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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9 来源:99159c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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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晚,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介绍,为应对疫情,黄冈建立医护人员梯队。参与救治的医生护士从初期的1200名增加到7109名,还有大批乡镇卫生院和村、社区医护人员参与基层疫情防控。湖南、山东4支医疗队共549人,支援黄冈后明显加强了医疗救治能力。对重症患者实行一人一医疗团队,一人一诊疗方案。(宋宇晟)

99159c新天地::::  转不动的轮椅  文军组织的活动中的病友。受访者供图  文军坠落的地下车库入口。王景烁/摄  文军云南考察之行的记录本。王景烁/摄  活动中的文军。受访者供图  障碍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是门口的台阶,也可能是不连续的坡道,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车,而这一次,它是一段没有设置任何警示的危险道路。  7月7日晚,坐着轮椅的文军出现在这条道路上,随后,这位截瘫患者从道路尽头跌落到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处。120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挡住文军的最大障碍。作为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他一直努力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  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银川、三亚、成都、西安、南京、内蒙古,不久前,他还和妻子去东北来了一趟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他去过南非,到过越南,还去过印度、尼泊尔。  他已举办了11次针对截瘫患者的无障碍出行活动。按照原计划,今年10月20日,他会带领截瘫患者从昆明、大理、丽江一路出行10天,这是这些人第一次尝试跨越3个城市。  为了考察这些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文军一个人出发。他从北京途经15站,在列车上经过了34小时9分,终于到达昆明。每晚10点左右,他回酒店,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拼图发到朋友圈。  7月4日,他到了昆明大观楼,发现很多公交车是一步梯,“适合轮椅上下”;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第一次看到了国内街道公共残障卫生间配有电子门锁”;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这一天,他一共更新了4条朋友圈。之后,就再没有更新。  这本来只是他的一次普通考察。他先后十几次带着全国各地的瘫痪患者,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活动的消息靠病友群、朋友圈发布传播,往往发出来不到几分钟,限定的60多个名额就会报满。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出行,他需要提前出发考察:调研酒店无障碍设施,去景区考察线路,根据考察情况,再定路线、排时间、租大巴、协调志愿者。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一把折叠尺,展开1米长。进了酒店,他就掏出尺子测上测下:卫生间的门要宽于60厘米,保证大部分轮椅通行;马桶与淋浴的距离伸手就能够着,因为站不起来的他们,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目前在中国,没有残障人士出行的咨询分享平台。一些旅游网站,也仅有该酒店是否具有无障碍设施的笼统描述。致电到酒店前台,很多服务人员分不清不同无障碍设施的区别,也并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的具体信息。  为此,每次找酒店,他最起码要划定七八十个作为备选,一个个地查阅,锁定了范围再去现场勘查。他还要把价格尽量压低,因为长期治病,对这些并不富裕的病友来讲,最合适的价格是150元到200元。  为了这次考察,他专门准备了一个崭新的棕色笔记本。这个本子刚用到第5页,昆明已经考察完,大理的酒店也有了2个备选,他刚走完了两个景点,这份笔记,最终停在了洱海处。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拿到他的手机那天,妻子和妹妹发现,文军的微信里塞满了8000多条未读消息。他的故事很多病友都能脱口而出。在截瘫患者的圈子里,已有的共识是,很多人能走出来,都是因为文军。  他在2006年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这是在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栋居民楼里的一个四室一厅,卫生间有加装的扶手,厨房有降低了的灶台,还有不少锻炼的器械。为了随时改装,他买好了电锤和电锯。  截止目前,几千人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来来往往。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住过,60多岁的老人也曾光顾。  在康复中心的日子,是很多病友的“舒适区”。离开了这里,这些人会再次面临着寸步难行的窘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均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规定。