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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澳门新萄京客户端下载

澳门新萄京客户端下载:澳门新萄京客户端下载  中国年轻人经常穿军事风的衣服,用军事风的潮牌,比如,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夹克在中国卖得特别好,我就想,中国海军为什么不能有特别潮、特别帅的文创开发?我们提出这个观点后,得到了舰上的认可。航母文化用年轻人喜欢的潮流文化的方式去传播,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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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国际前沿,惠及国计民生  2020,科技看点多  嫦娥四号翩然落月,长征五号火箭一飞冲天,“雪龙2”号勇闯南极……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国科技创新精彩纷呈。新的一年,我国科技领域有何看点?哪些新技术、新产品可能走进生活?  瞄准深空、深海,一系列重大项目探索未知  2019年12月27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伴随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成功将实践二十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去年我国航天的发射次数最终定格在了34次,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年度航天发射次数最多的国家。  同一天,北斗三号系统迎来提供全球服务一周年。2019年北斗系统发射7箭10星,北斗三号所有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完成组网,标志着北斗三号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进入收官决胜的关键阶段。  差不多同时,中国“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正在南大洋宇航员海进行综合科考,与“雪龙”号一道,我国第三十六次南极考察将在南大洋上展开“双龙科考”。  过去一年,我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  中国航天创下新纪录: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在同一发射场6小时内进行两次航天发射,打破同一发射工位和同一型号火箭发射时间间隔最短纪录;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成功实施首次海上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发射300次……  海洋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劲动能:“潜龙三号”潜水器开创无人值守新模式;“向阳红10”船对太平洋海域开展丰富的资源环境调查;“大洋一号”船圆满完成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海山区环境综合调查……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深空、深海,新的一年,一系列重大项目远近结合、梯次接续,值得期待。  2020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月球探测工程,突破探测器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技术。探月三期的嫦娥五号将择机发射,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探月工程将实现“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也将在2020年实施,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  2020年,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将拉开序幕。空间站核心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和首飞载荷将先后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合练。作为执行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中发射空间站核心舱的主力火箭——长征五号B火箭,预计将在2020年迎来首秀。  海洋科技领域将迎来重要的成果丰产期,备受瞩目的“蛟龙”“潜龙”等深潜器将完成改装,为大洋深海科考贡献更多力量。同时,新型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即将下水,力争在海底天然气水合物高分辨率三维地震探测、原位监测与探测、海底钻探等方面取得突破。  多个大科学装置有望建成,催生更多新突破  2019年11月28日凌晨,依托我国自主研制的郭守敬望远镜,科学家发现了一个迄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个黑洞质量约为太阳70倍,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上限,有望推动恒星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过去一年,已建成并运行的各个大科学装置持续发力。在贵州平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性能不断提升,其科学潜力已初步显现,已探测到138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99颗已得到确认;与此同时,FAST还首次探测到快速射电暴多次重复爆发。预计在2020年,FAST有望对国内的天文学家开放,并支持一些优先和重大项目。  2020年,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在四川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经过两年的建设,建筑安装工程和工艺各系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北京怀柔,去年6月,两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正式启动建设。  据统计,国家已批准立项、在建、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计50余项,它们将为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2019年,对中国超算同样非比寻常。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中国境内有219台超算上榜,上榜数量连续第四次位居第一。我国在天津、长沙、广州等地已建成6家国家级超算中心,在大气变化模拟、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研究和石油开采、新药研发、工业仿真计算等技术工程中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业界预计,新一代百亿亿次(E级)超级计算机将在2020年至2022年登台。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都在积极研发新的超算技术,今年将会给大家更多惊喜。  万物互联释放“乘数效应”,改变生产方式,丰富生活体验  2019年是中国5G商用元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三大运营商5G商用套餐11月1日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时代。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开通5G基站12.6万个,52座城市实现了5G商用。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4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  随着5G规模效应的逐渐显现,终端和套餐资费有望进一步降低,在超高宽带个人消费、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应用将进一步拓展。华为中国区副总裁曹泽军说,据测算,未来5年,5G商用将间接拉动经济总量24.8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增长达到8.5万亿元。  