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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月7日电:题:控制感染、加快确诊、救治重症:抗“疫”如何答好三大考题  记者田晓航、樊曦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月6日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1161例,6日新增确诊病例3143例。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  如何降低感染率?怎样帮助患者尽早确诊、及时收治?如何挽救更多重症患者的生命?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就此作出回应。  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研究员吴尊友,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围绕进一步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收治率治愈率和降低感染率病死率等相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记者:沈伯韩:摄  如何降低感染率?严格隔离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  连日来,湖北武汉等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病人不断增多,但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为避免确诊患者在家庭或社会上造成对其他人员的感染,及时对他们进行集中收治,武汉紧急启用方舱医院模式。  方舱医院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充收治患者容量,但入住患者会不会出现交叉感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确诊的轻型患者,同时在诊疗过程中还需要排除流感等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此外,还有专门的感染控制团队进行指导。因此,不会造成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  除了集中收治的患者,一些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还分散在不同地方,给控制感染带来挑战。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是防止传染病疫情扩散蔓延、降低感染率的重要措施,也是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说,要准确、及时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需要一线的流调人员进行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借助大数据平台,还需要基层社区组织、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和疾控机构密切配合。  对于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发现以后实行集中的医学隔离;对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这些措施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变化,一旦发病及时就医。”贺青华说。  在湖北之外,全国其他地区如何避免疫情进一步蔓延?郭燕红说,在全国层面,降低感染率还要强化疾病的早期发现,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及时将感染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据郭燕红介绍,目前已采取措施加强疫情监测,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特别是严格隔离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同步提升基层特别是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促进和接诊能力,进一步推动优化检验检测手段,加速从发现病人到疑似和确诊病例全过程的判定。  如何及时确诊、及时收治?核酸检测是关键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试行第五版诊疗方案放宽了疑似病人的诊断标准,以便更好地发现传染源,及时隔离、及时治疗,但疑似病人数量可能因此出现增加。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做到及时确诊?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贵强介绍,武汉地区新的诊疗指南方案有临床诊断的病例。所谓临床诊断病例就是核酸检测没有出来之前,临床符合新冠肺炎的表现,目的是希望及时发现病人,及时治疗,避免因为核酸诊断滞后影响到临床的干预和治疗。  王贵强表示,通过核酸快速检测疑似病例,如果是阴性可以直接回家。如果得到明确诊断,患者能够迅速收入病房,轻型的进入方舱,重型的到定点医院。  “核酸检测可以快速地分流病人,使医疗机构的压力大大减轻,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疑似病人在社会上造成更多的传播,传染源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王贵强说。  他表示,鼓励武汉和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目前试剂有保障,能力有基础,检测速度可以大大提升,可以有效遴选出需要治疗和隔离的人群。  确诊之后,能否做到患者及时收治?郭燕红表示,围绕提高收治率方面,主要还是坚持“四早”原则,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管理,提高早期识别和鉴别的能力。按照分散接诊、迅速转运、集中收治的原则,将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转运到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加强医疗保障,提高收治的能力。  如何治愈更多重症患者?“四集中”原则+新技术  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2月6日,累计出院患者达到1540例。这其中,既有轻症,也有重症患者。  “从武汉的数据来看,确实是有一部分是重型和危重症型的患者。根据小样本的数据,6%是重患,不到1%是危重患,提示重型病例和危重症型病例通过合理的积极治疗是可以治愈出院的,给我们提振了很大的信心。”王贵强说。  在地方层面,“四集中”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把重症病人集中到综合实力最强的医疗机构,有效降低了重症患者病死率。  在国家层面,国家卫健委组织成立了专家组,钟南山院士团队、李兰娟院士团队、王辰院士团队都奋战在一线。作为全国最强、水平最高的重症救治专家团队,他们不仅加强重症、危重症和疑难病人的会诊、诊治和指导,还协助修订诊疗方案,把一些行之有效的诊疗经验纳入到诊疗方案当中,指导全国的医疗救治工作。  一段时间以来,武汉地区医护人员,特别是重症医护人员连续工作,身心疲惫。为了弥补专业人员需求缺口较大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对武汉的驰援力度不断加大。  “总的医护人员驰援力量达到11000多人,其中3000多名医护人员都是重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郭燕红说,不仅是武汉,国家卫健委还建立了16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工作。  此外,多学科诊疗和一些新的诊疗技术的应用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重症患者不单纯是病毒性肺炎的问题,常常还患有基础疾病。从目前武汉的数据来看,85%以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30%多都合并高血压,20%多合并糖尿病。  王贵强表示,重症患者特别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患者需要综合救治,不仅仅是单纯针对肺炎,还要做好基础病的综合把控治疗,所以多学科的专家团队的配合至关重要。  在新技术方面,他表示,血浆置换、血液净化的治疗方法初步看到了很好的苗头。这些新的诊疗技术,结合中医中药等综合治疗,会进一步降低重症患者的病死率。

