工程学校由企业或个人捐资,处置前需明晰产权、征求出资人意见,处理起来太复杂,拿不出好办法,只好先闲着。  此外,一些干部担心校舍出租后出现管理跟不上、租金收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若开发利用不当,造成校舍损坏或环境污染,将引起村民误会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校舍今后恢复办学。  社会助力乡村教育去往何方  一面是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的爱心,一面是废弃闲置的希望小学,以及依然薄弱的乡村教育。不少基层教育人士认为,资金分散使用造就了一些漂亮的空心校,学校建得很漂亮,就是没有多少学生,有的学校最后被闲置。旨在援助贫困地区教育的希望工程等爱心工程应去往何方?  “应综合考虑人口政策变化、农村流动人口等因素,科学规划调整乡村学校布局,避免出现边建设、边闲置现象。”  四川创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纪大海认为,地方政府应对辖区适龄儿童规模及变化趋势进行摸底、跟踪评估,将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需求相结合,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纪大海说,应科学保留、撤销、增设乡村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杜绝新增闲置教育资源。对于已闲置的学校,应从农村实际出发,遵循“让利于民、有利于民”原则,出台空置学校处置办法,明确责任主体,明晰闲置校舍产权,为进一步盘活闲置教育资源扫清障碍。  许多接受采访的基层人士认为,相比非寄宿制的乡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生源足、师资优,不仅教学质量相对更高,而且解决了许多农村父母外出打工无法照看孩子的难题,受到很多农村家长及学生的欢迎。应整合投向农村教育的社会资本,集中财力建设更受欢迎的寄宿制学校,让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没有希望工程,就没有我张胜利的今天。”已经担任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的张胜利是希望工程的第一批受益人,他希望“希望工程可以在教师培训领域有所作为”,建议针对当前教师培训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偏重理论等问题加以改进,使培训更加接地气,更多实操和引教入乡。  中国青基会:升级教育援助  就希望小学遭闲置问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专访。  杨晓禹说,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希望工程,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经建设完成希望小学19814所,遍布全国,在西南、西北的贫困地区分布更为集中。  希望小学的建设不仅解决了当地学生有校可上、有书可读的问题,更促进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形成全社会关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对于半月谈记者报道中提到的两所闲置希望小学,杨晓禹说,四川三百梯长久希望小学是四川青基会在汶川地震后援建的,希望工程助学不办学,建成后纳入当地教育体系运行发展。重庆野竹村希望小学则不是由中国青基会系统援建。中国青基会是希望小学服务商标持有人,一些地方自行捐建学校时,擅自使用希望小学名称,是侵权行为。  起于2001年的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政策,之后10年间近六成农村小学被撤并,这其中也有部分希望小学被撤并。青基会对此早有关注,并发布了《关于对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需撤并希望小学的捐赠资产、校名的处置意见》,明确希望小学如确需撤并,要坚持希望小学牌子不丢、希望小学捐赠资产不丢的原则。  希望小学的动产和不动产的置换、处置所得,要保证把捐款方在捐建希望小学时捐赠金额的等值资产,用于并入的新学校。  杨晓禹说,从上世纪90年代农村学校“泥房子、泥台子,上面坐个泥孩子”到现在建设教育强国,我国农村学校早已旧貌变新颜。然而,城乡教育软实力上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边远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与发达地区相比,有明显差距。要实现公平而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工作重心必须注重软硬件的同步提升。  杨晓禹介绍,2007年5月开始,希望工程就提出要全面升级,从雪中送炭式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经过10余年的全面升级,中国青基会已将体育、音乐、美术、戏剧、科普、卫生健康、国学等项目,通过各种形式带入希望小学,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记者:吴晓颖:柯高阳:齐雷杰:李继伟:原碧霞)

