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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9 来源:澳门新濠最新官方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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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5月3日电(记者赵琬微)五四百年,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青年。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生长于和平年代的当代青年们,能否理解先辈舍生取义的激昂与悲壮?面对前辈的殷殷期待,他们应如何选择人生道路?让我们一起聆听五四运动研究者与当代青年的对话。  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北京大学青年智库学会成员邵嶷、李佩:我们心中的“五四”是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百年前,爱国青年扛起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书写着壮烈的青春华章。在您看来,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说起历史往事,首先要明确的是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个“乱世”当中。从国家来说,当时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军阀割据,大学正常办学都成问题。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在世界大战和“国已不国”的情况下,进步青年挺身而出。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爆发了。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凤城: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家的积贫积弱、列强的欺凌,给他们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悲情和由此产生的壮烈情怀。为了让中国获得新生,他们要释放、表达爱国情怀,维护民族尊严。  “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广角镜来看五四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您如何理解“大历史观”?  杨凤城:我理解的“大历史观”,是一定要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广角镜来看五四运动。走上街头表达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继承了哪些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把它放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这与中国读书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都是有关联的。  中央团校研究员、《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主编郑洸: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比如关注背景、经过、经验、教训、启示等方面。而“大历史观”为我们审视研究五四运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  “传承五四精神,不断用行动服务人民、奉献祖国”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孙照哲: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原因。我们传承五四精神的关键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韩毓海: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党。我们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发扬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跟着共产党走,不断用行动服务人民、奉献祖国。  “要有回馈社会之心,不断锤炼本领品德”  中央团校研究生程奥林: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大多数的所思所想都与学习相关。如今,身边有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面临很多诱惑和选择,我们怎样做才能不负青春、不负祖国?  郑洸:我1929年出生,今年正好90岁了。20世纪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正在上海暨南大学国际贸易系学习,也面临人生选择。一个礼拜天,学生会干部动员我去福建工作,因为我会讲福州话。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我们再次碰面,他问我是否埋怨他,促使我中断学业参加革命工作,我回答说“无怨无悔”。那个时候参加地下学生运动是危险的,我们连生死问题都考虑过。我就是由衷地爱党,下定决心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青年人面临很多选择,其实也是面对很多诱惑。在选择的时候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不应陷入自我的狭小天地,而要将自我发展与国家需要结合,回馈社会,回报国家,不断锤炼品德。