注册会员即送28元彩金::::  原标题:深海救援潜水队员前往燃烧中的“桑吉”轮救援“饱和潜水”中的潜水钟正在下水潜水员正在海底作业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被吊起潜水员准备下水潜水员出水“世越号”打捞出水潜水员正在下水潜水头盔为“桑吉”轮灭火救援“桑吉”轮(上海打捞局供图)  总有人对人类能够抵达的边界充满浪漫的想象,比如太空、洞穴,或者是深海的水下世界,那里似乎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到的奇幻景象。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66名潜水员就属于这“极少数人”的一部分。但对这些潜水员来说,大部分时候,他们在“边界”里感受到的并不是浪漫,而是黑暗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危险。  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  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最近在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这份荣耀很少被他们提起。在岸上,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有些过于“随意”:很多队员胡子拉碴、头发油腻,皮肤黝黑粗糙,咧开嘴就会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只有穿上全身黑色的潜水服,戴上连接着管子、只露出眼睛的头盔,就像一个未来战士时,他们才被外界认识。  对很多队员来说,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可以远离岸上的游戏规则,在水下寻找成就感。虽然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在水下作业,危险且孤独,但只要戴上头盔,潜入水中,世界瞬间变得清净,只剩下专注和自由。  正如队里一位已经工作30多年、即将退休的潜水员那样,除了沉船,他的“战利品”还包括:一把匕首物证、一个上了年头的保险箱、一个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密闭盒子,以及两架直升机。每次上岸后,他都会抱怨这份工作“又苦又危险”,然后又在日历上画下红圈,满心期待着下一次远航。  1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潜水往往和“唯美”“梦幻”联系在一起。每逢假期,各大著名潜点的照片就会成为“朋友圈摄影大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壮观的“杰克鱼风暴(鱼群大量聚集,形成类似风暴的现象)”。人们在一片蓝色里自由舒展身体,阳光穿过水层,光线清晰可辨。  即使是打捞局里已经“出过几百班水”的潜水员,也很少目睹过这样的美景。人们旅游时的休闲潜水,都是在经过充分开发的海域,最大下潜深度也严格限制在40米。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  事实上,潜水队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内河或者近海,这些水域的水下能见度接近于零。  “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潜水队的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  他记得头上的探照灯照在浑浊的水体里,反射出一片昏黄。“就像闭上眼,对着一只大灯泡”。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在韩国搜寻“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每一寸都摸了一遍。  2005年后,潜水队从过去的内河、近海,开始走向远海。那年,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海上大庆”计划,要求公司在5年内打破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的纪录。中国领海上的钻井平台逐渐多了起来,潜水队的下潜深度也随着钻井的深度不断增加。因为水下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特有的触觉、机动性和判断能力,潜水员成为这些平台水下维护工作的唯一解决方案。  王佩育1987年进入潜水队,在浑水里摸爬快20年后,他才第一次来到南海。在南海钻井平台的周围海域,他第一次看到水下世界的样子。他说自己在90多米深的海底愣住半天,几乎要哭出来,感觉身边的鱼群都在“友好地”看着自己,海底的白沙无比松软,就连少量生长在平台立架上的珊瑚都要比电视里的更鲜艳。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王佩育下潜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深度。如果潜入200米以下的水域,能见度虽然很高,阳光却难以抵达,水下也只剩下无边的昏暗。  除此之外,潜水员很多时候都要在夜间下水。他们的作息追逐的不是日出日落,而是潮水——潜水员要在涨潮和落潮间的短暂平潮期下水,这时水下的水流最为平缓,也最适合作业。  “有时在大中午,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潮水慢了,我们就开始干活了。”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告诉记者。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很多沉船都是偏离航道后,触礁失事的。也有船只受损后,在大海上漫无方向地漂流,最终沉没在一片无人知晓的海域。  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  一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任务要下水把沉船的燃油抽光。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从上面看到整条邮轮的全貌。阳光照射下来,这条载重16万吨、270多米长的巨轮躺在深渊里,就像隔着一帘水幕,缓慢地晃动。  “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瘆人。”  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提示着时间曾在这里流逝。变形的船舱里,脱落的木板、电线,桌子椅子都漂浮在半空中,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样子,时间又仿佛静止一般。  “它到底是场灾难,那个氛围是很悲凉的,能感受得到。”王佩育说,他记得每次触碰到沉船时,冰冷的金属都能给他带来一阵寒意。  更冷的是遗忘。潜水员从海底浮起,海面上像往常一样风平浪静。没人记得,深海之下,有一艘船躺在那里。  2  潜水队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对潜水员来说,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人们常见的潜水员那样,利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的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  “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水下呼吸的空气;其次是热水管,负责在水下低温时,通过潜水服里的小孔流出热水,从而起到保暖作用;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头盔上的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  “我们在水下就像婴儿,全靠这根脐带供养。”