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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8 来源:www.12306.cn

www.12306.cn:www.12306.cn  《条例》明确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法律责任。司法部立法三局局长王振江介绍,按照《条例》的规定,对违反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也就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金;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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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1月12日电(记者周润健)1月25日,将迎来2020年春节。“今年过年真是早啊!”翻着日历牌,很多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天文专家告诉记者,2020年春节确实来得比较早,但还不是最早的。出现这种“早春节”现象是阳历和农历转换所致。  春节固定在农历的正月初一,但它在阳历中的日期却“飘忽不定”。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在阳历中,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个回归年,平年365天,闰年有366天。而我国传统的农历是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据,一个月约29.5306天,积12个朔望月为354天或355天,与回归年相差11天左右,3年累计已超过一个月。  若是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天数如此相差下去,那就必然会出现春节在夏天过的现象。为使得春节在阳历的时间能保持相对稳定,调节的方法是在有的年份安排13个月,有两个一样的月份,需要“置闰”。“置闰”的规则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定。  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提前”到来,反之则春节就要“迟到”。由于即将过去的农历己亥猪年是个平年,因此2020年春节就会“提前”。同样道理,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鼠年有个“闰月”,那么接下来的2021年春节就会“迟到”。  记者翻阅天文年历发现,2020年春节还不是最早的。最近的2012年春节落在阳历的1月23日,而再早一些的2004年春节则落在阳历的1月22日。  天文专家提醒,尽管春节在阳历日期中的早晚仅是阳历和农历转换带来的正常历法现象,但是公众还是要根据时间变化尽量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www.12306.cn::::  昨天(26日),北京度过了下半年来最冷的一个早晨。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晴冷,后天天气转阴,西部北部将有小雪。  昨天,北京天气晴冷,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仅-6.9℃,创下半年来新低,怀柔北部的汤河口,最低气温更是仅-12.7℃。  今明两天,北京会继续维持晴冷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6℃。  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晴朗将暂别北京天气舞台,天空逐渐转阴,今冬初雪可能准时飘落,西部北部山区相对明显,城区降雪也值得期待。  周末起,又一股冷空气抵达北京,北京天气继续回归晴冷格局。  专家提醒,今明两天北京天晴气爽适宜出行,但早晚天气寒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冬季天干物燥,需勤补水保湿,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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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日,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为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了新的“施工图”。这一中长期行动聚焦当前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为此,本报从今日推出“健康中国在行动”系列报道,聚焦健康中国建设的新举措。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科学。近日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全民健身列入15项重大行动之一,并对居民体质状况、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城乡体育设施覆盖等指标设置了预期目标。  从广场舞到马拉松,从城市健身步道到乡村运动设施——自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中国民众的健身运动项目越来越丰富、健身场所越来越充足。在实现全民健康的过程中,体育运动的作用和价值愈发凸显。  面对全民健身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未来10年,“燃烧卡路里”的运动热潮将创造怎样的想象空间?  2030年40%国民经常健身  科学的健身活动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这样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多少国人热爱运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参加体育锻炼频度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为33.9%。而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不少一线城市的比例已达到或接近5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不过,尽管体育锻炼人数增长较快,但目前我国成人经常锻炼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缺乏锻炼也成为多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国民体质指标中的心肺耐力、柔韧性、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等指标的变化也不容乐观。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及以上和40%及以上;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少于90.86%和92.17%。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健康中国行动倡议,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太极拳等),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如跑步、快速爬山、登楼梯、网球单打等)。此外,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多动,达到每天6000步—10000步的身体活动量。  运动需要科学指导  运动虽好,但适度、科学很重要。很多专家表示,目前民众在参加体育锻炼时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科学指导。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原所长李国平认为,由于健身前对身体状况没有科学的评估和测试,一些人因运动量过大,产生机体不适应,导致身体疲劳、关节受损等;一些人因运动方式不当,运动项目选择不对,造成意外损伤甚至猝死;有的人每次锻炼运动量不够,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达不到促进健康的目的。  国家体育总局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表示,运动应该像吃饭一样,膳食平衡、营养搭配。“单一的运动并不能满足身体健康的所有需要。因为一种运动只能锻炼一种或几种身体的机能,而不同脏器的健康需要不同的运动刺激。”  如何运动才是合理的科学搭配?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曾提出“三二一”的运动原则,即3种运动方式、2种运动强度和每天运动1小时。有氧运动、力量练习和牵拉练习,是一次完整健身不可缺少的3个部分。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厉彦虎也提到,运动要遵循基本的科学原则,要适度、柔和、均衡,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像马拉松比赛是一个对耐力、体力、心率极度考验的运动项目,如果体能达不到,就不要去参加。”  场地设施门要开大  场地设施不足,也是影响全民健身开展的一大痛点。“广场舞大妈”同“篮球少年”争抢场地、部分高校体育场拒绝向社会开放等话题不时引发争议。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率要超过70%和90%;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分别达到1.9㎡及以上和2.3㎡及以上。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郎维说,国家体育总局已投入150多亿元资金,打造百姓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在小区、公园中修建健身路径。目前,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在内的公共体育场馆,正在逐渐开放。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由中央财政投入资金补助,面向公众开放。  记者注意到,日前公布的2019年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大型体育场馆名单显示,全国共有1323座场馆获得补贴,以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  对于部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问题,朗维认为,这其中既涉及产权问题、场地设施管理权限问题,还涉及到安全风险问题。各个部门要协同起来,实现存量场馆的开放和新场地的建设。通过全社会的协同,促进场馆的有效利用。  体医结合更加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健康中国行动》明确,建立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促进健康指导方法,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所谓体医结合是体育运动与医疗的结合。专家表示,体医结合能够解决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  如何规避运动中的伤病?如何提升健身锻炼的有效性?如何让运动真正成为治未病的良药?指导人们科学合理、适当适量健身锻炼的“运动处方”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是连接健身与健康之间的关键桥梁。要让卡路里科学地“燃烧”。  目前,在不少医院,一些具有资质的医生不仅会根据公众的身体情况提出锻炼指导建议,还会针对其所在社区健身器材的种类,帮助其选择健身项目、锻炼频次等。同时,针对不同人群常见慢性病的“运动处方”也越来越常见。  专家认为,要推动体医融合的进一步普及,还需要继续加大运动医疗学科的建设,支持鼓励三级甲等医院设立运动医疗科,既形成上下贯通的医疗服务网络,又带动运动处方师、运动健身指导人员、康复治疗师等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刘峣)

::::  12月16日,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住户将垃圾袋投放到路边的垃圾桶。见习记者:张玉佳/摄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  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过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付自己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理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过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理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过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设计使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过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理,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经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天“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一样”。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天,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区域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压力。此后,这片土地也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记者:王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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