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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1 来源:m美高梅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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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式”扶贫 发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企业或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分红;小额扶贫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交由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利息;用于发展产业的财政资金,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考核上“立竿见影”,但由于容易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等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富果”虽结,但“穷根”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由于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贫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定。但随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应更多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理上,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指导。  不出钱也不出力,“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县采访时发现,几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资金、小额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份力,即可获得每年上千元收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中,记者试着问该贫困户,是否会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于发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有了就花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业发展的扶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资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用于出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解到,这栋商铺大楼实际还在建设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却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种“分红式”扶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中。  一些地方投资建设水电站、光伏发电,所得电费收入用于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直接入股到当地企业,签订协议,资金使用方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固定给贫困户和村集体支付利润,协议到期后,再收回本金;一些帮扶单位出钱购买牛仔、猪仔,然后由企业集中喂养,年底时给贫困户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用于购买商铺,商铺出租所得收益用于贫困户分红……  类似“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使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的“坐享其成”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一些贫困户“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现,家中扶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红项目和具体金额,但贫困户对这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红式”扶贫,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困户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初衷相违背。  “扶贫仍是包办,贫困群众反而变成旁观者,只是坐等分红,本质上与直接‘送钱给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南方某省一名扶贫干部如此评价。  一些扶贫干部也坦承,不用参与劳动就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在贫困户之间造成不公平影响,也容易滋生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与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也带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分析,一些贫困户虽然现在每年有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贫,但一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停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还担心,这种分红式或资产性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理上存在一些风险隐忧。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目,本金如果是通过小额信贷,签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还给银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政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些本金归属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对?村里建设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益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结束后,这些收益又该如何分配?”多名扶贫干部分析,驻村工作队在村里时,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但驻村工作队撤走后,这些本金难免出现流失。  在华南某地,帮扶单位利用所属单位给的帮扶资金,在村里收购了一座小型水电站,原本约定的水电站收益按固定比例用于村集体、村里公益基金及村里贫困户之间分红,但该村因为集体经济弱,村干部工资待遇没有保障,水电站第一个月的收益就被村干部分掉了。后来资金虽然被追回,村干部也认识到问题和错误,但不能不引起警惕。  未雨绸缪,做好指导和预警  “扶贫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有根本区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分析认为,产业扶贫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类似“直接发钱”操作,“速成”式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根本原因在于把扶贫当成了福利。  “有的地方在发展产业时,确实也会遇到资源禀赋和市场对接难题,产业扶贫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开展。”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认为,对于已经建立健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能给贫困户分红,还能带动他们学习到技术,提升市场意识,这样的“分红”是值得鼓励的,但类似于直接“送钱送物”、只为完成数字考核的“分红”,应当禁止。  为此,部分专家和扶贫干部建议,对待“分红式”扶贫,要做好指导和预警工作。  华南一位扶贫干部建议,实施“分红式”扶贫,不能简单无差别操作,应对贫困户进行区分,“组织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对贫困户的劳动能力进行区分和界定,杜绝一些明显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坐等分成,杜绝养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期盼,加强对入股式扶贫的本金管理,应未雨绸缪提前立规,让签约期限到期后对本金的处理有明确的依据。  “分红式扶贫形成的资产,后续的产权到底归属于贫困户还是财政,需要提前规划和细化方案,甚至尽快在一些地方开展探索,防止后期风险累积。”上述扶贫干部说。记者李雄鹰、周楠

m美高梅登录::::  西宁11月29日电(记者李亚光、张大川)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文化旅游局获悉,位于澜沧江源地区的该县发现一处古代藏传佛教壁画,具有浓郁的东北印度波罗艺术风格特点,初步断定产生于13世纪前后,具有极高的历史人类研究价值。  6月,囊谦县香达镇多昌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明显的古寺庙建筑遗迹。在开凿的山体平面上,村民清晰看到5道石砌墙体,内壁有3块较为完整的壁画,于第一时间将相关线索上报有关部门。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近日对该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步认为出土壁画产生于13世纪前后,下方有藏文题记,或为青海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藏传佛教壁画,对于探讨印度波罗艺术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当地在后弘初期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研究提供了珍贵佐证。  罗文华表示,这批壁画与我国河西地区同期的艺术风格接近。囊谦县素有“西夏帝师来自囊谦”的说法,此次发现或可从侧面提供印证。  记者近日也前往出土现场走访,看到该批古壁画人物形象饱满、线条柔润,造像上的红、绿、黑等色彩尚未完全褪去,仍具较高美学艺术价值。  囊谦县文化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相关史料记载较为缺乏,此次出土的古壁画,对于推动研究人员了解青藏高原古时先民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澜沧江源外,长江源地区近年来也发现多批古岩画。初步表明上述大江大河之源,在古时或为人类聚居区,一度产生大量有价值的文化活动,有待今后持续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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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29日,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与武汉市第五医院医务人员进行工作交接。新华网发武汉市第五医院很多医护人员已经连续抗疫40多天,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到来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图为武汉市第五医院呼吸科护士长脸颊因长时间戴口罩留下的印痕。新华网发1月29日晚,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换好防护服准备进入“战区”,他们在防护服上写下“武汉加油”。新华网发   :1月29日,江西援助湖北第一支医疗队正式入驻武汉市第五医院,接管该院呼吸科、重症科等病区,并建设新的传染病区。  据介绍,医疗队进驻的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市最早一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专门接诊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属于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医院一共有11个病区,收治了300多个病人。  医疗队队长祝新根表示,尽管面对很多困难,但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还是很乐观地接受这些挑战。(王凯丰)

