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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金莎娱乐

金莎娱乐:金莎娱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接受港媒访问时表示,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过往虽无涉足香港事务,但在多名副主任协助下,相信工作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香港“修例风波”已超过半年,中联办有新人上任,或者在处理方面可以带来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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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目录后神秘消失:专家建议  多方位多角度推动药品价格下降  近日,一篇《抗癌靶向药,却在进入医保后消失了!》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报道内容显示,不少癌症患者称,很多肿瘤药物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后,反而在医院“消失”,开不到了。  《法制日报》记者对此咨询了江西省某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龙(化名)。  李龙告诉记者:“这种情况确实会存在。”据李龙介绍,抗癌靶向药具有有效性和价格昂贵的特点,其中大部分药品只能在指定的药房购买,而不是通过医疗机构,且需要审批,病症和所购买药品要对应;其次,医生也可以给患者开部分此类药品,但必须是指定的医生才有资格开,这些医生在医保局的系统里都有登记。  治疗效果因人而异  限购防止药品滥用  据李龙介绍,指定的药房都是级别比较高的,并非所有的药房都可以售卖抗癌靶向药。患者去这些药房购买此类药品只须自付30%,剩下的70%由医保局和药房结算。  李龙说,患者无法直接购买抗癌靶向药,需要提供病理的诊断证明和基因诊断的证明,因为这些特效药的治疗效果会有个体差异,要看患者的体质是否适合吃此类药品。  例如,西妥昔单抗(爱必妥)是治疗肠癌的,但主要对RAS基因野生型转移性结肠癌患者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因此,在审批此药时必须要看基因报告,如果基因报告达不到要求,系统是不会把此药批给患者的。  “如果完全放开,一些患者确诊肿瘤之后,又无法进行手术,那么就会在不清楚是否有效的情况下,购买此类药品来服用,而且此类药品医保报销后的价格许多患者都可以接受,容易造成特效药的滥用。”李龙说。  按照李龙的说法,在江西,可以买到此类药品,只是购买途径比较难。  天津某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询问肿瘤科室的医务人员,一般可以开具的常用抗癌靶向药只有两种,如果患者要求购买其他药品,医务人员会建议去其他医院购买。但如果认识医院领导,那么各类特效药品都有,需要哪种都可以购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北京某医院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药品纳入医保报销就会占用医院的医保基金。每个医院都会受到医保局的年基金限额。全国医保基金紧缺,每个医院分配到的总额,都不及医院给病友报销的总量,而这些药品更加会加重医院负担。”  李龙分析称,第一个原因是如今药品零差价,而特效药一般又很贵,导致许多医疗机构没有积极性做这件事;第二个原因就是可能会影响药占比(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买药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且采购不方便,干脆就不卖了。  李龙认为,如今江西省的做法还是可行的,将大部分特效药委托指定有资质的大型医药连锁企业销售,这样就和医疗机构没有关系了,不会受到药占比和零差价等因素的影响。  抗癌药品部分断货  政策落地尚需时日  对于抗癌靶向药纳入医保后“消失”的这种现象,专家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出现这种现象和医保的付费能力有关,医保就像水池里的水,水分配给谁、分配多少应该有它的规则,而且要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北京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卫生法学教授王岳说。  王岳认为,这次肿瘤药物进入医保目录有些仓促,不符合科学决策的要求,把肿瘤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无疑给医保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  王岳分析称,国家医保做了这个决定,各地医保都要相应地执行,而各地的医保财务状况是不同的,有钱的地方可能会好一些,没钱的地方就会差很多。“在全国医保资金不是一盘棋的情况下,如何去制定医保政策,还是要因地制宜。”王岳对记者说。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郑雪倩认为,将17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目录并确认医保支付标准,目的在于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关的政策逐步落地,谈判药品按医保支付标准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以确保医疗机构和药店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采购。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医疗机构和药店按谈判价格采购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总量约为184万粒(片/支),采购总金额5.62亿元,与谈判前价格相比节省采购费用9.18亿元,累计报销人次4.46万人次,报销金额2.56亿元,医保报销后费用负担降低超过75%。  “谈判药品纳入医保后确实为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有些药品在医保报销后,患者的费用负担整体降低可达80%。”郑雪倩对记者说。  郑雪倩告诉记者,自去年10月以来,确实有过患者在医院买不到药的相关报道,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有多种。首先,国家医保局的政策发布以后,需要通过各省逐步落实,以及社保部门、卫健委等行政部门的协同和药品企业的协作,并调整信息系统,制定各类管理规范。过程庞大且繁复,政策的最终全面落实势必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其次,对于药品企业而言,其药品首次进入医保目录具有战略意义。进入医保目录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药品企业有可能进行一定的调整,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暂时性的药品断供,从而引发患者买不到药的情况。