威斯尼斯人官网::::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以来,中国无偿献血人次和采血量实现了连续20年持续增长,并实现临床用血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无偿捐献。但在公众当中,仍有不少人对献血存在误区与偏见,惧怕参与其中。  中国无偿献血人次连续20年持续增长  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中国无偿献血人次和采血量实现了连续20年持续增长。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约30万,2018年达到近1500万。1998年全国采血总量不足500万单位,2018年达到2500余万单位,增长超过4倍。  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设置血液中心32个,中心血站321个,中心血库99个,采血点3164个,建成以血液中心、中心血站为主体,边远县级中心血库为补充,覆盖城乡、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  此外,目前,中国28个省份成立省级临床用血质量控制中心。  从费用来看,根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血液价格约为34美元/单位,与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平均价格相比,每单位分别低274美元、33美元、16美元、2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评价称,中国在无偿献血、血液质量安全和临床用血等方面位居全球前列。资料图: 韦亮:摄  这些群体献血率远高全国水平  尽管无偿献血人次数保持连续增长,但从参与无偿献血的人群结构来看,也出现了明显分布不均。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公务员、高校学生、军人和医务人员每千人口献血率分别为69.2、78、55.8和52.5,远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首都献血服务网早前公布的一则信息,2017年度北京市团体无偿献血前100名中,高校超过一半,前10名中,高校占据9席。  从全国献血率来看,中国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据媒体报道,此前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1.125亿次献血总量中,超过一半来自总人口占世界人口19%的高收入国家。这其中,高收入国家的献血率中位数为每千人32.1次。  相比之下,中上收入国家为每千人14.9次,中低收入国家为每千人7.8次,低收入国家为每千人4.6次。资料图:工作人员进行病毒灭活血浆制备流程。 胡耀荣:摄  观念影响严重:仍有民众因恐惧而不敢献血  普通公众是如何看待无偿献血这项工作的,又有多少人会积极参与其中?  日前,中新网发起了“你参加过无偿献血么?”的网络调查,有近8000名网友参加了调查投票。  结果显示,在参加调查的人中选择“会定期无偿献血”的网友占到32.8%,25.4%的网友选择了“害怕,不会主动献血”。  此外,还有25.1%的网友表示“想参加,但体检不合格”,另外还有16.7%的人表示“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样的调查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少民众仍然对无偿献血存在顾虑。  “大学时学校曾组织过无偿献血,当时班里本来有几个同学都要去参加,突然听一个同学说献血会影响身体,虽然不确定真假,还是打了退堂鼓,最后只有一个男同学去参加了。”一位90后姑娘在采访中回忆了当年的“献血”经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者都表示,不去献血是担心对身体产生副作用。  “献血伤元气”、“献血上瘾”、“献血发胖”、“献血传染疾病”……各类说法五花八门,“献血损害健康”的观念仍根植在不少人心中,这也使得很多人没有勇气参与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资料图:民众在献血车上献血。 吴鹏泉:摄  关于献血究竟有哪些误区?  误区一:献血会引起贫血?  献血前,血站工作人员都会按照《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对每一位献血者进行健康征询和血液检测,血红蛋白含量不符合要求的献血者不能献血。  此外,每次献血200~400ml,不超过体内血容量的十分之一,且通过机体自我调整,刺激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血液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补充。因此,按规定在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情况下献血,不会造成贫血。  误区二:献血会传染疾病?  《献血法》规定,血站采集血液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制度,采血必须由具有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一次性采血器材用后必须销毁,确保献血者的身体健康。  