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新豪电子游戏网站
2020-03-30 来源: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

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  中国钢架雪车队2015年10月成立,队员多由田径、自行车等项目选手转项而来。2018年平昌冬奥会,耿文强获得第13名,他也是首个参加冬奥会钢架雪车比赛的中国运动员。

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

::::  记者今天(9日)从教育部获悉,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通知》明确提出要严厉打击“高考移民”。  为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通知》明确,要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严格招生管理,优化考生服务。要求有关地方进一步完善高考报名政策,优化资格审核程序,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都能在当地参加高考。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总结完善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经验,全力做好第二批试点省份新高考落地的各项工作,扎实做好第三批改革省份组织实施工作。继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鲜明导向,加强关键能力考查。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和选拔制度,进一步扩大分类招考规模。  此外,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志愿填报、信息查询和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加强考试招生诚信教育。进一步优化考试服务,强化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综合保障,为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记者:樊未晨)

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  6月21日上午,云南建水监狱,身体虚弱的监狱医院院长唐顺保坚持在病房出诊。今年5月6日,经过癌症治疗,身体尚未恢复的他在家闲不住,回到了工作岗位。目前建水监狱有2000余名罪犯,其中400多人是艾滋病犯,医护他们是唐顺保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因此被称为“走在刀口上”的人。  很多犯人的腿是黑色的。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刑期比命长”。  这里是云南建水监狱,作为云南首批集中关押收治艾滋病服刑人员的试点单位,建水监狱的第八监区关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  长期面对他们的,是监狱医院的医生们。有病犯企图自杀,血液溅入医生的眼睛。有病犯在转运途中抓伤了医生的皮肤。医生们竭尽全力,可是病患一个接一个死去。十几年来,这些场景不时在建水监狱医院发生。  职业的风险,也让院长唐顺保和医生们被称为“走在刀口上”的人。  他们的病人“刑期比命长”  刚到建水监狱第八监区工作时,狱警尹涛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  “人间没见过的惨状都见过了,很多罪犯有过吸毒史,吸毒导致的血管硬化会逐步将血管堵塞、损坏,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烂。”  2008年,建水监狱成为云南首批集中关押艾滋病服刑人员的试点单位。2000余名罪犯中,有400多名艾滋病犯关押在第八监区。  建水监狱医院的医生们,承担着医治艾滋病犯们的任务。  6月21日中午,唐顺保和在同单位工作的妻子走在下班的路上。  这里收治的艾滋病犯,70%有过吸毒史,其中很多以贩养吸,获无期徒刑。许多病犯在收监体检时才得知自己患病,从一开始的震惊、暴躁,到接受,经历服药治疗、发病的反复,有的甚至在监狱走完自己的一生。“刑期比命长”也成了第八监区不少病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医生们要尽量从正面做工作,还要讲求策略,减少病犯的抵触情绪。平日里,医生们会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每周上课,每月不定期找病犯谈心。  做起来并不轻松。大部分艾滋病潜伏期8-10年,到了发病期,肝、肾等器官会衰竭,身体也加速衰弱。“潜伏期未见异常的病犯看到发病期的病犯,很可能会造成冲击,产生负面情绪,我们会进行心理疏导,用治疗成功的案例鼓励他们。”建水监狱医院教导员范云富说。  “我们会从医疗的角度介绍治疗情况、成功案例,以及目前世界范围内艾滋病治疗发展到哪个阶段、用什么药、怎么阻断,让他们清楚情况,也能打消他们的紧张情绪。”范云富说,“我们还会和社会力量合作,请专家学者做讲座。在艾病监区,也会提供个人的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  “镇住”绝望的病犯  绝望和病痛,让有的病犯拒绝治疗。即便医院严格遵守“发药到手,看药到口”,但还是有病犯偷偷把药攥在手心,或者把药含在嘴里不咽下去。  院长唐顺保,是能“镇住”他们的人。  “我告诉他们生病也要注意(身体),不能破罐子破摔。”