2012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环节,也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详细规定。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475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702个地市、县系统开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尽管如此,实际的问题是,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并不高。中消协和中国残联在2017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处于较低水准;而除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北京截瘫者之家”的病友说,每一次出门都会提心吊胆。目的地不同,遇到的困难就不一样,有的人到了现场发现没有需要的设施,还有的人发现无障碍设施的位置没有标示。一些地方的无障碍洗手间,被锁住放置保洁工具,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  在机场,因为助残车迟来,有病友被等待在摆渡车上的旅客指着鼻子大骂了一路;航空公司与机场需要分别联系,一旦对接不到位没有廊桥,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机坪。  需要残障人士打起精神对付的障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除了注意旅途中的不便之处,文军还要告诉病友如何进行保健康复、如何寻找一份新的生计。  回到家里,多数时间他在查资料,或打电话回复病友。几乎每天,他要在电脑前从晚上六七点,待到半夜十一二点,遇上了心情不好的病友,他与之交流到凌晨两三点才会睡觉。他的QQ好友几千人,他把签名改成:能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25岁时,文军因为车祸损伤了脊髓。他也经历过不愿意迈出家门、整日与床为伴的时光。家里说买轮椅,他一听就“急眼”。原本喜欢交朋友的他,一听朋友来看望就把头扭到一边。  但他很快走了出来,来到北京康复的第3个月,他劝走了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文军坐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批发当时病友用的IC电话卡,一趟40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元。  如今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娥,是最初认识文军的病友之一。她记得,那时候,文军开朗、乐观,康复锻炼总是坚持到最后,他还常带着病友做些运动。她跟着文军去过陶然亭,从角门一路去天安门看升旗,她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自信和尊严——不依赖别人,就凭着自己,也能走这么远。  张娥说,对于截瘫患者,除了实际存在的障碍外,一个无形的障碍是,出门后感觉所有人都在审视自己。“一起出行时,不再是自己承受这种打量,慢慢也对这种眼光开始脱敏。”  文军曾组织病友来北京登长城。那天,来自外地的60多个病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爬到了长城上。一个大姐当场哭了,她没想过,受伤后还能完成这样的愿望,“站在这,我也是好汉了!”  那时候,没人敢相信,这么一大帮人就这样自发来到长城。旁边走过的女游客猜测,“估计是残疾人拍电影来了”。得知实情后,她自发要求成为团队的志愿者;一位第一次来中国长城的法国人,还兴奋地跑进人群中做出起跑的动作留影。  “国外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残疾人去哪儿了,法国人也可以回去说,中国的残疾人都在这儿!”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文军提高了声音说。  后来每次活动,他们要么排成一字长队,要么就是围一个圈,一堆人坐着轮椅,扬着手臂,“真的挺壮观”。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后来到了北京,帮文军一起打理截瘫者之家;贵州的80后小唐,因为文军第一次自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现在经常自驾出门。  此前,许多截瘫患者已经习惯向人求助。张娥说,每一次出门乘坐公交车,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轮椅提起来、放下,再折起来,放进公交车里。即使很多好心人帮忙,可她始终心里打鼓,“天哪,我又要再爬一座大山——总会想到前方会有多少障碍,要求多少人帮忙。那不如还是别去了。”  曾经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的残障人士纪寻做过一份中国特殊旅行者调查。她发现,中国残障人士出门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目的地没有无障碍设施,找不到无障碍的信息,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也找不到懂这些设施的服务人员,通常情况下,服务人员的态度也并不佳。“面对这些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人给出一个答案”。  相比之下,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以从多种渠道寻找想要获得的关键信息:官方渠道有各种旅游景点的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上标注了无障碍的线路。旅游公司的网站上有关于城市的无障碍指南,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也会在这里分享旅游景点、网红餐厅之类的信息。此外,还有被奉为“旅游圣经”《孤独星球》丛书,以及旅行博主分享的旅游指南可供参考。  