血站采血时使用的都是经过严格灭菌的一次性医疗器材,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使用后的血袋、针头等医疗废弃物要严格按照规定统一处理,集中销毁,不会重复使用,因此献血不会感染疾病。  误区三:献得越少越好?  中国大陆提倡一次献血200ml、300ml或400ml。对于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来说,一次性献血400ml与200ml没有什么不同。欧美等国家一次可以献450ml~500ml,这个标准是基于大量医学科学研究和近百年临床实践证明提出的,只要按照献血条件和献血注意事项来献血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对于受血者来说,接受1袋400ml的血液比接受2袋200ml的血液,发生输血免疫反应、传染疾病的几率从理论上讲要少一倍,因此对患者也更加有利。资料图:工作人员对献血人员的血样进行血型检验。 王昊阳:摄  误区四:“献血无偿,用血有偿”不合理  《献血法》规定,公民临床用血时,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  血液虽然是献血者无偿捐献的,但血液在用于临床患者之前需要经过一系列处理过程,包括采集、分离、制备、检验、储存和运输等,涉及场地设备、仪器材料、人员及管理等成本。  《献血法》还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上述费用;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免交或减交上述费用。  误区五:献血会上瘾?  就人体生理而言,献血只是少量失血的过程,并不存在“成瘾”的任何机制和原因。  误区六:献血后会发胖?  献血后正常饮食并不会引起发胖。但有些献血者认为自己献血后需要进补,过分摄入,导致营养过剩,这可能是“献血后发胖”的真正原因。 (记者:张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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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诸毒俱全……一场扫黑除恶过后,包括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以及村组队长在内的多名大新村村干部都因涉黑被抓  ◆:个别地方因政绩观出现偏差,片面认为“能人治村”就是“经济能人治村”,部分群众在蝇头小利的驱使下也将选票投给经济实力强的人  ◆:因思想认识走偏、监督管理缺位,容易导致“能人”的治村能力偏科,甚至从“能人”沦为“村霸”  ◆:选村干部如果只看他经济实力强不强,能不能赚钱,会不会来事,而忽视了政治上的考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历经一年多侦办和一周庭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3·15”涉黑案日前一审宣判,32名被告被判处25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在这32名被告中,既有前后两任村支书,也有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成员和村组队长。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大新村村两委这个管理村里事务的基层组织逐渐蜕变成为一个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诸毒俱全的黑社会组织。  “3·15”案件的成功破获,为基层组织建设敲响了警钟。  “能人”贿选带村庄入歧途  沿着银川市的主干道北京路一直向东,行至城市边缘,就到了兴庆区大新镇大新村地界。  在过去十多年间,随着银川城区的扩张,大新村3000多亩土地逐渐被开发,一座座楼盘拔地而起。在大新村的征地拆迁过程中,村里的“能人”纳金宝走上“政治舞台”。  庭审中,检方指出:2006年,纳金宝参选村支书,采取请客、送礼、威胁等手段为自己拉票。“他派人在队上挨家挨户给村民送钱、送烟拉选票。”大新村村民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2007年,纳金宝如愿当选,并一肩挑担任大新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上任后,他就利用职权撤掉了大新村部分队长的职务。在推选新队长时,纳金宝采用撕选票等非正当手段,扶持亲信王兵、郭向东等人当选,一步步地把持了大新村的基层组织。  2012年,纳金宝因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被撤销党内职务。但是通过他的扶持,以及向当时的大新镇党委书记行贿,他的“徒弟”王兵成功“接棒”大新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此时,纳金宝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仍是这一组织的头目。对此,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指出,纳金宝利用基层组织来领导、管理这一黑社会组织成员。  