例如,之前出现过某种谈判药品的断供,就是企业进行生产环节的调动而导致的。  最后,目前确实存在医疗机构考虑控制药占比、按病种收费、医保费用限制拨付等因素,从而限制购进或者使用相关药品的问题。  “17种谈判药品进入医保目录的政策落实是一个繁复而细致的过程,在政策出台初期,任何一个细微的环节没有匹配好,都有可能造成患者买不到药。但我们应该看到,相关行政部门正在出台各项政策和办法,积极配合推进谈判药品的落实。”郑雪倩说。  合理使用医保资金  积极提供综合服务  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王岳说,基本医疗保险应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但应该更多地使用传统药物或者经典药物,不是新特药;要合理使用医保资金,科学民主地作出决策,比如在决策过程中要有听证会,邀请肿瘤病人以及地方医保的管理人员参与。  “实际上,到目前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杀死肿瘤细胞,我们现在说的药物只能起到一种延命的作用,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靶向药物很多,有效率只有20%至30%。同时,医院并没有相应的介绍。这导致人一旦得了肿瘤病,就似乎只能用药,因此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各地买药。”王岳说。  王岳认为,今后努力的空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是对肿瘤病人要提供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维度的现代医学综合服务。  在郑雪倩看来,国家政策为谈判药品的落实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为确保患者的正常用药和药品的正常供应,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去年11月联合下发《关于做好17种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执行落实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做好挂网采购和支付以及配套管理政策的完善工作。要求保障药品供应,完善肿瘤诊疗规范和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促进抗肿瘤药物在临床规范中合理应用。  同时,《通知》明确,各地医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要根据职责对谈判药品执行情况提出具体要求,加强指导和调度,不得以费用总控、药占比和医疗机构基本用药目录等为由,影响谈判药品的供应与合理用药需求;做到对患者确实的帮助,要求各省、各地市加快政策的落实和管理,同时缩短与企业的协调和平台技术调整的时间;谈判药品的生产企业应严格遵守签约协议,不得主动断供,确保药品在全国范围内的保障供应;医疗机构应进一步推动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根据肿瘤诊疗规范和用药临床指南及临床用药需求,配备必需药品,优化用药结构,充分发挥临床药师的作用。  “综上,谈判药品进入医保目录是抗癌药降价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应多方位、多角度推动药品价格的下降,而不能单单依靠医保。目前,各地抗癌药降税降价政策逐步落地见效,各省通过开展抗癌药省级专项采购,已有千余种抗癌药降价,平均降幅10%。加快药品一致性评价,推进仿制药的研制和上市都是降低药品价格的重要方式。”郑雪倩说。(韩丹东:姜珊:晏亦茜)

金莎娱乐::::  “分红式”扶贫 发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企业或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分红;小额扶贫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交由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利息;用于发展产业的财政资金,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考核上“立竿见影”,但由于容易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等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富果”虽结,但“穷根”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由于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贫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定。但随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应更多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理上,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指导。  不出钱也不出力,“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县采访时发现,几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资金、小额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份力,即可获得每年上千元收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中,记者试着问该贫困户,是否会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于发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有了就花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业发展的扶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资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用于出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解到,这栋商铺大楼实际还在建设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却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种“分红式”扶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中。  