5G技术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加快融合,正释放万物互联、互融的“乘数效应”。2019年,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开启试运营,通过5G网络完成数据信号传输与处理;到2020年,车联网产业跨行业融合实现突破,具备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实现特定场景规模应用。与此同时,京东方、华为、联想、浪潮、OPPO等企业正加速由硬件制造向物联网服务加快转型,在工业互联网和智慧生活等领域开花结果。  对于消费者来说,科技进步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推陈出新的电子产品。2019年,各大厂商相继推出5G手机,性能、外观持续优化,价格也不断降低,从最初的上万元降至两三千元。业内预计,2020年将可能出现5G“千元机”,相关体验和服务值得期待。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2019年,我国的新药研发进入盛果期,信达生物研发的PD—1类肿瘤免疫新药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被列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患者自2020年1月1日起即可享受医保;百济神州研发的抗癌新药泽步替尼在美国获批上市,改写了我国原研药“只进不出”的历史,该企业的另一款PD—1类肿瘤免疫新药百泽安去年底在国内获批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2020年,随着这些新药适应症的不断拓展,以及其它新药的陆续上市,更多患者将享受到更多的高科技福利。  学风建设将更上层楼,良好科研环境支撑科技强国建设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院士形象,主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传递科学精神旗帜,接力科学精神火炬,续写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新篇章。”2019年12月3日,在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颁证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语重心长地说道。  正如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席南华院士所言:“学风就像空气,时刻影响着我们,如果学风不正,就会影响科技的长远发展。”针对圈子文化、论文造假等不良现象,科研领域的作风学风建设不断加强。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同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可操作的整改措施,例如: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在各种评审活动中“打招呼”“走关系”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等。  本着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的原则,中科院建立健全了院、分院、院属单位三级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管理体系,并将学风和科研诚信状态纳入院属单位整体评估范围;工程院对院士们提出“不忘初心,精忠报国”“珍视荣誉,固守长城”“牢记使命,薪火相传”的要求,从三个方面助推《意见》落地,即加强院士队伍建设、严把院士增选入口关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守正扬清;中国科协通过开展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专题研究班等活动,推进《意见》贯彻落实。  2019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强化科技伦理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2020年,我国的科技伦理建设将有新举措,科技创新活动将更加有序、规范。  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两轮驱动,学风建设与环境改善相辅相成。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研环境的不断优化、学风建设和科技伦理建设的日益加强,厚积薄发的中国科技未来可期!(记者谷业凯、余建斌、冯华、蒋建科、吴月辉、喻思南、刘诗瑶、赵永新)

澳门新萄京客户端下载北京7月2日电:题:垃圾分类19年很多地方依然“分不清”,难点在哪里?  “新华视点”记者  7月1日起,上海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46个重点城市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但19年过去,垃圾分类在一些试点城市推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垃圾依然“傻傻分不清”。垃圾分类难点到底在哪里?  由点及面19年逐步推进,有的城市群众获得感不强  早在2000年,垃圾分类工作就已启动,由8个试点城市,到26个示范城市(区),再到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2014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  2018年初,住建部印发通知,要求2018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要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工作内容,量化工作任务。  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目前,46个试点城市均制定了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其中近30个已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已有22个城市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城市都开展了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张乐群说,上海、厦门、深圳、杭州、宁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与此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表示,目前,全国总体的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限,一些城市仍停留在基础层面,现行的46个重点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右,同时这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不平衡,有的城市群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并不强。  知晓率低、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低、分类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是垃圾分类的“拦路虎”。  在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小区,居民李大爷提着一袋厨余垃圾走到楼下,面对标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桶,毫不犹豫地将袋子扔进了“其他垃圾”桶内。像李大爷这样的居民仍是多数,有的居民表示“不知道要分”,有的说“不知道怎么分”。  在广州,生活垃圾实行“四分法”: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不少市民其实并不真正知情。广州市民唐小姐困惑:嗑瓜子吐的瓜子壳是餐厨垃圾还是其他垃圾?用过的湿纸巾是可回收垃圾还是其他垃圾?  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2000年,北京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北京市有30%的街道、乡镇创建了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  但目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放率较低。“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厨余垃圾理想状态应该至少分出20%的量,实际仅为5%。”