张伟平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有时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  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又千奇百怪。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成了一个“迷宫”。  有时潜水员进入舱体,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就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沉船的桅杆、护栏,或者任何一个不显眼的障碍物,也有可能使脐带纠缠,让潜水员陷入险境。  船上锋利的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的坚硬外壳,也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甚至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也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因此被潜水员们成为“回家气瓶”,只不过,很多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时候是上浮阶段。在水下,潜水员会吸入与所处海水压强一致的空气,来保持体内外的压力平衡。海洋里每深10米,海水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假如潜水员在100米的深度,体内的大气压就是陆地上的11倍,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轮胎内部的压力。  空气中的氮气在高压状态下溶解在人体组织内,上浮时这些气体需要缓慢地扩散出来。通常情况下,从100米的深度浮出水面,需要在水中减压4个小时。  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体内的上百万个小气泡就会因为压差瞬间膨胀,整个人就会像一瓶剧烈摇晃过的碳酸饮料。这时潜水员就会出现“减压病”症状,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2011年,香港的一名潜水爱好者在南海游玩时,用鱼枪击中一条大鱼,然后被拖至60米的深水。后来他因为气瓶空气不足选择快速上浮,出水时,这名潜水爱好者已经晕厥,最终迅速死亡。  打捞局的潜水员曾在130米深的海底作业时,抓到过一只上百斤重的石斑鱼。船上工作人员把鱼快速拉上水面后,发现大鱼“眼珠都爆炸了”。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即使是毫无波澜的海面下方,也可能随时到来涌动的暗流。  “在水下遇到暗流,就像大风吹在身上。”张伟平说。  他记得,在打捞“世越号”时,沉船的位置恰好处在以水流湍急闻名的海域。有一次,一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大约相当于0.5米/秒)流速的暗流,潜水员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  “完了,我的头盔要被吹掉了。”张伟平在船上的监测设备里听到潜水员颤抖的声音,呼吸频率也明显上升。  这是张伟平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这个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他清楚这样的后果,潜水员可能出现严重的“减压病”。  第一个下水救援的潜水员刚刚尝试,就因为水流太快放弃了。第二个,第三个潜水员同样无法接近身处险境的队友。  监测仪里,海底传回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船上的队友们也都盯着仪器,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他们清楚,在水下,与慌乱同行的,往往是厄运。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潜水员最终的命运。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队友最终得救。很快,这件事就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在潜水队,拥有这样的经历,更像是种荣耀。  当然也有队员们不愿提起的往事。很早之前,潜水队曾经出现过潜水员的脐带被水下锋利物体切断过的事故。这个潜水员被水流冲走,而且携带的“回家气瓶”不够正常减压时间使用,再也没能“回家”。  还有一些“不足挂齿”的危险。潜水队经常要在水下进行一些切割、焊接的操作,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切割金属时,氧气聚集在一个“鸡蛋大小”的洞里,遇火后瞬间爆炸。  “我在船上都听到了一声闷响。”当时王佩育也在现场,他负责在船上监测水下情况。  这个潜水员被当场炸晕,“声一响,他直接就脸朝下趴在钢板上了”。被救上岸后,经检查发现,这个潜水员被震断了两根肋骨。  有些危险来自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忽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曾有潜水员在南海作业时,忽然发现一条大白鲨在自己身边游弋。也有藏在海底洞穴里的海鳗,时刻准备攻击闯进它“领地”的入侵者。  工程潜水讲求团队协作,早些年间,打捞行当都是父子搭班,儿子在水下探摸,父亲在船上拉着脐带。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是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队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信任和熟悉。  就像队长胡建说的那样,这支队伍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3  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首先要确定沉没物的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自身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  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因为任何打捞、起吊的动作都有可能伤害到幸存者,或者对遗体造成二次损伤。  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过程。不仅因为难以克服自己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的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  “全是老人和孩子,我……”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时,一位潜水员从水中抱出了一个3岁小孩的遗体,身上还穿着鲜艳的红色衣服。捞上船后,工作人员都沉默了。张伟平看到了这个潜水员在闭着眼流泪,他没有过去安慰什么,也没有人去打破那个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有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  “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张伟平低声说,“我们知道水下有多黑多冷,咱中国人就信这个,不能人死了还留在那种地方。”  在韩国打捞“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张伟平能远远看到,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张伟平说他有时会想象,假如把地球上的海洋抽干,可能每个角落里都会出现沉船。