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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0 来源:澳门新天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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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8月17日电(记者周润健)记者17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2019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累计协调国内177家提供移动应用程序下载服务的平台,下架1190个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应用程序越来越丰富,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大量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严重危害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介绍,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一般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恶意行为,包括恶意扣费、信息窃取、远程控制、恶意传播、资费消耗、系统破坏、诱骗欺诈和流氓行为。  2019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通过自主捕获和厂商交换获得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103万余个,同比减少27.2%。通过对恶意程序的恶意行为统计发现,排名前三的分别为资费消耗类、流氓行为类和恶意扣费类,占比分别为35.7%、27.1%和15.7%。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防范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危害,严格控制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传播途径,连续7年以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联合应用商店、云平台等服务平台持续加强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发现和下架力度,以保障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澳门新天地注册::::  北京9月1日电 题:18岁的青春这样启航——三代大学生的入学记忆  记者沈洋、袁汝婷、白靖利  大学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同龄人汇聚同一个校园,共同追逐青春梦想,是很多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9月1日,又是一个开学季,记者走访了不同时代的大学生,记录他们的美好入学记忆。  校园环境在变:求知欲望没变  “学校好大,环境好美。”这是南昌大学给大一新生谢金利的第一印象,4人间宿舍,还装了空调,“不努力学习就辜负了这么好的环境。”  上世纪70年代末,校园环境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大学新生对新知识、新本领的渴望是一样的。  “一个宿舍八张床,七张睡人,一张用来放行李。”再过两个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子为就要退休了,但40年前的大学时光依然历历在目。他说:“和现在比,当时的教学设施、设备很简陋,但大家整天把头扎进书堆里,一心读书。”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居民万新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学时读了很多书,班级也经常组织活动,看电影、郊游等等。”万新荣说。  万新荣在青岛上大学,学校离家非常远,那时通讯技术落后,只有把对家人的思念写在信纸里。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毛国刚则要幸运得多。“宿舍已经安装了电话,购买一张电话卡就可以打电话回家。”毛国刚1998年上大学,那时候宿舍不仅有电话,台式电脑也可通过电话线接入互联网,但网速极慢。  今天,无线网络覆盖校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标配。“食堂饭卡用支付宝办理,我们身上都不用带现金。”云南大学新生刘雨欣说,WiFi覆盖了整个校园,随时可以跟家里人微信视频联系。当然,随时也能接入学校图书馆资源,查阅海量学习资料。  交友方式在变:同学友谊没变  1978年,24岁的张建民从湖南湘潭县的偏远农村出发,提着一口杉木板做的中型原木箱,怀揣着36元钱,走进位于省城长沙的大学校门。木箱子里装了笔记本、钢笔,还有洗脸盆、热水瓶……  “印象最深的是师兄师姐们都很热情,带领着我们办好入学手续,还领回了一堆票证,包括开水票、洗澡票等。”65岁的张建民回忆起40年前的青春岁月依然心绪难平。  和张建民一样,刘婵上大学第一天印象最深的也是迎新的学长。1996年,刘婵考取湖南师范大学物理教育专业。“我记得,当时报到是在学校的老体育馆,高年级的学长给我们做引导。”刘婵说。  进入大学,性格开朗的王崴如鱼得水。“我参加学生社团,也进了学生会体育部,不仅可以认识很多人,还锻炼了交际和组织活动的能力。”王崴现在是云南一所高校的教师,他说大学社团和学生会的那段经历让他受益至今。  得益于网络的便利,谢金利刚确认被南昌大学录取时,就通过贴吧找到一个二维码,加入新生微信群。还没开学,她就“认识”了上百名新同学。  资助方式在变:关爱之情没变  李俊兰今年考取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她家曾是江西上饶市广信区湖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已经脱贫但依然享受扶贫政策。  “获得入学资助5000元,路费补助1000元,还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8000元。”李俊兰说,教育扶贫政策让她不用为学费和生活费担心,可以安心学习。  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的政策并不是新鲜事。万新荣告诉记者,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他来到位于南昌市的高招办,凭贫困证明,他领到10元资助。“那时候10元可是不小的数目。”万新荣说,作为贫困生,上学期间不仅免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金,除了伙食费每月还能剩2元钱零花。  毛国刚老家在鄱阳湖边上,他家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受灾严重。核实他家受灾情况后,江西农业大学给他免除了一半学费,还为他申请了3000元助学贷款。  如今,除了助学贷款,还有贫困补助、奖学金、助学金,财政资金、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贫困学生的捐资助学政策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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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目前,已经有新疆、贵州、浙江、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澄清不实举报、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处置诬告陷害行为的相关规范  ● 中央已经关注到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的严重危害性,正着力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对诬告陷害者实行严厉惩处,对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匡扶正义,让他们更加硬气,进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在完善相关的处置程序时,最好能为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设置不同的处置程序,两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纪律界限。不实举报可能是举报者确实不了解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本身不一定怀有恶意;而诬告陷害纯粹是出于个人私欲,甚至把举报作为打击手段  8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5起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典型案例。  在此之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制定并印发《关于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4种方式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包括新疆在内,目前已有贵州、浙江、吉林、黑龙江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出台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处置诬告陷害行为的相关规范。