如今,在文军的影响下,张娥经常自发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想让地铁工作的人员知道我的存在,这些设施是有意义的,你需要不断地去保持它,维持它,而不是让它落灰和失灵。”  她说,因为出行不便,穿梭在路上的残障人士相对少见。久而久之,很多人遗忘了这样一个群体,也忘记了如何维护他们的需求和权益。“你要不断地去出现,这就是文军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  文军去世时,距离原定的出行计划只有3个月。在处理文军的后事时,人们也在讨论,这场云南之行,是否还能如期举行?  每个人都想完成文军和病友们的心愿。但到每个环节才发现“一帮人的能力加起来都顶不上文军一个”。“他保证的不是做什么更好,而是万无一失。对于这个群体,有一个不舒服都不行。”文军的妹妹说。  只有身边的人知道,这些障碍清除起来多不容易。为了节约费用,文军习惯一个人出门,多数时间跟着他的,只有一辆轮椅。  有人劝他找个旅游公司,他说,“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坐在轮椅上带不了多少行李,他把小箱子压在腿上,斜挎个小包,轮椅后面再挂一个双肩包。几次遇上下雨,回到住处他已全身湿透。  在妻子看来,文军“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人开玩笑,军哥就是一个大牲口。”  每次考察完,文军都会形成一份报告,最终落实成一份发给病友们的出行时间表。这上面有具体的时间规划,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8点半衔接得几乎丝毫不差。  为了这些工作,他已经2年没回老家宁夏固原了。他告诉妹妹,这一次,他本打算考察完云南,顺路回家待上一周。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文军的身影定格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地下停车场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与涉事酒店沟通的,是老唐与文军的家属。老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希望他们走法律程序。  如今,事发地看上去和平常已没什么不同。文军遗落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被自发前往追思的朋友捡起,残留的血迹也被连续几日的雨水冲刷干净。  这段平路的尽头,多了一个反光筒和一条挂着各色小旗的警戒线,再往前的拐角处,几个石块压着“消防重地,禁止通行”的标示牌。  事发一周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重走了这条路,即使在白天,站在路口不刻意观察,也很难看清道路的前方已截断。人们推断,事发当晚9点多,坐在轮椅上比正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头部先着地。  因为公共安全设施的不完善,这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去世。“实在是太讽刺了。”身边的病友这样说。  与文军相识的病友程剑,对于文军的离开,还有另一层担心,“希望这个事件不要让病友觉得这会是自己的明天,又跌回一个忧心忡忡对出门畏惧的状态。”  出事后,文军的好友自发赶往了现场。这些人很多是病友,与文军已相识10多年。他们都记得,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文军常常一个人徒手滑着轮椅出门,再回来时已经过了大半天,常常浑身汗湿了个透。  所有的病友都感觉到,这几年,有关无障碍设施逐步在推进,就像“牙齿一点点地长大”,如今,不少高层次论坛以其为主题。清华大学成立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配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无障碍发展领域的研究。深圳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从上层和战略发展的角度推广起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组织的活动成了规模,更多的病友自己找来,出行的意愿挺强烈。文军计划,这次的活动可以多跑几个城市,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环节——为所有的轮椅夫妻拍一组婚纱照。  这些病友正守着他的朋友圈,期待着这次浪漫的云南之行。这一回,他却倒在了半路。(王景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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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3月14日电(记者何伟)同饮珠江水,两广一家亲。为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粤桂两省区携手“斩穷根”,2018年实施粤桂扶贫协作项目283个,带动36万多贫困人口脱贫。今年两省区将继续深化扶贫协作,重点在“深圳小镇”等易地扶贫搬迁点或深度贫困地区打造一批贫困户参与度高、有特色的扶贫产业园、种植养殖示范点和扶贫车间,加快推进“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区”等产业园区建设。  广东鹤山市对口帮扶广西龙州县,资助贫困户从龙州北部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购买食用菌棒、建立专业合作社。龙州北部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鹏说,公司目前有240多名员工,其中近一半是当地贫困户,主要从事食用菌生产、银耳种植和后续深加工等。  “几年前我爱人去世,一家人的生活跌入谷底。”龙州县下冻镇春秀村贫困户蒙彩桃一家4口人被安置到县城附近的城南幸福家园小区,两个孩子上学更方便,老人可就近就医,蒙彩桃进入北部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工作,每月能拿到3500元工资。