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被打捞,甚至不会被发现,成为一座座冰冷的遗迹。  有时候,潜水队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最后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导向绳上浮出水。  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4  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只能吸入氦氧混合气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一种“氮麻醉”的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作监督时,曾听到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引起兴奋,不自觉地会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潜水经验,但他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发现自己头晕眼花,他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有感受到疼痛,“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组织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空气中的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超过120米的深度后,潜水员往往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就需要数个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拉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达到饱和溶解状态,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唯一的“放风”机会,就是每次大概4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虽然同样会很无聊,但还是有人打趣,把这个过程称作“海底漫步”。  荆长宁做过3次饱和潜水,每次进舱前,他都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人物传记类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候,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子身上,都觉得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就变得像一种“流质”。  “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张伟平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要不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  有队员感觉到自己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是个艰难的过程。“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声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这名新进来的潜水员告诉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事实上,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时,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就可能会让整个舱室瞬间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就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伴随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释放一样。  5  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几十年来,很多人来到这里,也有很多人从这里出走。  每个进入潜水队的人都有各自的原因,但留下来的人几乎都有相同的理由。  一个队里的“老潜水”在小时候就“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他还记得一个猛子扎到到河底摸河蚌时的感觉。下学后他就跟着村里人干起了打捞,一路从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捞到长江。现在,他说自己这辈子都离不开水,“隔段时间不下水就浑身难受”。  打捞局今年新招聘的学员里,有一个跟着潜水队在甲板上干了10年的水手。他在32岁的年龄,放弃水手长的职位和收入,顶着家人压力报名参加潜水队,决定一切从头开始。他说在海上10年,想看看水下什么样子。“觉得潜水员很帅、很牛”,自己也想拥有那份荣耀。  一个曾经“玩”旅游潜水的新学员,加入潜水队,是想要“去更深的地方,探索更多未知”。  而离开的人,大多都是因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经常会超过300天。  王佩育曾在儿子10岁生日时,订好了酒店,通知了亲戚,结果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需要马上出发的任务。自己的50岁大寿,则是在东海的惊涛骇浪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近些年,潜水队的工作量忽然与油价关联了起来。油价上升时,海上油气田开工多,需要潜水员下海维护设备,队里接到的工程就会比往常密集。  王佩育曾去过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的海底作业,他看到当年海底开裂的地方被水泥填充,就像一块块疤痕。  从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从100美元/桶直线下跌到每桶不到30美元。很多海上油田关闭部分钻井,潜水队接到的工程也少了很多。  长期远离陆地的生活,让荆长宁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加薪升职,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让他感到厌烦。只要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就变得清净,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荆长宁和队友们就会做好准备,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记者: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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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办公厅发文明确,每周一为“无会日”,每年设定“无会周”,期间原则上不召开全市性会议;在城市副中心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原则上均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到基层调查研究,看问题调研点比例不少于50%。  