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在2019年主要任务中提出,制定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保障党员权利,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说明,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推进,澄清不实举报和处理诬告陷害,为被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向诬告陷害行为亮剑,已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点工作,并且亟需规范化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依法核查举报线索  集中通报典型案例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中,巴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外检民警马新利、哈木才仁被澄清正名是其中一起。  2019年4月,巴州和硕县税务局干部热依木刚·阿不都热合曼向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映,马新利、哈木才仁与巴州顺欣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存在金钱交易的问题。  经查,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原来,举报人热依木刚·阿不都热合曼因转让二手车问题与顺欣公司发生经济纠纷,由于未能满足其自身利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认为马新利、哈木才仁与顺欣公司存在金钱交易,向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映上述凭空想象的问题,欲通过督导组及纪检监察机关达到“解决自己车辆销售问题”的目的。  2019年7月,巴州纪委监委在巴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范围内对不实举报予以澄清正名,巴州和硕县税务局纪检监察组对热依木刚·阿不都热合曼恶意举报行为给予批评教育。  这并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集中公布澄清党员干部受到不实举报典型案例。  早在2018年9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山东省青岛市通报的7起澄清不实举报典型案例,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青岛市此举目的在于,净化政治生态,健全完善干部澄清保护机制,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两个月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山东省通报的7起澄清党员干部受到不实举报典型案例,青岛市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亦在其中。  《法制日报》记者搜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统计,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集中公布了18起澄清不实举报或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的典型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公布12起集中通报恶意举报或诬告陷害典型案例。  例如,2017年7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广东省纪委集中通报的3起诬告陷害、打击报复举报人典型案件。  通报称,2012年9月,广东省吴川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吴川市国土局振文国土所副所长张华放制作假证据,诬陷国土所所长陈某的问题。  经调查,2009年7月,张华放调任振文国土所副所长后,认为陈某经常在工作中给他出难题、设障碍,与陈某产生矛盾。2011年11月,张华放从陈某办公室取走一张盖有所公章的空白A4纸,伙同他人伪造假收据,通过他人转交给吴川市人民检察院,诬告陷害陈某,意图使其受到刑事追究。  经审查群众举报属实后,2014年7月,吴川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张华放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在此之后,2018年6月,山东省纪委通报4起诬告陷害诽谤党员干部典型问题。2019年1月,新疆通报5起恶意举报典型案例。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集中公布典型案例说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对所有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经核查属于不实或诬告陷害的党员干部,予以澄清正名;同时警示诬告陷害者,让他们感受到党纪国法的威慑力,即诬告陷害必被处理。  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前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基层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  “纪检监察机关及时澄清不实举报、诬告陷害,给干部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丸’。”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称。  多地出台专门规范  保护干部合法权益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既在“打虎拍蝇”,也对受到不实举报甚至错告诬告的干部澄清是非。  2016年3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消息称,2015年,四川省共为5425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供销社主任郑廷远即是其中一个例证。  2014年,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郑廷远的主持下,巴州区供销社集体研究对合同期满的5个门市对外公开竞租。“当时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严格按程序进行竞租。”郑廷远说。2015年2月,有人匿名反映郑廷远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出租门市为他人赚取差价,个人从中分红等问题。  巴州区纪委接到举报后,围绕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调查了解,未发现郑廷远存在违纪问题,及时为他进行了澄清。  “虽然当时有些委屈,但我并不后悔,当了‘一把手’就要勇于担责,维护群众利益。”郑廷远说。  2015年全年,四川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69129件,其中,检举控告类42852件。根据举报所提供的线索,一批违纪人员受到应有的惩处。但信访反映中也有部分举报内容失实,还有与事实不符的举报甚至诬告陷害。  同样在2015年,广东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10766名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问题。2018年12月至今年6月,浙江省共为1039名遭受非议误解或被诬告的党员干部公开澄清问题。  有的省份还就此项工作专门制定规范。  2018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制定并印发《关于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的实施办法(试行)》。在新疆范围内,对反映党员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控告、举报线索,相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判,仔细甄别反映问题真伪。经调查核实,认定受到错告诬告的,明确4种方式为党员干部澄清正名。例如,向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反馈,必要时向其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反馈,澄清有关情况,消除影响。  同年12月,贵州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开展澄清正名工作的指导意见》,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用好纪律和法律两种武器,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  最新出台专门规范的省份是安徽。今年7月31日,安徽省纪委办公厅印发《为受到诬告陷害错告误告干部澄清正名若干规定(试行)》,经核实确属诬告陷害、错告误告行为,且给被反映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予以澄清正名。  