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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4 来源: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7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7: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7  她进一步表示,过去7个月特区政府问责团队一直很努力,希望帮香港尽快走出困局。眼下面临经济、政治等诸多挑战,除遏止暴力、回复社会秩序外,还须应对踏入2020年后经济衰退、多个行业出现“倒闭潮”、失业率上升等严峻情况,更需要问责团队紧守岗位,以最大的意志和最坚定的决心,恢复社会元气,让市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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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月8日电(记者陈菲)最高检日前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案件管理大厅工作的提示》,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落实专人办理案件受理、移送、流转事宜,加强网上预约、异地阅卷工作。目前,各省级检察院均对社会公众公开值班电话,方便案件当事人和代理律师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办理相关事项。  最高检党组提出,检察机关在疫情防控中要积极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制售伪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了依法从严从快惩治犯罪,回应社会关切,最高检案管办要求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对此类案件及时规范受理、流转和送案,努力做到“当日来、当日转、当日送”。  据统计,1月30日至2月7日,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已受理案件26570件,通过电话、网络为律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咨询、办理事项9049人次。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7::::  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国际机构、跨国企业纷纷点赞  政策连发: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持续提速  从建厂动工到首批整车进入门店,从一片空地到具备制造能力的工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特斯拉在中国上海创下全世界最快整车厂建厂纪录。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每一个流程都达到速度极限,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她欣喜地发现,伴随中国营商环境持续的改善,“上海速度”正变成中国普遍速度。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特斯拉的中国故事不是个例。日前,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上,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获得众多国际机构、跨国企业的点赞。与会人士指出,希望各项举措能够落到实处,对标全球最佳,以更大开放和改革力度推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我国优化营商环境跑出加速度  “放管服”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炉、外商投资法自明年1月1日起实施、全年超2万亿元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北京在本月发布营商环境改革3.0版……一系列动作都显示了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正在不断加速。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比去年大幅提升了15位,跃居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开幕辞中表示,近年来,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京沪两市政府,以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估为契机,瞄准全球前沿水平,推进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功推动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升。  刘昆指出,下一步,将推动有关方面以全球最佳为导向,以开放促改革,打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按需施策、务求实效,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以问题为导向,借助《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反映的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以更大的力度、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优化中国营商环境。  地方层面的改革举措也在加速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北京市为例,从2017年出台《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到2018年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的目标,再到先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1.0、2.0、3.0版系列改革政策,政策先行,层层深入,持续深化改革。两年来,北京市审批环节精简比例达32%,审批时间压缩比例达64%、全面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费成本2000多亿元,营商环境改革措施降低企业成本约70亿元。  “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变化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监管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在增强,这很重要,说明中国在不断地向世界上的领先国家看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艾德明说。  中国投资环境获世界认可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多位来自国际商协会、跨国企业的与会人士指出,对中国投资环境和投资前景表示乐观,希望增进沟通交流,寻求共赢。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捷宁说,对中国近年来推进的包括减税、外资开放等深化改革的举措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表示乐观,会继续关注这些举措的执行落地。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说,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商会调研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公司将中国市场列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前三位。中国政府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外商投资法等都释放了好的信号。下一步这些举措如何与现有的法律互动配合可能是一个重点。  “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明显感受到营商环境变化带来的提升,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就是一个例子。”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特斯拉在上海整车厂建厂速度全世界最快,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她表示,作为企业,最为关注的就是在投资地面临的法律法规以及竞争环境的公正性、政府行为是否高效、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否可以包容鼓励。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提升很快。她欣喜地发现,伴随中国营商环境持续的改善,“上海速度”正变成中国普遍速度。她说,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快法制化的进程,并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和创新来获得更完美的提升空间。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博纳说,近年亲眼见证了中国市场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7年以来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希望能够参与进来,与中国同业多沟通、多开诚布公的对话交流。  对标全球最佳:改革还在路上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指出,营商环境改革永远在路上,要大踏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一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实现简政从“减事”向“减负减支”延伸、放权由“下放”向“放开放活”转变。二要全面推进放管有机结合,实现由“严进宽管”转向“宽进严管、公平公正、包容审慎”的新型监管。三要进一步拓展优化服务范围,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公用事业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质量。  马建堂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不断深化。这一改革不仅催生了大量市场主体,对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还加快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总体而言,营商环境的改善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了内需潜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一鸣就中国营商环境改革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重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进一步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推进公正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完善信用体系,加快完善法律法规。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是看中小企业能否发展起来。要重视世行评估当中发现的几个短板,比如,信贷、税费、企业破产等。要更加重视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促进基础产业竞争,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准入。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国别业务主任艾卡思充分肯定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革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他同时提出中国在营商环境改革方面的四点建议:一是推广京沪两地的改革经验,缩小地区间营商环境差距;二是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经验,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短板;三是积极应对新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四是在更大范围内改善营商环境。(记者:孙韶华: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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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6月28日电(记者顾小立)《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28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发布,我国新农科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新农科建设将把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高等农林教育的新使命,推进农科与理、工、文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  记者了解到,新农科建设将构建农林教育质量新标准,主动布局新兴农科专业,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加快构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与校外实习基地协同联动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区域性共建共享农林实践教学基地,打造一批农林类一流实践基地。  在农业人才培养方面,新农科建设将主动对接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要求,加强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着力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一批多学科背景、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农林人才。与此同时,主动对接现代职业农民素养发展新要求,着力提升学生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培育领军型职业农民。  “新农科建设的任务是致力于促进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转型升级,主动以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新农科建设将重塑农业教育链、拓展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加快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  据悉,新农科建设将分步实施。在本次建设宣言发布之后,教育部将在东北地区开启新农科建设“北大仓行动”,并将在北京推出新农科建设“北京指南”,启动一批新农科建设研究与实践项目。

::::  分类收集试点20载:北上广深相继立法  中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记者: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记者: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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