2017年年底,蒙彩桃一家脱贫摘帽。“因为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家的变化连做梦都想不到。现在没有啥困难了。”37岁的蒙彩桃已向公司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东兰县是广西深度贫困县,深圳市龙华区帮助东兰县在易地扶贫安置点建设三石镇扶贫大车间和13个乡镇扶贫车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已引进俊宏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东兰投资建设扶贫车间,吸纳50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  粤桂山水相连,扶贫协作源远流长。中央确定广东对口帮扶广西,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粤桂两省区携手前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粤桂扶贫协作全方位加速推进。两省区先后签订《“十三五”时期粤桂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粤桂扶贫协作工作的意见》《粤桂扶贫协作规划(2016—2020年)》,签署《2018年粤桂扶贫协作重点工作备忘录》,制订《粤桂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建立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制度,不断完善扶贫协作机制,大力推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支援等重点项目。  按照“广西所需、广东所能”原则,2018年广东各级财政向广西3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片区县)划拨财政援助资金10.91亿元,县均投入从1000万元增加到3300多万元,其中投入深度贫困地区8.1亿元。  “广西出台粤桂扶贫协作13条优惠政策,各市县也出台相应政策,配合广东企业到广西贫困地区投资产业、建立基地、兴办工厂和扶贫车间,带动产业发展和就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帮扶协调处处长杨媚介绍,2018年共引进1.3万多家广东企业到广西参与扶贫,带动4.31万名贫困人口脱贫。目前粤桂共建扶贫产业园25个,399家广东企业进驻园区,实际投资额293.8亿元。  粤桂劳务协作实现精准对接,有效促进了就业脱贫。据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广西在广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534万人,其中贫困人口61.3万人。两省区在深化县县结对帮扶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创新建立“乡乡、村村、村企”结对帮扶机制,打造“携手奔小康”立体版,打通基层结对帮扶“最后一公里”。

来源:10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到了82岁,她已写下近60万字,画了上百幅画,出版了5本书。  一头银发,笑意浮动,眼睛里散发出柔和慈善的光,讲话幽默风趣,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机智……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传奇奶奶”姜淑梅用自己精彩的后半生,实现了从“文盲”到“网红作家”的“逆袭”,让人们从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普通老人身上,看到了人生难以预测的潜能,以及岁月和时代给予她的馈赠。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家中,姜淑梅老人在展示她已经出版的5本书(9月12日摄)。发:(谢剑飞:摄)  自写自画,6年出版5本书  “俺家门前一棵桃,青枝绿叶梢儿摇。开的桃花一样大,结的桃儿有大小。大桃摘了集上卖,小桃树上风来摇……”这首民谣简洁易懂,富含哲理,正是姜淑梅从山东老家收集整理而来的,当地人称作“小唱”。  两个月前,姜淑梅的第5本书《拍手为歌》出版,那些过去的歌谣和民俗故事,都汇成时光的河流在书中流淌。“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得赶紧记下来”,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她乐呵呵地说,“这里头的插图都是俺自己画的”。  6年前的秋天,姜淑梅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出版。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短小精悍,情节生动。有评论说,姜淑梅书写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乡土家族史,也是一部被战乱、死亡和饥饿浸泡的民族血泪史。  “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质朴的乡间叙述,不用华丽,就已动人”……姜淑梅收获了不少“姜丝”——粉丝自称,她也成了“网红作家”。  ▲9月10日,姜淑梅在CCTV3《开门大吉》讲述自己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而在此之前,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说想学写作,就连家人都不信。  姜淑梅回忆说,起初听说自己想跟着闺女学写作,向来沉默寡言的三哥笑得前仰后合。等书出版了,年过八旬的三哥流泪了,姜淑梅也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老了老了,俺还红火了,跟辣椒似的。”姜淑梅说,她从小最羡慕的就是“文化人儿”,但原先想学习没条件。  