2019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5月16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力戒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严格执行中央及北京市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规定,重点整治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1:会议数量  基层会议今年减少3到5成  在整治文山会海方面,北京市委办公厅提出一系列措施,总体上要确保2019年发至县团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  北京市整治“会海”的实招之一,是将每周一定为“无会日”,每年设定“无会周”,期间原则上不召开全市性会议。同时,市级部门召开的本系统全市性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  自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多个省份陆续出台落实措施,部分省份推出了“无会日”“无会周”“无会月”等,如浙江规定每周三为省委、省政府无会日;吉林明确每月第一周为省委、省政府“无会周”,每周三为“无会日”;河北、宁夏规定,每年8月一般不召开全省(区)性会议。  今年3月,密云区提出设立“无会日”,即每周一、周五无特殊情况不召开全区性工作会议。同时要求各镇街、各部门、各单位也要设立无会日,每周至少腾出两天时间不开会,集中精力抓工作落实。  密云区大城子镇党委书记常艳军告诉记者,以前去区里开会,开车单程就得40分钟,有些更远的乡镇耗时更长,“推行‘无会日’以来,我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基层、抓落实。”同时,常艳军也鼓励镇里各级干部走进田间地头,走到老百姓身边,多去服务群众、服务发展。  2:会议形式  市级会议只开到区一级  为了让基层少跑路,《若干措施》明确,能开视频会的不集中开会,在城市副中心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原则上均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北京市委办公厅还要求加强会议统筹,制定年度会议计划,未列入计划的原则上不再安排,从源头上减少会议数量。凡以文件形式已部署工作的可不再召开会议,凡能以文件形式签批的事项不提请会议研究。文件不成熟不上会、程序有问题不上会,坚决防止同一事项议而不决、反复开会。除中央有具体要求,不搞传达不过夜。  对于会议规格,北京市委办公厅要求,议事协调机构会议一般不超过1小时,市级部门召开的本系统全市性会议会期不超过1天,集中开会的人数原则上不超过200人,一般不作新闻报道。未经批准不得要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部门一把手参会,不邀请非主管负责同志陪会。市级会议原则上只开到区(部门)一级,经批准开到街道(乡镇)的会议,区(部门)不再层层开会。  在精简文件会议方面,北京市委办公厅要求,未经授权,部门、议事协调机构不得向下级党委、政府发布指令性文件。  3:调研作风  支持自然留痕:避免人为留痕  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北京市委办公厅要求突出问题导向,“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调查研究,看问题调研点比例不少于50%”。  关于改进调研作风,《若干措施》要求,多开展“四不两直”调研,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加强统筹,对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可采取集体调研方式,避免集中或轮番到一个点、一条线路调研,减轻基层和群众负担。  在督查检查考核方面,北京市委办公厅要求纠正重痕迹轻实绩的问题。具体来说,要减少痕迹管理,不得简单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的评价。支持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自然留痕,避免“人为留痕”“事后留痕”。  4:基层减负  力戒向社区“甩锅”、加压  《若干措施》还提出要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力戒向社区甩锅、加压。  为社区减负方面,要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完善社区职责清单,严格落实社区工作事务准入制度,防止以“属地管理”名义将部门的工作责任压到社区。  此外,还要大力精简社区表格。《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全市社区填报表格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严格实行清单式管理,2019年市、区两级部门要求社区填报的表格事项均精简80%以上。严格控制填报频次,以月报、季报、年报为主,原则上取消周报。  在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方面,市委办要求加大人员编制待遇向基层倾斜力度,确保街道(乡镇)干部年收入高于市、区部门同级别人员。  据了解,北京市还将选择若干基层单位作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的监测点,评估工作效果。  5:问责激励  防止编造减负数据  在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方面,北京市委办公厅提出,减轻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谈话函询要改进方式、把握时机,严格控制知悉范围。改进控告申诉工作,按规定对党员的申诉进行复议、复查,经核实没问题的要及时澄清正名。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对恶意造谣中伤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加强对被问责干部的跟踪了解,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有关条件的,该使用的要及时使用。  就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北京市将强化政治巡视巡察和政治督查。严肃查处重点领域发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工作考核。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列入2019年度市委重点督查事项,并纳入全市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向市委常委会报告。  北京市委办公厅要求,要防止编造减负数据、瞒报谎报情况、隐藏遮掩矛盾,杜绝用形式主义的做法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干部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记者:沙雪良)

::::  “分红式”扶贫 发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企业或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分红;小额扶贫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交由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利息;用于发展产业的财政资金,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考核上“立竿见影”,但由于容易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等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富果”虽结,但“穷根”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由于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贫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定。