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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4月11日电(记者林苗苗)记者日前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到,近年来北京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为患者急需的抗癌药、罕见病用药以及公众需求强烈的疫苗等在进口通关上提供便利,保障更多药品早日惠及民生。  据悉,目前北京进口通关药品品种达到87种,包括罕见病用药、抗癌药以及公众需求强烈的疫苗。2019年北京预计新增20种进口通关药品,包括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五联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  北京市顺义区的天竺保税区设有药品监管部门和专门的药品通关窗口,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特事特办,为抗癌药、罕见病用药等临床急需境外药品实施快速通关。  对部分需要在上市前进行检验的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医药制品,北京市药监局设立专门的通关备案窗口,药品到港后24小时内由药监人员现场完成抽样,就地“一站式”办理通关单、检验通知书等,而企业以前需要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药品检验所和保税区仓库等多地进行这些业务的办理。  此外,从2017年下半年起,北京药监部门已将保税区的通关服务范围由保税区内注册的企业,扩大到所有在保税区有仓储业务的企业。  北京市药监局局长甘靖中说:“北京市药监局多措并举,以优质便捷服务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免除企业在进口通关过程中的后顾之忧,让更多药品早日惠及公众。”

美高梅手机版游戏app北京8月25日电:题:着力破解治污难题:依法保护清水绿岸——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现场的声音  记者高敬  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饮用水安全如何保障?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从何处破解?专题询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尖锐、切中当前水污染防治的要害和难点,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措施实在。  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  2017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重点强化了饮用水安全保障。饮用水安全,涉及从水源地到供水企业再到水龙头的全过程。袁驷委员提问,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依法强化水源地、水质净化、二次供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监测和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从2017年起,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三年共整治约1万个问题,为饮用水水源地的保障工作创造了很好的基础。  他介绍,从今年开始,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把农村千吨万人级的水源地摸排清楚,明年把相关问题整治到位。二是鼓励支持更多地方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保护跨界、临界的水源地环境安全。三是持续继续完善做好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示,将进一步指导督促供水企业加强水质检测能力建设,做好水质信息的公开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对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水质标准的制定和开展健康风险的评估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将加强区域性监测网络建设,把监测工作进一步落地落实,提升水样监测风险评估和研判的能力。同时,完善健全水质信息通报制度,特别是推进末梢水水质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三方面发力治理农业农村水污染  窦树华委员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一个短板。他提问如何依法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切实保障这些设施建设得起、运行得好、可持续?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下一步,农村水污染防治将重点开展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突出治理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畜禽养殖中污染的治理。提高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粪污排放。要继续推进585个畜牧大县整县治理,并逐步向非畜牧大县的规模养殖场覆盖,力争今年能实现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11万家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到75%以上。  第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农村改厕、生活污水以及垃圾的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探索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上,要多渠道筹措管护经费,构建多元化的资金保障和长效的管护机制。同时,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并支持第三方主体参与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管护。  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方敏很关注河长制的落实情况。执法检查发现,有的河长有名无实,有的有名有实但作用发挥不大。如何落实河长法律责任、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河长、湖长制体系刚刚全面建立,从“有名”向“有实”转变还在过程中。