唐顺保的父亲就是医生,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想行医救人。1980年,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风靡,影片中机智勇敢、身手矫健的公安干警形象让他对警察这份职业,也多了些渴望。1989年,唐顺保从云南中医学院毕业,到了建水监狱医院,医生和警察一肩挑。  “镇住”病犯,唐顺保的方法是鼓励。  “医生说我只能活3个月,你们看我这不过了10个月。”为了鼓励病犯接受治疗,他在交流会上向艾滋病犯分享自己对抗病魔的故事。  去年8月,唐顺保检查出胆囊癌。自己就是医生,他毫不含糊地讲这病“恶性相当高”。不到一年,唐顺保瘦了32斤,原本体型适中的他,现在显得尤为瘦削。工作服尚未做新的,所以穿在身上看着尤为宽大。  到今年5月6日,唐顺保经过了6次介入治疗。身体尚未恢复的他在家实在闲不住,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建水监狱医院,不少人和唐顺保一样,同时担任医生和警察两个角色。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要同时兼顾管理和治疗。用范云富的话说,病犯首先是一名服刑人员,要接受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其次是艾滋病人,还要接受诊疗。“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  职业暴露的风险  与平时工作的辛苦和难度相比,随时可能面临的职业暴露让这份工作的危险更加难以捉摸,突发情况是最大的变数。  赵剑泉是建水监狱医院第7个发生职业暴露的医生。2016年,在一次仪器故障时,血溅到她脸上,当时赵剑泉脸上有痤疮,存在创面。血溅到脸上的时候,她蒙了两分钟,然后真切地感到害怕。  在第一时间进行抗阻断治疗后,她仍忍不住发问,“怎么就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后来她才知道,她并不是建水监狱医院唯一发生过职业暴露的医生。发生职业暴露后,大家都选择默默承担,除了心理上不愿让别人知道,也怕引起同事的恐慌。  范云富在2011年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职业暴露。在与艾滋病犯谈话时,罪犯突然站起身企图自杀,一头撞在玻璃上,当时罪犯前额流血不止,范云富立即对其进行止血治疗。“当时没觉得什么,处理完之后,觉得眼睛看不清,摘下眼镜一看,镜片内壁有血迹,很可能溅到眼睛里了。”范云富回忆,“因为角膜和HIV病毒的亲和力很高,该艾滋病犯的病毒载量也很高,评估下来职业暴露被传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与第一次发生职业暴露时比,范云富不再恐慌服用抗阻断药物所产生的头晕、恶心副作用,但内心的焦虑丝毫不减。  上一次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一次的平稳落地,对于发生了职业暴露的人来说,等待检验结果的过程就像在等待宣判。  通常,他们需要连续吃28天的抗阻断,经过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窗口期,检验结果没事才算“渡”到安全区。  唐顺保也发生过两次职业暴露,一次是2014年4月11日,在转送艾滋病服刑人员郑某到医院就医途中,郑某艾滋病性脑病发作,不停用双脚踢车门,还有抓人的举动。唐顺保被抓伤了,皮质层破掉了。  他不愿多说职业暴露的经历,“我自己知道情况算轻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唐顺保都是自己转送病人,坐在后面车厢看押着罪犯。“一些小同志跟我一起去城里送病人,我会让他们坐在救护车前排,即使他们自告奋勇坐在后面,也会紧张、害怕。”  赵剑泉在发生职业暴露时暗下决心,如果幸运没感染,就申请调走。后来检查结果HIV阴性,她又改变了主意。“毕竟是自己的工作,如果都有畏难的情绪,那这个工作谁来做。”  监狱医生压力大,工作中容易发生职业暴露,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赔偿保障机制仍然空白。范云富呼吁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在特殊场合产生的职业暴露风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担保。算不算工伤现在也没有相关规定。发生职业暴露只有抗阻断,但并不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有了万一,我和我的家庭怎么办?”  归队的“逃兵”  也有人想过逃离。王锦红曾经慎重并坚决地想要调岗。“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明明尽全力了,但病患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救死扶伤的天职,一次次受到冲击。“普通病患治疗的恢复是可见的,艾滋病人治疗起来要艰难很多,很多病犯没有缓解的迹象,你就会不断否定自己。”王锦红直到现在,还不能平静地说起这种无能为力的委屈。  在一次紧急抢救中,一名艾滋病犯心脏骤停,王锦红按照临床经验操作,恢复病犯心率,把情况基本稳定下来,但没多会儿,病犯突然吐血,经过两个小时的抢救后,因血小板过低失血过多,最终去世。“猝不及防,我心里面过不去,他突然去世,也找不到病因,内心冲击很大。”  心里过不去那道坎,王锦红申请调离一线。“调岗的时候满心欢喜,但又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  “唐院长总是冲在最前面,当时曹林(化名)创面那么大,都是唐院长给换药。平时碰到外伤的情况,男医生也会冲到前面,这些都直接跟血液打交道。”王锦红说,“医生、护士彼此之间,就是对方的眼睛。”  她最后又回到了一线,用她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无法忽视工作的感召。  