记者调查发现,纳金宝的本行是从事建筑工程项目的土方工程承包,他费尽心机担任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并拉拢把持大新村基层组织,正是看中了这个城郊村即将面临的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等“发财机会”。在他的把持下,这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幌子,把作恶之手伸向了大新村界内的各类工程项目。  进村项目难逃一“挡”  2010年4月的一天,银川一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大新村的一地块上开发建设商住小区,突然工地上聚集了数十名来自大新村9队、10队的村民。这些村民挡在挖掘机前面,谩骂现场工作人员,甚至爬上挖掘机的操控室,导致挖掘机失控。一时间工地现场秩序混乱,施工方无法正常作业。  “你们的项目占了我们村的地,土方工程就得让我们村的人来干。”其实,这些村民并非自发前来,而是被受纳金宝指使的9队、10队队长组织来挡工的,为的是强行承揽建筑工地的土方工程。  开发商早就将相关工程承包出去,并签订了合同。毁约将影响企业信誉,但不答应村民要求,耽误工期,企业损失更大。  双方僵持两周后,开发商迫于项目压力和对工程进度的担忧,决定将项目一期的部分土石方工程承包给纳金宝。后来,在这一项目的二、三、四期工程中,为了避免麻烦,开发商主动将部分土方项目承包给纳金宝“消财免灾”。  尝到甜头的纳金宝等人将黑手伸向大新村地界内的各种工程项目,并分别以个人和村集体的名义成立多家劳务公司、工程机械公司。此后,从房地产开发、道路施工,到街面绿化,凡是进入大新村的工程项目,纳金宝等村干部都会煽动村民挡工,强揽工程。后来,一些开发商为了顺利施工,主动提出向纳金宝等人支付现金买“顺利施工”。  2013年,浙江一房地产企业在大新村开发楼盘。大新村4队队长郭向东带领村民前去挡工。企业老板担心村民干的工程无法保证质量,提出“活不用干,给你们100万元现金,只要你们不挡工就行”。最终企业花了111万元买来在大新村的“顺利施工权”。  法院审理查明,以纳金宝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以强揽工程为手段的强迫交易犯罪金额超过900万元,敲诈数额达119万元。以村民名义挡工、强揽下来的上千万元工程款,绝大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而参与挡工的村民得到的只有逢年过节的一桶油、一袋米面。  “王兵没当村支书前骑着一辆旧电动车,当了3年多村支书就开上了宝马。”一位受访村民说。  经济“能”是不够的  2018年3月12日,大新村村干部和部分村民故技重施,在村内一房地产开发项目工地非法挡工,企图强揽工程。至3月15日,冲突升级,前来维持秩序的民警遭到村民殴打。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在对这一挡工案件深挖调查时发现,这一案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侵蚀农村基层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警方成立专案组辗转6省,历经一年时间找寻受害人、施工方,核实案情,制作笔录近1400份,最终成功将这一黑社会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3·15”案件一审宣判后,记者深入大新村实地走访。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这个昔日的村庄已然成为一个城市社区。村委会门口的大喇叭播放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法律知识。  “在城边上的这些村子里,村民去项目工地上挡工几乎是一个通行的潜规则。”一名受访村民说。记者采访发现,当地村民在纳金宝等人出事前,大多不认为挡工是犯法。  在反思这一案件教训时,当地部门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总结说,村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法律素养不能适应新时代法治文明要求,助推了犯罪集团成事成势。  随着基层选人用人视野拓宽,“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治理已成为基层自治新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个别地方因政绩观出现偏差,片面认为“能人治村”就是“经济能人治村”,部分群众在蝇头小利的驱使下也将选票投给经济实力强的人。  更需警惕,因思想认识走偏、监督管理缺位,容易导致“能人”的治村能力偏科,甚至从“能人”沦为“村霸”,既影响村级组织的民主管理,也带来能人村干部违纪违法的隐患,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大新村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选村干部如果只看他经济实力强不强,能不能赚钱,会不会来事,而忽视了政治上的考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说,能人治村要把好“四道关”:  一是把好“入口关”。严把村干部选拔关口,引导村民行使好选举权利,既考虑带富本领,又注重综合素质,把作风硬、能力强、靠得住的能人选出来。  二是把好“引领关”。关键是要引领能人提高政治觉悟和服务意识。  三是把好“培训关”。强化能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知识培训,让能人治村不偏科。  四是把好“监督关”,念好制度“紧箍咒”。加强对工程发包、涉农优惠政策安排等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村务的监督管理,下沉监督关口,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  目前,大新村已经重新组建村两委班子,新当选的村干部正在挨家挨户入户访问,以“3·15”案件为警示教材开展村民普法教育,警方也在大新镇的集市、街道广泛开展案件警示教育。“村里有一条路马上要修,经过纳金宝这件事,再也没人敢去挡工了。”一名村干部说。(记者 张亮)