这两年,我们突出做了四件事,解决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不好怎么办这样4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各地共问责不作为、乱作为、虚假作为的河湖长4624人次。今年上半年,21个省份问责河湖长1649人次。  他介绍,下一步,要抓好4项工作:一是加快修订河道管理条例,争取细化明确河湖长,特别是相关部门履职的法律责任。二是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履职考核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规范考核组织程序,强化追责问责和激励约束。三是统筹好水利、生态、自然资源、公安司法力量,进一步解决河湖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四是深入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研究,分区分类提出美丽河湖的标准。  加快补齐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张玉珍说,执法检查发现,城镇污水管网历史欠账多,城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差距比较大,造成了河流、湖泊、黑臭水体的大量产生。  “虽然我们的房子建得很好看,城市也很漂亮,但是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确实差距很大。”王蒙徽回应说。  他表示,今年三部门联合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明确了三年的工作目标,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三个基本消除:基本消除老旧城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空白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他说,下一步,要切实抓好三年行动方案的落实。一是指导各地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年度建设任务,加强城市竖向管控,提高管网系统化水平。二是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特别是管网空白区要加快建设,老旧管网要加快更新。三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建立管网专业化维护机制,开展部门联动执法,利用一些新技术对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使污水管网有人管、管得好。四是切实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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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12月18日电 :题:“文山会海”同比降三成以上 各地基层减负不减作为  记者郑钧天、郭敬丹  今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记者调查发现,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广东和海南等地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在为基层干部减负的同时更进一步增强了其使命感、责任感。减负之后,各地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正把减负带来的获得感,更多转化到务实为民、尽职尽责的行动之中。  各地“文山会海”同比降三成以上  今年以来,上海、安徽、福建、河南和江西等地相继对文件、会议提出硬性的削减要求。当前,削减“文山会海”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发文和会议数量同比压缩30%以上。  上海市要求市委和市政府发至乡镇街道处团级等基层单位的文件同比减少30%至50%;市委和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本系统全市性大会每年不超过1次,全市性大会和专题会议原则上不超过2小时。  安徽省委提出“3314”等明确要求,即省委文件要比去年压减1/3以上,全省性会议比去年压减1/3以上;每年只安排1次省级脱贫攻坚督查,省直部门和市县不得开展脱贫攻坚专项考核;汇总编制省直部门涉及脱贫攻坚填报事项“一张表”,每季度最多让基层填1次,每年不超过4次。  海南省委在整治“文山”问题上要求,省级层面发文同比减少42%,严格控制文件篇幅等;并着力破解“会海”突出难题,全省性及省委重要会议同比减少33.3%。  河南省委从省级层面做起,确保2019年发至县级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以上,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减少50%以上。  据福建省相关部门统计,截至今年11月底,福建省省级层面文件和会议分别精简55.8%和59.0%,市级层面精简56.4%和55.4%;省级和各设区市及平台综合实验区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大幅减少。  “‘文山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等问题耗费基层大量精力,让干部不堪重负。在中央明确将今年定为‘基层减负年’后,江西省出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三十条措施》,从大幅精简文件、大力压缩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方面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江西省有关负责人表示。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创新方法为基层减负  从事文化行业的欧先生是深圳首位办理“秒批”营业执照发放的个体工商户。他用15分钟将资料填写完毕并进行申报,在2分钟内便收到了确认短信,可直接在自助办理区打印营业执照。  广东省委、省政府今年出台《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具体措施》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整合优化现有自助终端服务资源,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今年启动个体工商户“秒批”改革,将个体户设立由原来的2个工作日压缩至符合条件即时审批通过。  在创新方法上做“加法”是不少省市普遍采取的做法。例如,上海市借助“一网通办”,市区级层面通过推进基础数据共享,避免基层重复上报数据。海南省也积极推进“网上督查督办”,实现了督查信息资源共享,大大提高了督查效率,而且通过“多督校验”“精准查重”,有效解决多头督查、重复督查问题,进一步减轻了基层负担。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创新督查工作机制,创建“实时督查”平台,打通党委、政府督查部门之间的信息屏障,全区各部门可共享督查结果,避免多头督查、重复督查。