与王锦红的经历相似,许多医生慢慢克服恐艾情绪,渐渐适应职业所带给自己的一切。完成这种转变,建水监狱医院经历了11年。  “2008年刚开始集中管理的时候比较难,当时只有2个医生4个护士,很多工作无法铺开。”唐顺保告诉记者。  这时候,唐顺保就带头让自己的爱人到第八监区工作。“你自己要带头,领导、领导,自己不领不导,别人怎么会做,遇到特殊的情况还要带头。”  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范云富,夫妻二人也都在建水监狱工作。  开始集中管理艾滋病犯后,慢慢就有外部的病犯往第八监区送,两三年不到监区就爆满,规范化管理成了新挑战。  建水监狱医院建立了以初筛、确认、告知为主的告知程序;完善了以检查、分类、临床治疗、实验室随访、医学观察、转介为主的医疗程序;并进行针对性教育的监管程序。  “我们还是要比别人早走一步,对于药物的配比也采用符合标准的鸡尾酒疗法。”唐顺保说,“现在,90%的病犯能纳入治疗,90%病犯的CD4细胞稳定在一个范围,有些病犯的病毒载量都已经检查不出来了,很多病犯都能达到社会上的指标要求。”  人才队伍在萎缩  “但跟外边医院相比,还是发展得太慢了。”唐顺保这次生病住院,从建水到昆明,让他对监狱医院管理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在昆明做手术的医院,硕士生都没机会进去,而县医院找人的层面就是本科,研究生不愿意来,到我们这里,只有职业卫生学院的层次。就是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这边还没有规范化培训。”唐顺保转着杯子,坦然地说出现实差距。  他也着急,这几年,人才的问题是他一直担心的。“招不到人,队伍在萎缩,我每年都建议,招公务员的时候留编制给医院的医生、护士等。”  人才的流失也加剧了唐顺保的焦虑。“我们2004年开始招人,流失率大概在50%。”唐顺保告诉记者。他也能理解这种局面,“知道自己媳妇、老公在管理艾滋病犯,对方会很难接受。曾经有个小伙子要进监狱医院,小女友直接说你去吧去吧,我第二天就去找别人。”  招聘还得继续。去年建水监狱医院招考,一个都没招到,今年新的一批有3个人来报到,但还需要通过体能测试。坚持招人虽然有用,但培养就得多花心力。  “我会在会议、查房的时候,把我知道的医学知识、理念往下传。”唐顺保说,“要不断招人,也要不断把人培养好,还要把老人培养好。”  唐顺保一直是乐观的,在他眼里建水监狱医院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已经不错了。“今年这3个,就算以后走了2个,那还是会留下1个。”他强调,“有些医院走了人就没再招了,但我不管,一直招,一直培养。”  监狱医院人才的短缺不是建水一家的问题,由于许多医务人员是警察,属于公务员身份,因此在职称待遇、职称评定、卫生防疫津贴补贴等方面不能和社会上的医务人员同等待遇。在监狱长期从事医疗工作,也面临条件较差、接触临床病例少,培训机会少等问题。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相关领导表示,要协调人社部门,对监狱医务人员实行定向单独招录,拓宽入口。继续走社会化的路子,将监狱医务人员的培训、继续教育工作纳入到地方卫生部门的培训规划和计划中。  采访过了半小时,唐顺保喝了口枸杞红枣水,略显疲态。  “娃娃的意思做不动就不做了。”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唐顺保回答,“但我觉得只要身体恢复过来还要继续做下去,年轻时条件那么艰苦都没离开,到了这个年纪不可能再走了。”  他对这份职业没有太多高大上的话,只是淡淡地说,我们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这些人,对职业的稳定很看重,不想去奔波,也不知道要奔波什么。  “你不吃这碗饭还是有人吃这碗饭,我就喜欢吃这碗饭。”唐顺保笑着说。

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

::::  原标题:【“五一”假期·交通】全国铁路1日发送旅客1724万人次  昨天(1日)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央视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24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加开重联:增加运能保出行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济南局发送旅客81万人次,其中,济南火车站发送旅客11.3万人次,接近平时客流量的两倍。为应对客流高峰,铁路济南局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增加运能,保障旅客出行。  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安娜莹:我们增开列车216趟,320趟动车组列车由八节车厢改为十六节车厢重联运行,每天增加席位约7.5万个。  此外,青岛市各高铁站还相继推出各种便民服务,包括开设“景区旅游直通车”,免费接送旅客往返车站与公交站等,方便旅客出行。  上海发送旅客近60万人次  昨天,上海各大火车站全天共发送旅客近60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虹桥火车站发送旅客31万人次。  上海虹桥火车站值班站长:杨骏华:在整个车站全年当中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接近了我们春运的最高峰33.3万人次。  昨天上海虹桥火车站增开了23趟临客,全天开行列车量达到330趟。据预计,今年五一期间,上海虹桥火车站、上海站、上海南站三大火车站,将发送旅客224.3万人次。  