据《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新疆、贵州、浙江、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出台澄清不实举报、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处置诬告陷害行为的相关规范。  “当前这些地方的举措,充分证明纪检监察机关对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的高度重视,释放了纪检监察机关对处理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具有规范化的制度要求,并且制度规定日趋完善。”宋伟说。  宋伟认为,这些制度对保护党员干部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能为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氛围。  在庄德水看来,这说明现在澄清不实举报和处理诬告陷害已成为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要培养改革派的干部,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不要受到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的影响。  坚持法法衔接原则  规范相关处置程序  处理检举控告是纪律检查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称,实行检举控告制度,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多年来,这种形式的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个别地方、部门也出现了诬告、陷害等问题。  “有些诬告事情虽小,却很难查清楚,群众戏称‘一封信、几毛钱、查半年’。这些诬告虽然总量不大,但杀伤力很大,让一些受到诬告的党员干部寒了心、泄了气。”宋伟说。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对此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经调查,监督对象没有不当行为的,应当予以澄清和正名。对以监督为名侮辱、诽谤、诬陷他人的,依纪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宋伟介绍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有关诬告陷害条款由此前的组织纪律部分调整到政治纪律部分并进行了补充、完善。  “这些规定是这项工作的法律和党内法规依据。”宋伟说,但这些依据不能替代具体工作规则。  2018年5月,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  今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施行,规定反映不实,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问题的,予以采信了结,并向被函询人发函反馈;对诬告陷害者,依规依纪依法予以查处。  今年2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主要任务包括制定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宋伟介绍说,制定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就是要进一步规范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检举控告的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在发挥党员和群众监督作用的同时,又保障党员权利。  在庄德水看来,由上述脉络可以看出,中央已经关注到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的严重危害性,正着力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对诬告陷害者实行严厉惩处,对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匡扶正义,让他们更加硬气,进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庄德水建议,在制定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时,有必要完善处置诬告陷害的相关程序规范,坚持法法衔接的原则,鼓励相关人员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纪检监察部门也可以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的法律责任。  “在完善相关的处置程序时,最好能为不实举报和诬告陷害设置不同的处置程序,毕竟两者在动机上、影响上都是有差异的。”庄德水说,不实举报可以理解为举报者确实不了解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本身不一定怀有恶意;而诬告陷害纯粹是出于个人私欲,甚至是把举报作为打击手段,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纪律界限。(记者 陈磊)

::::  新华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姚润萍)由中国水利部、欧盟环境总司共同主办的中国-欧盟水政策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4月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欧盟环境总司、欧盟驻华使团,芬兰、意大利、法国等欧盟成员国,中国外交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相关司局、事业单位,有关省水利厅局1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欧盟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委员维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启动中国与欧盟在水政策领域的对话机制,积极落实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成果,围绕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深入推进中欧双方水政策对话,共同促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涉水目标的实现。  鄂竟平在会上做了“提升政策对话水平,共创中欧水资源合作美好未来”的主旨报告。他指出,欧洲在治水领域处于世界前列,在流域综合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  鄂竟平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已建成较为完备的防洪、灌溉和供水体系;形成了以《水法》等四部法律为主,若干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组成的水法规体系;实行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特别是河长制湖长制等系列政策创新措施,使水资源开发利用、河湖管理保护等得到全面加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鄂竟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治水管水也进入了新时代。水利部积极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以“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为工作总基调,集中解决水利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鄂竟平对未来中欧水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理念交流,共享中欧治水良策;二是加强科技攻关,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三是加强商务对接,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四是加强统筹指导,提升交流层次效果。探索更加务实高效的合作模式,共同参与国际重要治水议程,提升中欧水利合作的全球影响力。  维拉在主旨报告中分享了欧盟的治水理念,介绍了欧盟的水政策以及在提高用水效率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欧盟和中国有共同合作的优势,有共同努力的愿景,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以创新的手段实现双赢。  会议期间,: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河湖管理司等介绍了中国在水资源综合管理、节约用水和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政策举措;欧盟环境总司和成员国专家代表介绍了欧盟水资源管理、生态流量和水生态修复,水循环利用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中欧双方秘书处向会议汇报了工作进展。  中国-欧盟水政策对话机制于2017年9月在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第五次高层对话会期间,由水利部与欧盟环境总司联合签署成立,是中欧在水资源领域层级最高和影响最大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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