::::  【生态观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中央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设立专职督察机构,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等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201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启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和2018年8月后更名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同属生态环保的政治巡视和法治巡视。从成效来看,第一轮督察问责了1.8万多人,解决了8万多个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第一批督察“回头看”追责6219人,推动解决了3万多个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各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总体上看,以《规定》的印发为标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正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从以督促地方端正生态环保态度和打击生态环境违法为主要任务的阶段,步入以强调增强生态环保基础、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其制度建设越来越健全,实施越来越深化,重要领域越来越得到各方面认可。  具体来讲,面对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实施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特点:  从督察功能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转变,推进了各地的高质量发展。经过三年多的督察工作,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质量也得到一定提升。例如,在对“散乱污”企业的整治中,环境友好型企业得到更多发展空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可以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解决了环保法律施行过软的问题,促使环境保护真正进入“五位一体”大格局。此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各地把握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节奏,严禁“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一刀切”的做法。这些措施,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长远协调共进。  从督察事项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侧重环境污染防治向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并重转变。2016年至2017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的事项主要是环境污染,如水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工业园区环境污染、区域性行业性环境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城镇垃圾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问题。2018年8月后,生态保护的内容在督察反馈意见中的比重增大,生态破坏问题得到更多关注。  从督察模式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全面的督察向全面督察与重点督察相结合转变。2016年至2017年开展的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目的之一是通过社会举报、现场检查、空中遥感、地面监测等手段,发现、暴露历史积累和现实存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督察组反馈的内容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阶段,督察的针对性有所加强,针对已发现问题的“点穴”式和“紧盯”式督察更多。紧盯关键问题,能够促进地方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2019年启动的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将围绕中央和各省市制定的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和方案,采取针对性的督察,同时对重点国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点带面,提升所有企业在新时代的生态环保守法水平。  从督察方式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监督式追责向监督式追责和辅导性辅助并举转变。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自启动以来,发现了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追责了一批领导干部,推动地方提高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但一些地方在督察后提出: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地方能力建设滞后,科技和管理能力不足,地方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也难以解决。针对这一现象,从2017年10月起,原环境保护部派出队伍下沉到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26”城市,帮助当地制定大气污染控制的“一市一策”,受到地方的欢迎。  从督察重点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着重纠正环保违法向纠正违法和提升守法能力相结合转变。地方出现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表面看是企业的违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是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2016年开始实施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既指出各地的环保违法违规现象,也对各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情况开展通报。区域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属于提升守法能力的治本事项,可见,反馈意见不仅关注治标,还考虑治本。在第一轮督察后,各地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普遍提速。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阶段,督察意见涉及的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产业区域布局、垃圾收运和处理、淘汰“散乱污”企业等治本事项的比重有所增加,体现了治标与治本并重。  从追责对象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主要追责基层官员向问责包括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在内的各层级官员转变。地方出现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表面看是基层的执法问题,实质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问题。2016年1月在河北试水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责的对象还主要是处以下官员,随着中央对多位省级党委原负责人的处理,被问责的干部级别整体提高。实践证明,问责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和部门主要领导,对于倒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层层传导环保压力,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解决“散乱污”问题,促进绿色发展,作用巨大。  从督察规范化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察向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督察转变。首先,与督察工作相关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起步时主要的依据是《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随后,中央结合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发现和处理生态环境违纪违规问题的党内法规依据更加配套。在督察中,为了精准问责,防止追责扩大化,相当多的地方党委和政府联合出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力清单文件。可见,以前由政府主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及政府部门中主要由环境保护部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局面得到明显转变。  从督察体制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得到其他机构的巡视和督察工作的协同支持,督察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2018年6月,自然资源部对几起侵占农地、破坏林地、填海造地、侵占湿地等案件作出自然资源督察通报;2018年8月,自然资源部设立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这些督察和巡视对于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施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以上种种转变表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有效实施将会有利于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并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作者:常纪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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