澳门新濠最新官方网址::::2019年2月12日,获取冰芯后张楠(前排中)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吉林大学供图  “一颗心在冰川里,飘来飘去,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哼着改编的歌,张楠回头望着深爱的南极大陆,踏上归程。  2019年2月,吉林大学张楠率队,将自主研发的极地深冰下基岩无钻杆取芯钻探装备应用于南极冰盖钻探,成功钻穿近200米厚的南极冰盖,获取了连续的冰芯样品和冰下岩心样品。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后第三个获取南极冰下基岩岩心样品的国家。  这个东北硬汉,如何用坚硬的钻头俘获了南极冰川的“芳芯”?  “苦追”终得“芳芯”  从钻探作业点到中山站大本营约13公里,乘坐雪地车需一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张楠却睡得很沉。  满脸胡茬,黢黑的皮肤,脏兮兮的工作服已看不出原色。37岁的他看起来像个60岁的沧桑老人,还有些邋遢。  这是此次南极考察张楠团队开展钻探工作的第18天。钻具在突破深部冰层、接近冰岩界面时遇到了麻烦。冰岩界面的冰中掺杂着岩土颗粒,可能会对钻头造成损坏,因此对钻头硬度考验极大。  更换基岩钻具,调整操作系统参数……南极常年平均温度是零下25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甚至突破零下80摄氏度,即便是夏季也有零下20多摄氏度。这种寒冷超乎想象,更时常伴随八九级的烈风,张楠却和队友持续操作16个小时。他分不清时间、顾不上吃饭,衣服上蹭满机油,裤子还划了个口子,可他的脑子里却只有冰盖下方不停旋转的钻头。当钻头成功破冰钻进岩石层,张楠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寒冷和倦意袭来,一回到车上就睡了过去。  张楠来自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在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里,他和五位同事负责使用自主研发的“极地深冰下基岩无钻杆取芯钻探装备”进行冰岩采集。南极大陆下的冰岩,藏着古老的历史气候密码书。通过采集的冰芯和基岩,经过分析就能重塑地球古气候变化,从而推演地球未来的气候变化,也可以为南极冰盖运动和演化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这就像是找到了解开密码书的钥匙。  2019年2月10日,钻进深度突破了191米进入冰岩夹层,终于获取了连续冰芯和冰下基岩。冰川专家、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孙波评价,此次钻探成功验证了钻探装备可靠性,为我国极地考察增添新“武器”,为后续更好地进行南极冰盖考察与研究奠定基础。  成功,不仅源于现场的努力,更源于实验室里的苦苦求索。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研制极地深冰下基岩无钻杆取芯钻探装备,对于张楠团队来说,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制作钻具,编写系统程序代码,研究钻探工艺。这期间,有成员曾三天守着电脑监测数据,也曾为求得一个核心器件跑遍大江南北。  “冰川钻探就像追寻爱人,要全心付出,更要锲而不舍。”张楠用他的执着和努力,俘获了南极冰川的“芳芯”。  八年800天五赴南极  从2011年第一次踏上征途,到此次完美结束南极之行,张楠已经五次参与南极科考。八年光阴,其中800天他身处南极,与风雪为伴。  “入目满是洁白,成群的企鹅对人类很友好。”与大多数科考队成员一样,2011年末,第一次来南极的张楠对一切充满好奇。随着持续在南极开展工作,更多感受席卷而来,寒冷、孤独,处处暗藏危险……  “即使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依然会冻到麻木。”张楠回忆,有时为了调整仪器设备,还要赤手空拳操作,短时间手就冻伤了。一次,他因长时间跪在雪地上操作设备,防护外套的膝盖处磨破了洞,寒气钻进膝盖落下了病根,至今膝盖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  团队成员刘昀忱今年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尽管团队六个人相依为伴,但越是向南极挺进,他们闲聊的次数就越少。到了作业点,似乎只剩下工作,没有了其他话题。“站在茫茫冰原上,任务的压力伴随孤独感如海浪一般席卷而来,只有靠自己排解压力,也只能靠自己面对孤独。”刘昀忱说。  更可怕的是遇到冰裂隙等未知危险。当极地低温和冷空气相互作用出现“白化天”时,分不清天地交界,也分不清大小远近,科考队员们每一步都有可能掉进暗藏的冰裂隙,步步惊心。“前几次去南极,在前往内陆昆仑站的路上,我们经常看见数米宽的冰裂隙,下面是阴森森、黑漆漆的无底洞,足以连人带车都‘吞’进去。”张楠心有余悸地说。  他至今忘不了第二次到南极时的惊心动魄。在从内陆昆仑站返回中山站的路上,雪地车发动机突然失去动力,驾驶员只好把油门踩到底,车子才大幅晃动着前进了几米。停车后,他们下车查看才发现,雪地车履带刚压过近两米宽的冰裂缝,停下车的位置离冰裂隙仅几步之遥。“当时真的很后怕,吓得腿发软,冷汗直流。”张楠说,“如果当时运气稍微差一点,结果会是怎样,我都不敢想。”此后,他多次遇到过这样暗流涌动的危险。  累计800天,时间匆匆,张楠从“小鲜肉”变成了中年大叔。南极科考的经历在他身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勋章——强紫外线照射导致皮肤不可逆转地变黑以及过度老化,高原缺氧让他觉得记忆力也在下降,但张楠从未后悔。  “我愿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南极的土地,记录我心中的热爱。”  冰川上的大爱与小爱  每次去南极,张楠都会稳稳地将随身携带的五星红旗插在作业点周边。对他而言,在白茫茫的极寒之地看到一抹熟悉的红色,是最自豪的事。  今年,张楠又是和同事们在南极度过的春节。他们没有选择回中山站,而是在南极冰盖上吃火锅一同度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吃完饭,他们唱歌庆祝春节,身旁的国旗迎风招展。  他常常对同事和学生们说,作为国家科考队的一员,担在肩上的不再是个人利益得失,而是祖国荣耀。“这是每位极地工作者都具备的使命感和情怀。”张楠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对得起胸前的五星红旗。”  自古忠孝两难全。张楠对得起国家,却“对不起”家人。  科考队员在南极时可以通过卫星电话与家人联系。但张楠几乎很少与家人通电话。不仅因为工作繁忙顾不上,更多的是担心害怕。记得首次来南极科考时,他在南极第一次给家人打电话,电话拨通了却没有人接,他当时特别害怕,生怕家人出事了自己无能为力。那是他第一次在南极掉眼泪,从那时起,他就不爱打电话回家。  但他们有自己表达思念的方式。团队中,无论是年过五十的“大叔”,还是“95后”新人,每次出征,大家都会携带一件与家人相关的物件陪伴身侧。平时从不戴戒指的张楠会戴上婚戒,刘昀忱则是将妻子的照片放在口袋紧贴胸腔。  刘昀忱接到参与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时,还接到了另一个消息——妻子有了身孕,预产期就在他返程前后,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照顾妻子,甚至可能无法亲眼看见孩子出生。犹豫再三,加上妻子的鼓励支持,刘昀忱还是出征了。  “无时无刻不惦记家里,可既然来了,我就要为工作负责,不能成为团队的拖累。”小家伙似乎也想着第一眼能见到爸爸,当刘昀忱回家后,女儿平安健康地出生了。  这样的纠结,张楠也曾经历。在他第三次前往南极科考时,也是告别了怀孕的妻子,踏上一路向南的征程。每当与家人联系,妻子总是报喜不报忧。事后他听母亲说才知道,妻子经常自己挺着大肚子去孕检。“她不会开车,一想到在风雪天气里,她一个人在路边打车等车,我就觉得非常愧疚。”  张楠的儿子4岁了,由于聚少离多,和爸爸一点都不亲近。“每次出差回来,他都躲在妈妈身后,不敢看我。”看着儿子的照片,张楠眼中藏不住失落,但对于南极科考,他却从不后悔。  张楠说,国家培养从事科考工作的技术人员很不容易,需要强健的体魄、专业的技术知识,更需要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作为一名五赴南极的科考队员,他有义务、有责任继续为祖国南极科考事业贡献力量,在更广阔的南极大陆插上五星红旗。  “去南极科考已不仅是我的梦想,更是我的使命。”张楠写给南极的情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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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10月23日电(记者王飞航)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局获悉,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山西省气象局近日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生态环境监测、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推进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  山西省气象局局长梁亚春表示,当前即将进入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阶段,气象和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建立气象信息资源共享共用,优化完善合作机制,深化扩展合作领域,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打赢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强重污染天气形成机理和预报技术、重污染天气气象条件评估技术、生态保护及环境遥感监测等方面的研发合作;建立健全空气质量预报会商和信息发布机制、污染事故应急联动和响应机制,推进大气成分监测站、大气化学监测站和大气环境立体监测站的共建共享,提高大气污染垂直观测能力。  此外,山西省生态环境和气象部门今后将联合开展区域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会商和中长期环境空气质量形势分析、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霾天气过程评估和决策服务评估系统建设、大气污染气象条件中长期预报等工作,全面助力山西打赢蓝天保卫战。

北京12月19日电:题: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新医改十年“再出发”  记者屈婷、赵丹丹、邱冰清、陈聪  医改,一道世界性的难题。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为近14亿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从寻路探径到“有径可寻”,从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不断突破到普惠性、兜底型民生建设相继铺开,新医改正步入“快车道”,向全民健康覆盖大步“再出发”。  居民在福建省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内等待办理医保报销手续(2014年12月30日摄)。记者:姜克红:摄  啃下医改“硬骨头”:让“公立”回归“公益”  同一病种、同一手术、几乎相同的住院天数,在福建三明市沙县医院,两张“椎体成形术”手术患者的住院总清单显示:2012年花了3.7万元,2015年花了3.29万元。按照当时医疗费用的增长率,手术费不涨已属不易,为何反而少了4000元?答案就在三明医改。  福建省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查看全市医院药品统一采购、配送报表(2014年12月30日摄)。记者:姜克红:摄  浙江省长兴县夹浦镇卫生院医生在环沉村一户村民家中设立临时巡诊点,为村民进行免费身体检查(2017年8月3日摄)。记者:徐昱:摄  地处福建中西部山区的三明,在2012年站在了医保“悬崖”边——基金亏损2亿元,财政无力兜底,且全市职工供养比例逐年下降。这样下去不仅医保资金将“穿底”,患者手术费也会“水涨船高”。  “三明医改是被逼出来的。”时任三明深化医改小组组长、现任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詹积富说。  医药费为何“涨”声不休?原因就在于一个词“回扣”。从2012年开始,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切断医院与药品的利益链条成为医改突破口。从跨省的“药械阳光采购平台”到严格实行药品“两票制”,改革成效不断显现。  到了2015年,同样的“椎体成形术”,治疗服务费上涨了,而耗材、化验、药品费用下降了,整体花费反而少了4000元,患者负担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三明市22家公立医院提高了技术劳务价格,并且对院长、医生实行年薪制和绩效考核分配,让医务人员的“阳光收入”大幅增加。以沙县总医院为例,该院2018年医务性收入占比达42.5%,比2012年提高了近一倍。  “收入结构改变了,医院再也不用被人戳脊梁骨说‘把病人当财神’了。”詹积富说,三明医改,就“改”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医生回归看病本职,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被称为新一轮医改的“硬骨头”。2017年,我国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截至2018年,各级财政对全国公立医院的直接补助已达2705亿元,占医院总支出的比例达到10.1%。与此同时,29个省份放开了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个性化需求比较强的医疗服务价格,满足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迈入“深水区”的公立医院改革步伐仍在继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说,未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要实现三个“转向”,即从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转向扩大分配,加快破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管理办工作人员查看医改文件(2014年12月30日摄)。记者:姜克红:摄  促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释放基层健康“红利”  2018年,关停两年多的吉林省珲春市儿科病房,重新开张了。  市民姜智英9个月的宝宝,在新开的儿科住院治疗5天,痊愈出院了。“如果没有儿科病房,这次宝宝生病就得到100多公里之外的延吉市住院。”她说,路费、食宿费用多花钱不说,来回奔波折腾孩子,当家长的就更心急了。  原来,由于儿科医护力量薄弱,珲春市人民医院在2015年下半年关停了儿科病房。  随着医改不断推进,分级诊疗这个医改的“牛鼻子”引发医联体加速布局,基层百姓就医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就医者在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收费处缴费(2014年12月30日摄)。