郑州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增开52列临客  5月1日,郑州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发送旅客22.5万人,创建站以来客流新高,为了应对大客流,郑州火车站启动了大客流应急预案,增开52列临时列车,主要开往北京、上海、洛阳等方向。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郑州火车站开启所有进站闸机通道,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开启所有人工取售票窗口,在进站口、候车厅、站台等位置增派了工作人员,保证旅客安全乘车。  广东各口岸迎来出境客流高峰  5月1日一早,罗湖、皇岗、福田、深圳湾、西九龙站等口岸出境方向迎来客流高峰,为了应对“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深圳边检总站采取了多种措施,确保旅客安全顺畅有序通关。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二队副队长:马兴城:安排备勤警力支援执勤一线,确保执勤现场警力充足,同时发挥蛇形通道作用,均衡旅客排队候检时间。

::::  转不动的轮椅  文军组织的活动中的病友。受访者供图  文军坠落的地下车库入口。王景烁/摄  文军云南考察之行的记录本。王景烁/摄  活动中的文军。受访者供图  障碍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是门口的台阶,也可能是不连续的坡道,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车,而这一次,它是一段没有设置任何警示的危险道路。  7月7日晚,坐着轮椅的文军出现在这条道路上,随后,这位截瘫患者从道路尽头跌落到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处。120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挡住文军的最大障碍。作为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他一直努力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  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银川、三亚、成都、西安、南京、内蒙古,不久前,他还和妻子去东北来了一趟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他去过南非,到过越南,还去过印度、尼泊尔。  他已举办了11次针对截瘫患者的无障碍出行活动。按照原计划,今年10月20日,他会带领截瘫患者从昆明、大理、丽江一路出行10天,这是这些人第一次尝试跨越3个城市。  为了考察这些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文军一个人出发。他从北京途经15站,在列车上经过了34小时9分,终于到达昆明。每晚10点左右,他回酒店,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拼图发到朋友圈。  7月4日,他到了昆明大观楼,发现很多公交车是一步梯,“适合轮椅上下”;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第一次看到了国内街道公共残障卫生间配有电子门锁”;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这一天,他一共更新了4条朋友圈。之后,就再没有更新。  这本来只是他的一次普通考察。他先后十几次带着全国各地的瘫痪患者,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活动的消息靠病友群、朋友圈发布传播,往往发出来不到几分钟,限定的60多个名额就会报满。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出行,他需要提前出发考察:调研酒店无障碍设施,去景区考察线路,根据考察情况,再定路线、排时间、租大巴、协调志愿者。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一把折叠尺,展开1米长。进了酒店,他就掏出尺子测上测下:卫生间的门要宽于60厘米,保证大部分轮椅通行;马桶与淋浴的距离伸手就能够着,因为站不起来的他们,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目前在中国,没有残障人士出行的咨询分享平台。一些旅游网站,也仅有该酒店是否具有无障碍设施的笼统描述。致电到酒店前台,很多服务人员分不清不同无障碍设施的区别,也并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的具体信息。  为此,每次找酒店,他最起码要划定七八十个作为备选,一个个地查阅,锁定了范围再去现场勘查。他还要把价格尽量压低,因为长期治病,对这些并不富裕的病友来讲,最合适的价格是150元到200元。  为了这次考察,他专门准备了一个崭新的棕色笔记本。这个本子刚用到第5页,昆明已经考察完,大理的酒店也有了2个备选,他刚走完了两个景点,这份笔记,最终停在了洱海处。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拿到他的手机那天,妻子和妹妹发现,文军的微信里塞满了8000多条未读消息。他的故事很多病友都能脱口而出。在截瘫患者的圈子里,已有的共识是,很多人能走出来,都是因为文军。  他在2006年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这是在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栋居民楼里的一个四室一厅,卫生间有加装的扶手,厨房有降低了的灶台,还有不少锻炼的器械。为了随时改装,他买好了电锤和电锯。  