同时,该平台将基层人员从陪同、汇报、反复督查的繁重任务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落实督查发现的问题,做到政务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提高了政府执行力。  减负不减担当作为  推行减负举措,正为基层带来全新气象。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文件和会议大幅度精简,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时间和精力更多用于干事创业、推动发展。  “现在督查检查越来越少,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到村子里了。”面对变化,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大洲镇党委委员王丽娜深有感触,“督查减法让基层干部逐步松绑,大伙儿集中精力抓工作落实的氛围反而愈加浓厚了!”  督查检查“大瘦身”后,如何考核工作实绩?衢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督考减负要“找准靶心”。“在龙游县,删除重复项,撤销累赘项,纪检监察工作日常报表数量直降93%。”  “看着是‘减负’,实际上是‘增能’,形式主义的东西少了,与群众交流的时间、干实事的时间也就多了。”王丽娜表示,减负后干部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民生问题。  在上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结合,注重基层获得感的提升。”上海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正推动市委督查工作领导小组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减负的实际成效,发现问题明码挂账,一件一件推动解决,细化对基层干部队伍的关爱措施,更加注重激励保障,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参与记者:范帆、秦宏、韩朝阳、赵叶苹、徐海涛、李平、孙飞)

::::  一头用于骗补的牛和它的耳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编者按  这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的怪事,令我们有“如鲠在喉”之感。  村里少数人家,虚报冒领了扶贫款项——国家投资扶持养牛的“好经”被念歪了。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我们的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按照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无数人不舍昼夜的拼搏奋斗。  脱贫攻坚以来,根据通报,一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违纪违规使用等问题。中央开展过专项巡视,国务院扶贫办也曾专门委托媒体暗访,以了解相关问题。  就在同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这样的人家:原本家境贫困,在扶贫资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来越满,家底越来越厚。  同一个起跑线,跑向不同的终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心: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容易、挣钱比“套钱”麻烦,也有人相信这一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论上,吴月梅养着6头牛,村里那本扶贫项目花名册是这么说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头。周建国是4头牛的主人,尽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净得只能找到破旧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风干的陈年牛粪。  在宁夏固原市的同一个村庄,这两个贫困户都因为表格里的牛获得了扶贫补贴款:截至目前,周建国凭借如今不存在的4头牛拿到了1.2万元,吴月梅已经领到1.2万元,还在等待下一笔补贴。  此地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今天,跟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起,这里正在竭力减贫。减贫的一个举措是补贴养殖业。  然而,获得补贴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用周建国的话来说,有的人家虽领了补贴,“连个牛毛、牛槽都没有”。  村支书则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随着项目验收不断收紧,如今已不再出现。  但2019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发现了此类情况。  根据这个村庄的《2019年扶持壮大产业到户项目村级验收花名册》,村民艾玉莲申报养了30只羊,村级验收认定她养了23只。9月的一天,验收结束后,记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净得连羊粪都找不到——当地要求牲口必须圈养。  艾玉莲支支吾吾告诉记者,羊都是她从别家借来的,她与真正的养羊户商量,将来拿到补贴,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册上,她通过村级验收的养殖项目还包括10只鸡、5只兔。她承认,自己就养了“3只兔子3只鸡”。  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级抽验花名册上签字。  借牛  按照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享受补贴。2014年,每头牛补贴2000元,后来力度加大,提高到每头3000元。养羊则每只补贴200元。  但政策限定,补贴只面向新增的牲口,这叫补栏。补贴政策还要求,补栏牛必须是“县外购进”,从县外的地区购入喂养,自家牛下的牛犊就不算“补栏牛”。贫困户经过验收的存栏数,其中基础母牛养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时出栏即时补栏。此举是为了鼓励贫困户“滚动”发展养殖业。  据这个镇的扶贫办介绍,产业扶贫在该镇效果显著,全镇2017年至今,共补栏8000多头牛。其中一位贫困户,家里从一两头牛因此发展到60多头。  但也有像吴月梅家这样的情形:她迄今凭借4头牛拿到补贴,其中1头系七八年前买来,其余3头均为该牛繁殖而来,不属于“县外购进”,严格来说,不符合政策。  周建国采取的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做法。他先卖掉自家的羊,用卖羊的钱在验收前买入牛,验收过后再把牛卖掉。