一些地方投资建设水电站、光伏发电,所得电费收入用于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直接入股到当地企业,签订协议,资金使用方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固定给贫困户和村集体支付利润,协议到期后,再收回本金;一些帮扶单位出钱购买牛仔、猪仔,然后由企业集中喂养,年底时给贫困户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用于购买商铺,商铺出租所得收益用于贫困户分红……  类似“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使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的“坐享其成”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一些贫困户“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现,家中扶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红项目和具体金额,但贫困户对这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红式”扶贫,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困户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初衷相违背。  “扶贫仍是包办,贫困群众反而变成旁观者,只是坐等分红,本质上与直接‘送钱给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南方某省一名扶贫干部如此评价。  一些扶贫干部也坦承,不用参与劳动就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在贫困户之间造成不公平影响,也容易滋生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与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也带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分析,一些贫困户虽然现在每年有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贫,但一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停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还担心,这种分红式或资产性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理上存在一些风险隐忧。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目,本金如果是通过小额信贷,签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还给银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政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些本金归属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对?村里建设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益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结束后,这些收益又该如何分配?”多名扶贫干部分析,驻村工作队在村里时,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但驻村工作队撤走后,这些本金难免出现流失。  在华南某地,帮扶单位利用所属单位给的帮扶资金,在村里收购了一座小型水电站,原本约定的水电站收益按固定比例用于村集体、村里公益基金及村里贫困户之间分红,但该村因为集体经济弱,村干部工资待遇没有保障,水电站第一个月的收益就被村干部分掉了。后来资金虽然被追回,村干部也认识到问题和错误,但不能不引起警惕。  未雨绸缪,做好指导和预警  “扶贫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有根本区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分析认为,产业扶贫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类似“直接发钱”操作,“速成”式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根本原因在于把扶贫当成了福利。  “有的地方在发展产业时,确实也会遇到资源禀赋和市场对接难题,产业扶贫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开展。”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认为,对于已经建立健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能给贫困户分红,还能带动他们学习到技术,提升市场意识,这样的“分红”是值得鼓励的,但类似于直接“送钱送物”、只为完成数字考核的“分红”,应当禁止。  为此,部分专家和扶贫干部建议,对待“分红式”扶贫,要做好指导和预警工作。  华南一位扶贫干部建议,实施“分红式”扶贫,不能简单无差别操作,应对贫困户进行区分,“组织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对贫困户的劳动能力进行区分和界定,杜绝一些明显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坐等分成,杜绝养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期盼,加强对入股式扶贫的本金管理,应未雨绸缪提前立规,让签约期限到期后对本金的处理有明确的依据。  “分红式扶贫形成的资产,后续的产权到底归属于贫困户还是财政,需要提前规划和细化方案,甚至尽快在一些地方开展探索,防止后期风险累积。”上述扶贫干部说。记者李雄鹰、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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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新旧机制转型、职责交接、力量转换的特殊阶段。随着机构改革持续推进,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陆续成立,机构、职能整合不断加速,过去各部门“九龙治水”“各扫门前雪”等难题正在逐步破除。  半月谈记者近期发现,机构改革磨合期,旧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矛盾开始显现,部分高风险岗位专业人员流失,一些领域人力与事权难匹配,部门职责分工边界不够明确,地方机构重建有待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融合”。  压力大、风险高,部分专业人员流失  某产煤大省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机构改革后,各市承担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科(处)室数量明显缩减,从改革前的66个减为改革后的35个。