截止目前,几千人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来来往往。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住过,60多岁的老人也曾光顾。  在康复中心的日子,是很多病友的“舒适区”。离开了这里,这些人会再次面临着寸步难行的窘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均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规定。2012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环节,也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详细规定。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475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702个地市、县系统开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尽管如此,实际的问题是,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并不高。中消协和中国残联在2017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处于较低水准;而除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北京截瘫者之家”的病友说,每一次出门都会提心吊胆。目的地不同,遇到的困难就不一样,有的人到了现场发现没有需要的设施,还有的人发现无障碍设施的位置没有标示。一些地方的无障碍洗手间,被锁住放置保洁工具,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  在机场,因为助残车迟来,有病友被等待在摆渡车上的旅客指着鼻子大骂了一路;航空公司与机场需要分别联系,一旦对接不到位没有廊桥,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机坪。  需要残障人士打起精神对付的障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除了注意旅途中的不便之处,文军还要告诉病友如何进行保健康复、如何寻找一份新的生计。  回到家里,多数时间他在查资料,或打电话回复病友。几乎每天,他要在电脑前从晚上六七点,待到半夜十一二点,遇上了心情不好的病友,他与之交流到凌晨两三点才会睡觉。他的QQ好友几千人,他把签名改成:能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25岁时,文军因为车祸损伤了脊髓。他也经历过不愿意迈出家门、整日与床为伴的时光。家里说买轮椅,他一听就“急眼”。原本喜欢交朋友的他,一听朋友来看望就把头扭到一边。  但他很快走了出来,来到北京康复的第3个月,他劝走了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文军坐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批发当时病友用的IC电话卡,一趟40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元。  如今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娥,是最初认识文军的病友之一。她记得,那时候,文军开朗、乐观,康复锻炼总是坚持到最后,他还常带着病友做些运动。她跟着文军去过陶然亭,从角门一路去天安门看升旗,她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自信和尊严——不依赖别人,就凭着自己,也能走这么远。  张娥说,对于截瘫患者,除了实际存在的障碍外,一个无形的障碍是,出门后感觉所有人都在审视自己。“一起出行时,不再是自己承受这种打量,慢慢也对这种眼光开始脱敏。”  文军曾组织病友来北京登长城。那天,来自外地的60多个病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爬到了长城上。一个大姐当场哭了,她没想过,受伤后还能完成这样的愿望,“站在这,我也是好汉了!”  那时候,没人敢相信,这么一大帮人就这样自发来到长城。旁边走过的女游客猜测,“估计是残疾人拍电影来了”。得知实情后,她自发要求成为团队的志愿者;一位第一次来中国长城的法国人,还兴奋地跑进人群中做出起跑的动作留影。  “国外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残疾人去哪儿了,法国人也可以回去说,中国的残疾人都在这儿!”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文军提高了声音说。  后来每次活动,他们要么排成一字长队,要么就是围一个圈,一堆人坐着轮椅,扬着手臂,“真的挺壮观”。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后来到了北京,帮文军一起打理截瘫者之家;贵州的80后小唐,因为文军第一次自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现在经常自驾出门。  此前,许多截瘫患者已经习惯向人求助。张娥说,每一次出门乘坐公交车,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轮椅提起来、放下,再折起来,放进公交车里。即使很多好心人帮忙,可她始终心里打鼓,“天哪,我又要再爬一座大山——总会想到前方会有多少障碍,要求多少人帮忙。那不如还是别去了。”  曾经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的残障人士纪寻做过一份中国特殊旅行者调查。