他说:“哪怕咱没养,买着来再倒着出去,套了国家钱,总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连个牛毛也没有、牛槽也没有。”  有一种在当地见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据不少村民介绍,有的贫困户会在验收前从别人家借来牛,算作自家补栏的牛,以此骗取补贴。  从古至今,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种,土炕靠烧牛粪煨热,孩子靠卖牛上学,病人靠卖牛吃药。现在,它们被出租、出借,功能发生了变化。  9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县级抽验过程中,一个贫困户将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被派来负责抽验的工作人员,领到邻居家的牛棚旁。县级抽验顺利通过。此前,该户已经通过了村级与镇级验收。  “直接把检查的人领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过牛的村民对记者比着手势演示,“就说这是你的牛。”  他因为借牛给亲戚得到400元报酬。他说,因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亲戚直接把验收组领到他家牛圈。验收通过了。验收表上签了名,按了红手印。  根据花名册,2017年是宁夏的这个村庄补栏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个贫困户的300多头牛享受扶贫补贴。  2017年,也是记者走访的村民们口中骗补“最疯狂”的一年。  当地干部介绍,这也是扩大补贴规模的一年。  记者走访中遇到这样一户村民:她家在政府补贴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从未养过牛,也未借过牛。但2017年,她家同样享受了3000元的养牛补贴。户主称:3000元是“向村上要来的”。  据村民们反映,最疯狂的时候,镇上验收组下乡验收,村民们拉着那些借来的牛,在村上到处跑。  由于封山禁牧,当地牛羊养殖必须圈养,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验收组问那些拉着牛到处跑的人:“你们这是干啥呢?”  村民会假称:“寻犊呢。”  镇验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他见过村里拉着牛到处跑的热闹场景。  多位村民估计,2017年享受补贴的贫困户中,有相当的比例涉及借牛骗补。不同人估计的比例相差甚远。不过,这些说法无从核实。有村镇干部、扶贫队员认为,借牛只是“极个别行为”,“每个村有三五个就了不得了”。  当地一个从业20多年的牛贩子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2017年是他出租牛数量最多的一年,30头牛租给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户拉两三头,一般都是(租)3天时间。”  村里一位养牛大户,过去两年多借出过8头牛。他向记者解释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亲戚)能帮上就帮上,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  另一位养殖户说:“他还给我钱呢,我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处,最终以烟酒、租金的方式表现出来。  租金每头牛1000元,这是当地贫困户、养牛户、牛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价码。  2017年,村里一个贫困户,从亲戚家借来一头黄牛拴在自家牛棚。双方约定,费用1000元。  “就是穷着什么没有,(家里)就一头牛。再拉一头牛,两头牛可以套6000元。”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边给牛铡草,一边向记者解释当初借牛的想法。这6000元相当于她家种10亩大麦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这家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借来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着这家人尚未套得补贴,反而要先赔偿损失。王春桂事后觉得“真是倒了霉了”,当时气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册显示,虽然牛死了,验收还是通过了。2017年,这家人获得了养牛补贴,虽然数额还不够赔偿损失的。  因为此类意外的发生,养牛户在出借时怀有顾虑。一位把牛借给过亲戚的养牛户说,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钱、有关系、有牛棚,还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着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为了借到牛,有的贫困户借牛时,会承诺把套取的扶贫资金与养牛户均分——比约定俗成的1000元诱惑更大。  一张用于骗补的“牛票”。  牛票  通过自家养的牛顶替“县外牛”,也是常有的计谋。一位贫困户笑着说,自己每年都能够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补贴。前提是,要去购买“牛票”与“耳标”,以便通过验收。  牛票指的是动物检疫部门发放的合格证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与检疫信息。耳标则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黄牌子,上面有二维码和牛的编号,原则上一头牛对应一个耳标。  当地政府有一套养牛项目的验收标准:存栏牛、牛票、耳标缺一不可,且编号一致。  记者走访中发现,牛票与耳标,都可从牛贩子、票贩子手中购得。  理论上,牛票与耳标均由附近县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或乡镇畜牧站出具,并盖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有兽医签字。但骗补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当地一位牛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更大的票贩子手中以一头100元或150元的价格购入牛票、耳标,转手以一头两三百元或两头500元的价格卖出。如果是从他这里租一头牛,带一张牛票、一个耳标,总价是1000元。  当着记者的面,这位牛贩子联系了他的一个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内搞到50头牛的牛票。代价“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两条香烟。  源头是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给人买两条‘芙蓉王(香烟)’,不掏钱给你不弄。”牛贩子说,每年验收前,是这种“生意”最好的时候。