一些长期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流失,各市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从169人减至65人,执法队伍从609人减少到475人。  基层安全监管人员经常深入厂矿一线,随时面临威胁生命的各类危险。他们告诉半月谈记者,不管平时做了多少工作,一旦发生事故还是会被追责问责,轻则断送前程,重则锒铛入狱。改革过程中,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安监”不愿继续留在安全监管部门。  机构改革中,人员安置要遵循“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然而,实际工作中,一部分随编转隶人员对业务不熟悉、人岗不适应,而熟悉业务的人员往往存在行政、事业人员混岗使用等现象。  中部某县原煤炭局为事业单位,新组建的应急管理局是行政单位,一些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的干部由于身份问题难以划转。  除安全监管人员外,消防部队改革转隶过程中,也存在人员减少现象。今年3月应急管理部召开的首场专场发布会透露,较2018年同期,今年春防期间,转隶后的森林消防局队伍战斗员额减少7200多人,驻防点增加了18处。  南方某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认为,面对“全灾种、大应急”救援任务,既需要擦亮灭火救援这块“老字号”品牌,又要练硬综合救援的“主力军”本领。但在新任务新使命面前,一专多能的复合人才严重短缺,承担特殊任务的拔尖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不少基层应急工作人员表示,机构改革后,工作量呈几何级增长,身心压力较大。  职能增、编制不增,改革卡在“最后一公里”  某消防部门人士说,随着城镇化推进,消防任务越来越重。根据有关规定,城区4至7平方公里要建一个消防站,但很多地方没有落实。过去,由于编制不够,消防员数量紧张,只能招聘合同制消防员。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消防任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但编制仍没有增加。  一位长期在消防部门工作的人士透露,有些县的消防中队在编才十几个人,除去轮休,正常执勤的人更少,很难去实施救火任务,不匹配救援国家队的身份。根据政策要求,消防人员建设的缺额部分,地方政府要补上,但各地落实情况不一。“有的政府,都不跟消防部门来往,不补充招聘消防员。”  不少应急部门人士反映,在大应急机制下,上面的改革设想非常符合基层现实和需要,问题是,各地怎么落实建强、建精应急队伍。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城市在消防力量、装备等投入方面“补旧账”,但仍有大量地区没有做到。总体而言,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对消防力量的建设投入较多,越是偏远落后地区越少。“消防装备价格很高,一台车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如果财政投入少,装备力量配备就很难。”一位消防员说。  北方地区一位消防支队长表示,就拿单兵图传设备来说,有的单位刚为各执勤单位全面配备3G设备,有的省市已经将4G、5G单兵设备投入实战。应急管理部门还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应急通信组织体系。  受访应急部门呼吁,改革不能简单增加职能,必须同步加大投入,保证有人干活,才有执行力。特别是编制配备和经费、装备的投入要按政策要求到位。不能让改革卡在“最后一公里”,让消防场地、人员、装备、经费陷入“走长征”局面。  机构改革要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融合”  机构改革过程中,如何做到各部门之间职责分工明确是一大难题。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任务重、压力大的职能几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有的随意推诿,有的不愿承接。  沿海某市有部门提出,应急管理部门既然有救援的职责,那么城市除雪的职责就应该划转到应急管理部门。东部某市城市管理局认为,防汛抗旱指挥部设在应急管理局,那么城市防汛工作也应该在应急管理局。事实上,应急管理部门并不拥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装备。  中部地区一位县长表示,如果各个职能部门不能相互合作,不仅大应急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应急能力反而可能会被削弱。比如,过去护林防火是整个林业局和基层乡镇共同发力,简单地把工作推给应急管理局后,光靠一个科室、股室,难以防范风险隐患。  南方某市一位消防部门负责人直言,在应急管理改革之初,消防要把行政审批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有些地方政府一度“很不情愿”。地方政府不愿意接的理由:一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二是编制紧张。  在消防行政审批转移给地方政府部门后,一些地方的消防行政审批委托中介机构在做,交接之初甚至出现群众办事不方便的现象。  基层应急人士认为,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针对机构运行中遇到的磨合问题,一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对“三定”规定中明确的职责要履职到位,不推诿扯皮;二要进一步厘清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对已明确的职责分工,要坚决执行;三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好综合协调职能。  同时,地方政府要站在全局的角度,重视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属于自身的配套责任必须真正落实。只有平时投入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应急有力。