收费处窗口张贴着“药品零差率销售”告示。记者:姜克红:摄  敦煌市医共体工作人员在敦煌市医院为患者和家属办理住院结算手续(2018年11月27日摄)。记者:陈斌:摄  2018年1月,长春市儿童医院与珲春市人民医院签约成为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合作医院。来自大医院的骨干儿科专家轮换、分批到珲春驻点,通过两个月的“传帮带”,让当地儿科病房的管理水平和医护技术水平实现双提升。  长春市儿童医院呼吸三科护士长苏云鹤说,经过一年多的医疗资源“下沉”,新的护理队伍已经能熟练操作儿童留置针穿刺技术、经口鼻腔吸痰术等较难的护理工作,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在“家门口”看病。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有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  一组数据显示出分级诊疗强基层、建机制的成效——从2009年到2017年,全国每千人口病床数从3.3张增加到5.7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从1.8人增加到2.4人,基本实现全国每个县建好1至2所公立医院,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超过84%的城乡居民15分钟内可到达距离最近的医院或卫生室。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傅卫说,从“小诊所冷冷清清,大医院人满为患”,到基层首诊“落地扎根”,随着医改进入“攻坚期”,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超级医院”困境正得到纾解,异地就医转诊制度不断完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逐步建立。  青海格尔木人民医院护士张建文(左)在为患者输液(2014年5月29日摄)。记者:吴刚:摄  “三医联动”、治药为先:医改破冰前行  2019年12月1日,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双双施行。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意味着疫苗和药品管理将贯彻“四个最严”精神,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落实在全过程、全链条的监管中。  “‘三医联动’,治药为先。”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说,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一粒药的问题”是核心症结。在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切断“以药养医”利益链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新药、好药、放心药,是医改必须破冰前行的方向。  抗癌药零关税、加快新药审批、药品集中采购……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更多患者将用上放心药、廉价药。  2018年,11个试点城市开展药品集中采购,共有25个药品中选,中选价平均降幅52%,最大降幅超过90%。今年9月,试点扩大范围到全国,25个药品扩围采购全部成功。  曾几何时,64岁的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乌龙村农民凌清富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因为他吃的一种叫吉非替尼的抗癌药,一年就要花七八万,相当于全家几年的收入。  2019年,三明市率先执行了“4+7”药品集中采购的参考价格后,吉非替尼价格下降80%,再加上医保报销,凌清富每年只要3000多元就能吃得起“救命药”。  医保一头连着供方,一头连着需方,是“三医联动”改革的“总抓手”。  一名患者在青海格尔木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2014年5月29日摄)。:记者:吴刚:摄  最近,一则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的视频刷屏朋友圈,有网友将其称为“灵魂砍价”。浙江省医疗保障局许伟领衔的专家组将某外资药企生产的一款治疗2型糖尿病药品,从报价5.62元/片,砍到了4.36元/片,几乎为全球最低。  “灵魂砍价”的背后,是我国建立医保制度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医保谈判。70种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新药“入围”医保,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10个领域。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说,保守估计,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总体上患者个人负担将降至原来的20%以下,个别药品降至5%以下。  聚焦患者的“烦心事”,“三医联动”推动下的医改交出亮眼成绩单——新医改十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覆盖人口达到13亿多,参保率稳定在95%。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6%,进入一个本世纪最低的水平。  在新医改十年的岁末,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各省份要结合实际,制定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医改经验。同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将成为进一步深化医改的“突破口”。  从治混乱、堵浪费到建章程、立制度,如今随着“三明模式”向全国推广,历经十年的新医改已开启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的新篇章。  “当前,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更需要以榜样的力量推动全国医改走深走实、扩大成效。”国家卫健委体改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说,深化医改,将朝着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方向“再出发”,不断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民生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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