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检疫合格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动物在市场上是流动的,“报的时候是这些,装车的时候是那些,你怎么确定?”因此,受检疫的牛可能并非养殖户的牛,往往存在许多牛贩子钻空子,借机倒卖牛票与耳标,而政府部门对他们“防不胜防”。  “光根据检疫合格证,确实也有弊端。”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合格证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界定。”  至于耳标,购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来的牛本身就带有耳标,原耳标则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贫困户告诉记者,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牛票。记者在附近几个村子走访时,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骗补现象。  前述牛贩子向记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该镇的4个村子。  2019年夏季,当地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况的督察通报称:“个别农户在实施产业到户项目过程中,存在以自养牛抵冲项目牛,从购进牛变为购买票证和耳标现象;个别村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对产业到户项目把关不严,对乡镇存在欺瞒行为。”  镇验收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范骗补,镇政府曾要求贫困户提供买牛的现场交易照片,但后来验收组发现,交易现场照片也可以伪造。  镇里有时会接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举报,比如虚报农作物种植面积、虚报养殖规模等。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些举报,镇政府会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就会处理。  “针对这个情况,咱们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动(养牛),还要限制(补贴)。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国家项目嘛。”这位工作人员说,2018年开始,项目补贴有所缩减,2018年限额6000元,2019年限额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镇验收组组长表示,要求县外购牛,是养殖补贴政策不合理之处。那些真正从本地买了牛来养的贫困户,也发展了养殖业,但不得不去购买牛票,否则享受不到补贴。  另外据村民介绍,也有的贫困户在借牛骗补后,担心东窗事发,真正养起牛来,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贩子称,验收日益严格,租牛卖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卖出去五六十张牛票。他自称卖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当年共卖出100多张牛票,顾客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按满了红手印的验收花名册。  验收  白纸上,红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证书,还有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补贴发放之前,很多东西都在证明资金发放的严肃性。  每个补贴项目要经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同时还要接受不定期“回头看”的核查。验收组需要挨家挨户实地检查存栏数、牛票、耳标等。户主除了按手印,还要签下补栏饲养保证书。  镇里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保证存栏量是为了促使贫困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管存栏,你把补栏(补贴)一享受,把牛一卖,产业扶贫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2019年9月,记者见到了镇里组织的一次项目验收。验收组发现一户的存栏数比花名册上缺少两头牛。而户主的解释是:“一头卖了给娃娃看病了,一头死了。”验收组告诫他:“存栏是必须要有的,存栏没有的话,你有套国家项目的嫌疑。严格来讲,还要追究你责任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有拿到过补贴的贫困户,家中连牛棚都没有。也有贫困户在验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栏牛的数量,明显不足。  对于存栏量与补贴数明显不符的几个贫困户,关于牛的去向,他们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赶着牛价高,卖了”,或者“给孩子看病,卖了”,牛消失的原因还包括“牛病了卖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没人养卖掉了”。  多数人不愿多谈。套取了补贴的周建国向记者表示:“这些事少说,还要靠政府救济呢,把这些人一惹,把这个小鞋给咱一穿,咱就没办法了。”  镇里一位验收组组长说,如果验收卡得过严,会挨老百姓的骂;如果真出了问题,又要挨领导的骂。他们的一个顾虑是,对扶贫干部的追责,比追查隐蔽的骗补行为容易得多。  “那个东西很隐性,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干部谈及借牛时说,“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视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们家的牛。”  村支书则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说谁谁借的牛,你啥证据?你验收时候,耳标在呢,检疫证开下了。你问牛咋不在了,他说牛有病呢,或者用钱呢,卖了。”  在一位村民看来:“他(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农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进羊圈”的验收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谁家借了牛,但时常碍于人情面子,或者担心得罪人而装不知道。而验收组完成验收后就离开了,又没办法一直在村里盯着,“闹得跟打游击战一样”。  据介绍,镇验收组会碰到一种情况:圈里有牛,检疫证和耳标都在,但牛圈旁边没牛粪,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牛,但是你为啥不验?你又没有监控。”一位干部说,这种情况,只好先进行验收,“回头看”时“拿下”。  “回头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举报,或者下乡验收时,发现有明显临时借牛的痕迹的家庭。关键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数,“如果你不养着,说明你可能钻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头看”,确实给一些试图骗补的人带来了麻烦。有时临时得知要验收,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门借牛。  在那位验收组组长看来,“回头看”确实是遏制骗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是由于扶贫任务重、工作紧,验收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弱”。  “有时候还没核查或核查不彻底,钱就兑付了。”这位组长说,“钱拨到扶贫办的账上,你要按期给老百姓兑现呢。”不按期兑现,上级会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资金兑付,政府很难追回。  2019年,吴月梅计划再拿到两头牛的补贴。她已经准备了5个月,4月份就从牛贩子手里买了牛票。  她的办法是,从儿子家拉来4头牛充数。  她经历了两次验收,都没通过。验收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多次前往吴月梅家,见她家往常只能圈4头牛的牛棚,却塞了7头,不合常理。他怀疑吴月梅有借牛行为,因此未予通过。  第三次验收时记者在场,见到7头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员数了存栏牛数,检查了牛票与耳标,让这家人当着验收组和村干部的面签下保证书。验收通过。  保证书上,吴月梅一家承诺,他们会至少养殖3年以上,如果倒买倒卖检疫证明和耳标,冒充顶替,套取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收回扶贫资金,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两天后,记者再去采访,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头牛。吴月梅最初的解释是,“拉着打犊(配种)去了,将(刚)拉去。”但牛圈门口和院门外被雨淋湿的土地上,连一个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认,是借来儿子家的牛凑数。验收通过的两头牛,“都是我们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从当地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督察通报来看,已经发现了“产业扶贫到户项目涉嫌倒卖假检疫证问题”,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另一份督察通报显示,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存在“验收标准执行不严,补栏的牛羊无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导致项目流失严重”等问题。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报指出,存在“个别村民补栏牛的过程中有无证、套证、购证等现象”。  督察中还发现,2017年,某个村子存在“按照鸡的标准”对几百只鸽子养殖户进行补贴的情况,而鸽子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贫困户签字的保证书。  “把国家亏了”  在解释原因时,骗补者总会提到一个字——“穷”。  王春桂说:“都借着套着呢。我想着套两个钱,穷汉人家嘛,挣两个是两个嘛。”  “穷着老两口,没钱嘛。老两口种下10亩地。老头子心脏病,年年住院,都在药罐罐里头呢。也没有个啥收入。”吴月梅说着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拎出5袋装满药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国不好意思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想着是国家的便宜嘛,错误的认识嘛。”  他还说,这种做法,“把国家亏了,把领导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村里一位共产党员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遇到邻居前来借牛,他都拒绝,或劝他们别这么做。另一位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最终没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钱使唤了,牛木(方言——即没有)牛,钱木钱,到第二年还是贫困户嘛。”  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以1000元的价钱租给贫困户,一套牛票和耳标按200元计算,3000元的政府补贴,贫困户实际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对记者感慨,贫困户和牛贩子都落钱,只有政府是吃亏的。  为了支持贫困户养牛,当地会给予每户数万元的贴息贷款。此外,按2018年的项目补助标准,贫困户修建牛棚、青贮池,种植优质牧草,购进铡草机,都会取得相应的补贴,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为防止“牛死伤农”,政府还愿意承担94%的养殖保险费。  有养牛户说,正常情况下每头牛能够增收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政府为降低养牛成本补贴的3000元,养下的母牛产的犊,便是自己净赚下的牛。  据村委会介绍,近3年来,该村到户项目资金补贴涉及牛、羊、猪、驴、兔、鸡、蜜蜂、马铃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贫困户牛永富家只有两头牛,由于养牛成本高,家中还欠有外债,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每年就两头牛在那儿转”。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购进4头牛,如今每年仅靠养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说,看到养牛能够养家糊口,参与者越来越多。他统计过一个村庄的养牛户数量,发现近3年来养牛户至少翻了一番,户均养牛数量也不断增加。玉米播种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产饲料。  2019年,牛永富又购入一头牛,3000元养牛补贴已经到账。他想不通骗补者的做法:“政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骗?”  (文中吴月梅、周建国、王春桂、艾玉莲、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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