::::15元安全帽测试后现破洞。新京报记者:唐跃:摄  朝阳某大型建材市场内有各价位的安全帽出售,商家称10余元的需求大。新京报记者:张熙廷:摄  昨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6月1日起,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的安全帽购买、验收、发放、使用、更换和报废统一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  此前,一段“工人和领导安全帽碰撞后工人的安全帽严重破裂”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此事引发公众对一线工人安全帽质量问题的广泛讨论。  近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便宜的安全帽有较大市场。记者将在市场上购买的10款安全帽,送至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检测,仅4款合格,部分安全帽出现帽壳变形、破裂等情况。  即日起至下月底北京检查安全帽使用情况  “工人和领导安全帽对比”的视频热传后,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回应称:“如果连工人的安全帽都不安全,又怎么能够实现生产安全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决不能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北京市住建委也将在接下来一个多月(4月26日至5月31日),对全北京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安全帽使用情况大检查。  本次检查的形式分为自查自纠和执法抽查两个阶段,从实体安全和管理行为两方面开展检查。  实体安全方面,将就安全帽的帽壳、帽衬、下颏带;性能类别和帽壳材质;标识和产品说明;产品有效使用期;部件损坏、缺失等重点进行检查。管理行为检查则将包括: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施工总承包单位的管理责任;安全帽收货验收制度;安全帽发放的登记管理和回收更换等方面。  先期自查自纠要留存检查和整改记录  通知要求,在自查自纠阶段发现的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要及时进行整改,留存检查和整改记录。对于不符合标准要求或达到报废标准的安全帽,必须予以回收报废,更换符合要求的安全帽。5月8日起至5月31日,相关部门将抽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6月1日起,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帽购买、验收、发放、使用、更换和报废统一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  ■:探访  1:经销商称便宜安全帽需求大  4月23日,朝阳区某大型建材市场内,一名劳保用品店员介绍一款售价35元的玻璃钢安全帽时称,使劲摔在地上,帽子也不会有损伤。而对另一款8元的安全帽,她坦言“不敢让你摔”。  同商场的另一家安全帽经销商柜台上,各种不同价位、样式和材质的安全帽一字排开。店员刘强说,这些安全帽的价格从6元到35元不等,此前对10块钱以内的安全帽需求量很大,最便宜的塑料材质安全帽的价格仅3元。“很多人就是要便宜的。”  刘强称,在“工人和领导安全帽对比”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后,10元以内的安全帽销量锐减,目前工地工人所用安全帽基本价格提升至“20元以内”。3元的帽子已不再售卖,单价6元的安全帽,也因市场原因生产量逐渐走低。  在西城区一家五金零售店,店员向记者提供了一顶售价8元,没有任何标识的安全帽,并称不包检测。“这都是一次性的,戴完你就丢。跟你说明白了,这质量不过关。”  2:部分安全帽由包工头自行购买  北京某建筑承包商张霞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大型集团是公司负责采购安全帽等物资。购买安全帽等物资的费用为项目预算支出。据其介绍,正规项目购买的安全帽价格从20元到50元不等。一般来说,白色和红色属于管理方,质量会比普通工人佩戴的蓝色或白色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工人的安全帽不合格,“出于安全考虑,不敢买很烂的东西。”同时,也有监理方(监督管理)。  但张霞提到,由于工程层层转包下去,部分小的施工队可能存在自行购买安全帽的情况,“这个质量就不敢保证了。”  长期担任包工头的王康告诉记者,工人在工地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帽,但安全帽的采购并无明确标准。有的是公司统一采买,有的是班主(包工头)自行处理。质量好坏,这取决于班主自己,“有好的,也有差的。”  王康介绍,一般是在建材城购买安全帽,5元至50元各种价位的都有,普通工人一般用的10余元的。“我们买的话,要从工人工资里扣钱。”  ■:测试  市场上10款安全帽经测试仅有4款合格  4月2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将在市场上购买的6元至38元共10款安全帽,送至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测试。  根据最新国家标准GB2811-2007,质量合格的安全帽在高温(50℃)、低温(-10℃)及浸水预处理后,用5kg落锤自1m高度落下进行冲击测试,传递到头模上的力不超过4900N,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检验中心检验室副主任许超介绍,高温、低温及浸水预处理是模拟实际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高低温、雨水和汗水等情况。若安全帽冲击吸收性能不合格,会对佩戴者头部和颈椎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从医学角度来讲,8000N是极限。”  测试结果显示,记者送检的10款安全帽有6款不合格,6元、8元、10元、15元及两款18元的安全帽传递到头模的力均出现超过10000N的情况,部分甚至帽壳变形、破裂,帽衬断裂、脱落。  记者注意到,15元这款安全帽经过低温预处理后测试,落锤砸中后顶部出现一个直径超过5厘米的破洞,碎片四处飞溅。“这是标准所不允许的,碎片脱落会对佩戴者造成二次伤害。”许超说。另一款较为典型的是8元安全帽,测试后帽壳内部部件完全脱落,绕头围起固定作用的帽箍、设置在帽箍和帽壳之间吸收冲击力的缓冲垫断裂,“这是比较严重的断裂。”此外,帽壳也出现了裂纹,像被劈成两半。  声:音  用人单位应担起管理责任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塑料和玻璃钢两种安全帽。上述检验中心检验室副主任许超介绍,不同材质在耐高低温、耐磨性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哪种材料都应满足标准要求。  许超提醒,除了价格因素,购买安全帽时还可以留意手感和质量。“以我的经验,重量在400g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此外,也要注意帽衬与帽壳的连接部位是否结实。  许超介绍,2016年至2018年,生产领域产品质量抽查的总体合格率分别为93.3%、88.9%和83.1%,“可以说生产领域的安全帽质量比较稳定。”但2015年对流通领域(市场和使用环节)的抽查显示,总体合格率仅为32.6%。  许超表示,购买便宜的、不合格的产品,“用人单位没有起到应该承担的责任。”但目前在监管使用的过程中,具体操作层面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据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管理部门正在起草制定针对各行业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标准,标准会在近期出台。此外,行业内正在积极推行对产品的追踪溯源。(文中除许超外均为化名)(张熙廷:王洪春:唐跃:实习生:王艺:邓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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