1937年,姜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家境遭变,加上战乱,她白天做衣服,晚上纺棉花,根本没机会上学。后来为了糊口,一家人跟着乡亲“闯关东”。她和丈夫在黑龙江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半辈子临时工。等到老了,她又像“打补丁”一样给各个子女带孩子,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她的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奉献和任劳任怨,一样都不少。  写作的路一旦走通,姜淑梅的笔就像话匣子打开了。第二本《苦菜花,甘蔗芽》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长脖子的女人》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俺男人》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  ▲第三本书《长脖子女人》获得2015年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2016年1月姜淑梅参加颁奖典礼。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个“高产作家”从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在家里,姜淑梅坐客厅沙发上,把沙发靠背放平搁在腿上,再垫上一块毡子,她就开始“码字”。打印纸的背面、各类包装纸、小孩子的作业本、医院就诊手册……手边有啥就拿啥写,还有的书稿写在纸条上。  这样的“伏案”写作,在当代“网红作家”里是别具一格的。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姜淑梅老人在家中将:沙发靠垫垫在腿上写作(9月24日摄)。记者:杨思琪:摄  “女儿是我的老师”  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  姜淑梅说,1996年9月,老伴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她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担心母亲一蹶不振,女儿张爱玲想了个办法开导她:“娘,你学认字吧。”  没想到,同年12月,在北京进修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字就写下几个、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  张爱玲回忆说:“娘不懂笔画,她不是写字,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画出来的。”  为了识字,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窍。她自己编歌词,让孩子们写在纸上,她照着一遍一遍地念。时间长了,自己编的歌会唱了,她也把字记住了。  别人上街问路,姜淑梅上街“问字”。广告牌、宣传单、公交站,还有看电视和小人书,只要看到不认识的字,她就张口问。  ▲姜淑梅走进绥化学院新闻写作课堂,与学生们分享写作心得(2019年6月5日摄)。记者:杨思琪:摄  女儿张爱玲在绥化学院教书,也是一位作家。等妈妈认了不少字,女儿会把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她看。  “这个好看,有细节,真细。”姜淑梅赞不绝口,“我也有故事,我也要写。”  那时,姜淑梅已经70多岁,手颤颤巍巍,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竖不竖,像锯齿一样,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不下来。挠磨了三五天,姜淑梅就不想练了。4日摄)。发:(谢剑飞:摄)  “老人跟小孩一样,得靠哄。”张爱玲告诉她,“你写得挺好,我小时候学写字也这样,多练练就好了。”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姜淑梅在“张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写字(9月24日摄)。发:(谢剑飞:摄)  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姜淑梅是个勤奋的学生。每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她就摸黑起床了。打开台灯,开始了一天的写作。除了吃饭、上厕所,她基本都在写,像入了迷似的,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  姜淑梅有一个笔记本已翻得毛了边,这是她的“生字本”,也是“字典”。“撅折”“褯子”“簪子”……里面塞满了各种口语、土话里的生僻字,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大的是张老师写的,小的是我‘照葫芦画瓢’画下来的。”姜淑梅说。  对于姜淑梅来说,写字,就是写故事。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家中,姜淑梅老人在写作中思考(9月24日摄)。发:(谢剑飞:摄)  张爱玲告诉她:“娘,你就当对面有个人坐着听你讲,你就想你要怎么讲,人家才能听懂。”  “写自己经历过的、熟悉的,但是别人又不知道的事,就能写成独家和特色。”这也是姜淑梅的“写作秘密”。她笔下少有废话,总是直截了当,讲最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  有一次,姜淑梅写了一篇关于“闯关东”的文章。拿给女儿看后,被评说“没细节,一篇得分三次讲,写成三篇故事。”她便翻来覆去,来来回回改了三遍。在讲“大宿舍”的故事里,“要是侧身睡会儿,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她用寥寥数笔就把几十户人家躺在两张大通铺的情形勾勒了出来。  “一是哄,二是教方法,三就是要严格要求。”张爱玲解释道,在她知道怎么写之后,就可以批评了,该重写就必须重写。  ▲2016年夏天,姜淑梅回老家山东巨野,在龙堌镇“上货”。受访者供图  好故事靠出门“上货”  这些故事源源不断,是从哪儿而来?  