但随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应更多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理上,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指导。  不出钱也不出力,“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县采访时发现,几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资金、小额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份力,即可获得每年上千元收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中,记者试着问该贫困户,是否会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于发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有了就花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业发展的扶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资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用于出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解到,这栋商铺大楼实际还在建设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却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种“分红式”扶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中。  一些地方投资建设水电站、光伏发电,所得电费收入用于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直接入股到当地企业,签订协议,资金使用方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固定给贫困户和村集体支付利润,协议到期后,再收回本金;一些帮扶单位出钱购买牛仔、猪仔,然后由企业集中喂养,年底时给贫困户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用于购买商铺,商铺出租所得收益用于贫困户分红……  类似“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使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的“坐享其成”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一些贫困户“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现,家中扶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红项目和具体金额,但贫困户对这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红式”扶贫,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困户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初衷相违背。  “扶贫仍是包办,贫困群众反而变成旁观者,只是坐等分红,本质上与直接‘送钱给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南方某省一名扶贫干部如此评价。  一些扶贫干部也坦承,不用参与劳动就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在贫困户之间造成不公平影响,也容易滋生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与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也带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分析,一些贫困户虽然现在每年有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贫,但一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停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还担心,这种分红式或资产性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理上存在一些风险隐忧。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目,本金如果是通过小额信贷,签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还给银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政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些本金归属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对?村里建设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益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结束后,这些收益又该如何分配?”多名扶贫干部分析,驻村工作队在村里时,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但驻村工作队撤走后,这些本金难免出现流失。  在华南某地,帮扶单位利用所属单位给的帮扶资金,在村里收购了一座小型水电站,原本约定的水电站收益按固定比例用于村集体、村里公益基金及村里贫困户之间分红,但该村因为集体经济弱,村干部工资待遇没有保障,水电站第一个月的收益就被村干部分掉了。后来资金虽然被追回,村干部也认识到问题和错误,但不能不引起警惕。  未雨绸缪,做好指导和预警  “扶贫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有根本区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分析认为,产业扶贫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类似“直接发钱”操作,“速成”式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根本原因在于把扶贫当成了福利。  “有的地方在发展产业时,确实也会遇到资源禀赋和市场对接难题,产业扶贫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开展。”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认为,对于已经建立健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能给贫困户分红,还能带动他们学习到技术,提升市场意识,这样的“分红”是值得鼓励的,但类似于直接“送钱送物”、只为完成数字考核的“分红”,应当禁止。  为此,部分专家和扶贫干部建议,对待“分红式”扶贫,要做好指导和预警工作。  华南一位扶贫干部建议,实施“分红式”扶贫,不能简单无差别操作,应对贫困户进行区分,“组织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对贫困户的劳动能力进行区分和界定,杜绝一些明显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坐等分成,杜绝养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期盼,加强对入股式扶贫的本金管理,应未雨绸缪提前立规,让签约期限到期后对本金的处理有明确的依据。  “分红式扶贫形成的资产,后续的产权到底归属于贫困户还是财政,需要提前规划和细化方案,甚至尽快在一些地方开展探索,防止后期风险累积。”上述扶贫干部说。记者李雄鹰、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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