::::  成都8月25日电:题:生死竞速、守望互助、永不放弃——直击汶川强降雨洪水泥石流救灾  记者张超群、杨进  8月20日凌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四川省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其中汶川县境内100%乡镇和90%以上群众受灾。与灾害同步的,是一场救援的生死竞速和同胞的守望互助。  有一种救灾叫生死竞速  20日,从四川省南充市到汶川县水磨古镇参加美食商品购物节的展商冯秀兰一家住在寿溪河边的展位里。  凌晨2点多,冯秀兰发现摊位进水,转眼间水就从脚脖子猛涨到齐腰深。她刚把8岁的孩子从板床上抱起来,板子和被褥就被冲走了。情急之下,冯秀兰和家人抓住对面商铺的门窗爬到房顶,这才躲过一劫。  洪水退去,水磨镇河道两侧淤积了厚厚一层泥沙,最厚处超过半米,泥沙中裹挟着大量上游冲下来的植物枝干,粗的直径达50厘米。大量私家车被洪水冲毁,堆挤在一起,有的倒立在旁边的树干上,有的被冲入居民房屋。  水磨上游的汶川县三江镇,原本流经镇边的河道因水势过猛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大半个场镇,很多建筑像是建在河中央。  截至25日,灾害造成阿坝州10.2万余人受灾,12人遇难,26人失联。  灾害发生当晚,水磨镇专职消防队一行7人接警前往三江镇救援被困游客,消防车刚开出几公里就突遇洪水。33岁的班长更斯穷牺牲,队长杨鑫被洪水卷着漂了3公里多后被甩上岸。幸存的6名消防队员忍着伤痛连夜搜救疏散被困群众。直到23日中午,杨鑫才从紧张救援和战友牺牲的悲痛中回过神,吃了点饭。  “灾情就是命令,我们是当地的救援力量,最熟悉情况,必须坚守。”杨鑫的手臂和腿上布满伤痕,因为要驾驶救援车辆,膝盖上的伤口刚刚结痂又被撕开。  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和阿坝州第一时间响应,成立前线指挥部,快速形成应急救灾体系,组织公安、消防、武警等超过3000人的救援力量投入救灾,发放棉被(6950床)、大米(41.25吨)、食用油(2.75吨)等25类救灾物资。  有一种力量叫守望互助  灾害无情,人有情。几乎与洪灾同步,汶川等地的党员群众全力互助自救。  汶川县映秀镇的渔子溪村因地势高,受灾较轻。灾害发生当天,这个800多人的村子就组织近200人下山,把附近受灾群众转移到村上。20日晚上,渔子溪村安置300多人,有村民家中最多时住了14个人。  “当时还在下雨,很冷,老人和小孩很多,安排不好肯定要生病。”村民马桂华说,“我把家中多余的棉被全拿出来,床上、沙发上不够住了,就搭起木板铺上棉被。”第二天一早,村上自发搭起流水席,让避灾的乡亲们吃上热饭。  得知灾情后,27岁的汶川县漩口镇小伙姚雄雇了一名司机,两人分别开着干工程用的铲车和挖掘机投入抢险。“人命更重要,我是年轻人,如果需要我去,我立马就去。”经历过汶川特大地震后,姚雄深知与时间赛跑的重要性。  “村民们的房子毁了,田地也被掩埋了,看着让人痛心,我们也想出一份力。”21日,汶川顺丰快递的严代军自发组织了一支14人的快递小哥志愿队,自掏腰包购买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徒步赶到汶川县绵虒镇临时安置点,将温暖送给受灾群众,并协助当地民兵和村民清理道路和房屋中的淤泥。  “汶川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有难大家一起扛,都会好起来的。”严代军说。  有一种温暖叫永不放弃  8月正是阿坝州的旅游旺季。突然降临的灾害造成9.55万余名游客滞留,仅在汶川就滞留了4.72万余人,其中很大部分是暑期进山避暑的老年人和儿童。  四川省州县三级政府紧急调度直升机、大巴车并组织私家车疏散游客。  转移游客最忙碌时,水磨旅游客运站一天就要转运近3000人。客运站负责人周进曾在九寨沟运管所任所长,丰富的运输经验让他在这次游客转移中从容应对。“灾害面前,各方力量都很给力,一声招呼,运输企业的40多辆大巴车很快到位。”周进说。在客运站,游客从下车、候车,再到上大巴秩序井然。  73岁的苟大明在撤出之前已经在三江镇住了一个月。见到记者时,他正在客运站等待返回成都的大巴。“发现没电、没水时,我们确实有点慌了,不过政府很关心我们,工作人员很辛苦,有人两天两夜没合眼。”  24日12时49分,随着最后一辆运送受困村民的皮卡车驶入卧龙耿达镇政府,受困于耿达镇龙潭电站库区窑子沟的96名游客和村民,经过100多个小时的昼夜空地联合救援,全部安全撤出。  “就晓得你们没放弃我们。”看到救援人员,有受困游客流下了热泪。截至24日中午,此次汶川洪水泥石流灾害中的滞留游客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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