姜淑梅说,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的,有的是逃荒路上听来的,有的则是从邻居、乡亲那里“勾”出来的。等把自己的故事写完了,就得去“上货”。  “人家说‘采访’‘采风’,我不是知识分子,就说‘上货’。我知道,山中有好货。”姜淑梅说。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姜淑梅拿着手机录音”上货“。(9月24日摄)发:(谢剑飞:摄)  她和女儿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家,走访亲戚,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事。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还会介绍另一个老人讲,跟滚雪球似的,姜淑梅搜罗了不少“好货”。  录音笔、笔记本、笔,是姜淑梅的贴身三件套。火车上、扑克牌局,都是她“上货”的地方。她只要看到脑瓜儿聪明的、会说话的人,就问:“你会讲故事吧?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时遇到不知咋讲的人,她就先讲一个,把人家的故事“勾”出来。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家中,姜淑梅老人在写作(9月24日摄)。:发:(谢剑飞摄)  就这样,她的写作半径,从自己的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又拓展到别人家族的故事。  但有时,“上货”并不容易。有的故事不精彩,她就不写了。有的人讲得虽好,但不让发表。还有的老人自己愿意讲,但儿女们不干。  “上货”过程中,姜淑梅有一种“危机感”。有一次,一个邻居老太太特别会讲故事,可等她过了几个月再去核实,怎么敲门都没应答,“人没了”。  ▲这是女儿张爱玲给姜淑梅“批改”过的手稿(9月12日摄)。发:(谢剑飞:摄)  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女儿是她的“第一编辑”。刚开始,姜淑梅写的没标点、没题目、没段落,这“三无产品”让人头大。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电脑,边让母亲坐在一旁,和母亲一一核实,随时修改。  给母亲当编辑,张爱玲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原汁原味”,她所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删掉多余的话。  “娘写的故事,像刚出土的瓷器,可以去尘,但不能用力过猛,稍微把握不好力道,就容易碎了。”张爱玲说。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家中,姜淑梅老人在写作(9月24日摄)。发:(谢剑飞:摄)  “不怕起步晚,就怕人偷懒”  有一天,张爱玲一进门,姜淑梅就说:“你跪下。”  “我犯啥错了,娘?”张爱玲心头一紧。  “我说跪下你就跪下,别冲着我,侧着跪。”老人坚决地说。  张爱玲刚一跪下,姜淑梅就乐了起来:“我说咋总画不对,这回明白了。”原来,姜淑梅在学画画,她用的笨办法就是照着实物“临摹”。  蜡笔、铅笔、水彩、墨汁,想用什么就拿什么。她画的多是民俗画,有的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色彩鲜艳,很是有趣。  最近两个月,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开始练书法。因为她曾“夸下海口”:“等我老了的时候,要成为四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家中,姜淑梅老人在家中翻看自己练过的字(9月12日摄)。发:(谢剑飞:摄)  “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千万别偷懒。”姜淑梅从没把写作、画画当成负担,而是“乐子”。  “娘操劳一辈子,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以前,她的天地很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整天围着锅台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她不再拘泥于生活小事,开始为自己活。学认字,帮她推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学写作以后,这个窗口更大了,世界也向她走来了。”张爱玲说。  如今,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动,母女两人都穿旗袍,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材质和花色,母女俩总被人夸“太好看了”。一次,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梅说:“你不是文盲,你是女王。”  ▲出门前,女儿张爱玲给姜淑梅画眉毛。(9月12日摄)发(谢剑飞:摄)  同样身为作家,张爱玲深感时代赋予娘的机会。  以往作品传播靠文学期刊、杂志、报纸,作品发表也有一定门槛,把一些文学爱好者挡在了门外。  “娘最初的习作就是由我贴到博客上,得到了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才有机会出书。”张爱玲说,近些年,不少像娘一样的草根作家都受益于网络,甚至掀起一阵民间述史热。  ▲2013年11月,读者见面会后,读者排队等候姜淑梅在书上签名。受访者供图  有人说,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月,让人看了揪心。姜淑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  “她在打捞历史,”张爱玲说,“但她不知道,她感兴趣的只是故事。”(记者:韩宇:杨思琪:参与采写:马知遥:谢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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