她发现,中国残障人士出门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目的地没有无障碍设施,找不到无障碍的信息,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也找不到懂这些设施的服务人员,通常情况下,服务人员的态度也并不佳。“面对这些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人给出一个答案”。  相比之下,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以从多种渠道寻找想要获得的关键信息:官方渠道有各种旅游景点的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上标注了无障碍的线路。旅游公司的网站上有关于城市的无障碍指南,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也会在这里分享旅游景点、网红餐厅之类的信息。此外,还有被奉为“旅游圣经”《孤独星球》丛书,以及旅行博主分享的旅游指南可供参考。  如今,在文军的影响下,张娥经常自发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想让地铁工作的人员知道我的存在,这些设施是有意义的,你需要不断地去保持它,维持它,而不是让它落灰和失灵。”  她说,因为出行不便,穿梭在路上的残障人士相对少见。久而久之,很多人遗忘了这样一个群体,也忘记了如何维护他们的需求和权益。“你要不断地去出现,这就是文军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  文军去世时,距离原定的出行计划只有3个月。在处理文军的后事时,人们也在讨论,这场云南之行,是否还能如期举行?  每个人都想完成文军和病友们的心愿。但到每个环节才发现“一帮人的能力加起来都顶不上文军一个”。“他保证的不是做什么更好,而是万无一失。对于这个群体,有一个不舒服都不行。”文军的妹妹说。  只有身边的人知道,这些障碍清除起来多不容易。为了节约费用,文军习惯一个人出门,多数时间跟着他的,只有一辆轮椅。  有人劝他找个旅游公司,他说,“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坐在轮椅上带不了多少行李,他把小箱子压在腿上,斜挎个小包,轮椅后面再挂一个双肩包。几次遇上下雨,回到住处他已全身湿透。  在妻子看来,文军“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人开玩笑,军哥就是一个大牲口。”  每次考察完,文军都会形成一份报告,最终落实成一份发给病友们的出行时间表。这上面有具体的时间规划,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8点半衔接得几乎丝毫不差。  为了这些工作,他已经2年没回老家宁夏固原了。他告诉妹妹,这一次,他本打算考察完云南,顺路回家待上一周。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文军的身影定格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地下停车场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与涉事酒店沟通的,是老唐与文军的家属。老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希望他们走法律程序。  如今,事发地看上去和平常已没什么不同。文军遗落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被自发前往追思的朋友捡起,残留的血迹也被连续几日的雨水冲刷干净。  这段平路的尽头,多了一个反光筒和一条挂着各色小旗的警戒线,再往前的拐角处,几个石块压着“消防重地,禁止通行”的标示牌。  事发一周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重走了这条路,即使在白天,站在路口不刻意观察,也很难看清道路的前方已截断。人们推断,事发当晚9点多,坐在轮椅上比正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头部先着地。  因为公共安全设施的不完善,这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去世。“实在是太讽刺了。”身边的病友这样说。  与文军相识的病友程剑,对于文军的离开,还有另一层担心,“希望这个事件不要让病友觉得这会是自己的明天,又跌回一个忧心忡忡对出门畏惧的状态。”  出事后,文军的好友自发赶往了现场。这些人很多是病友,与文军已相识10多年。他们都记得,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文军常常一个人徒手滑着轮椅出门,再回来时已经过了大半天,常常浑身汗湿了个透。  所有的病友都感觉到,这几年,有关无障碍设施逐步在推进,就像“牙齿一点点地长大”,如今,不少高层次论坛以其为主题。清华大学成立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配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无障碍发展领域的研究。深圳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从上层和战略发展的角度推广起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组织的活动成了规模,更多的病友自己找来,出行的意愿挺强烈。文军计划,这次的活动可以多跑几个城市,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环节——为所有的轮椅夫妻拍一组婚纱照。  这些病友正守着他的朋友圈,期待着这次浪漫的云南之行。这一回,他却倒在了半路。(王景烁)

相关链接
热门新闻
热点推荐
网站地图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