北京市城管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说。  “最难的是分类的正确率,真正能达标的只有30%至40%。”参与合肥市垃圾分类试点运营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混装混运”打击了一些市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好不容易分好类,垃圾车混在一起就拉走了,完全白干了!”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  合肥试点地区的一位街道干部反映,由于缺乏处理场所,日渐增多的餐厨垃圾“无处可去”。此外,有毒有害和大件垃圾的末端处理也往往“没有着落”,最终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挫伤群众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分类体系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在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有机构愿意回收,低价值的少人问津,且专门回收机构分散不均,难以满足处理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的衔接时有断点、堵点,造成“混为一团”。  如何破解政策落地难题?  “2011年,上海选择100个试点小区,3个月后,多数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50%。但一年之后再去调查,参与率降到了20%甚至更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说,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要反思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正从法规配套、宣传动员、日常监管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落实到位。  广州是2000年我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城市,目前已出台配套制度,包括制定条例实施意见,针对学校、机关团体单位、酒店等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指南12项指引等,初步建立垃圾分类法规制度体系。  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环卫科负责人王学军说,有些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80%以上,垃圾减量30%以上。根据他们的经验,相关知识的宣传应更细致。比如,有的家庭在分厨余垃圾时,将袋装甜面酱、瓶装辣椒酱、牛奶瓶等都扔进了厨余垃圾桶。正确的分类方式,应该是将瓶子、袋子清洗干净再扔进可回收垃圾。改变这类居民生活习惯,靠耐心的宣传、长时间的监督,最终形成正确意识和方式。  对于日常监管,专家建议加强各方互相监督。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市民投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物业是否在垃圾箱房分类存储垃圾,可由市民监督;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小区垃圾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同样,物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投入、久久为功地抓下去。”(采写记者:舒静、王优玲、关桂峰、杜康、周颖、姜刚、颜之宏)  上海“新时尚”:用“绣花功”解垃圾分类“大难题”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沪上垃圾分类迈入“硬约束”时代  立法、具体指导、基层考核——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  垃圾分类动真格:分类垃圾桶订单猛增、教学用具开启拿货限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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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违建屡禁难绝:疏堵结合期待破题  拆违攻坚:一场做减法的基层治理持久战  城市的顶楼阳光房、商品房通风井改造变房间、农村的“一户多宅”、私占农田盖房建厂……时至今日,在中国城乡的角落,违建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尽管城市管理者们持续整改,但历史遗留的“存量包袱”和屡禁难绝的新增违建,让拆违成为基层治理痼疾。  回顾2019年,从河北到广东,从浙江到贵州,全国多地展开拆违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这场基层治理的持久战中,基层人士疾呼,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参与。  持续整改仍“量大面广”  多位业内人士提到,违建问题频繁出现且长期存在,本质上是我国基层土地管理能力难以规范引导转型期百姓各类建设需求的产物,尤其是无法合理控制利益密集地带中,部分农户和城市居民逐利建房或违规建房的不合理冲动。  在广州,一处在当地著名景区白云山上存在了30多年的历史违建“大钵盂”,在多方的努力下于2019年成为历史,并成功复绿。“大钵盂”所在地街道社区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很难想象,在一片不足500平方米的区域,曾有18栋四五层高的违建,高峰时超过500人居住其间。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治违督导处处长郭敬曦表示,早在20年前,当时的规划部门就下发过拆除通知书,法院去强制执行也没完成。由于未出现较大的安全事故,在没有更好的安置办法下,当地一直没有采取强拆措施。  实际上房屋建在半山腰,雨季来临时这里极易出现地质灾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2013年前后,“大钵盂”所在的区域就被确定为地质灾害点。直到2018年一场连绵数日的大雨,才让这里的问题再次进入官方视野。  2018年,广东遭遇了台风“山竹”袭击。周边居民形容,台风过境时,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风雨飘摇”。处在地质灾害点上的“大钵盂”,牢固程度远低于周围住宅,风险也更大。  为了保障安全,街道花了三天时间将居民安全撤离。然而台风一过,又有很多人回流居住。台风过境让部分居民意识到继续住在“大钵盂”存在一定风险,以此为契机,街道下决心拆掉这颗“定时炸弹”。  2019年3月开始,广州针对白云山景区周边开展拆违复绿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协作解决城市拆违的痛点,也为解决“大钵盂”隐患问题带来契机。社区工作人员先是对全部408户居民身份进行一一排查,并进行分流处理。经过12轮沟通谈判,最终在2019年6月,“大钵盂”内的400多户居民全部搬离,并且做到了零投诉。  “大钵盂”的拆除成为广州治理违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广州城管部门当年11月就完成了4500万平方米的年拆违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州市内仍有上亿平方米的存量违建,拆违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许多城市。在河北邯郸,近三年来拆除违建1500多万平方米,数十年形成的违建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浙江台州,根据当地2019年初存量违建调查摸底数据,自2013年以来,当地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06亿平方米,尚有存量违建总建筑面积3927万平方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向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违建问题主要体现在小产权房、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小产权房问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建新不拆旧、面积超标、滥占耕地建房等则在中西部广大传统农区较为普遍。  从直接后果来看,违建问题阻碍了城市空间的优化布局和城市规划的组织实施,道路、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公益项目无法落地。同时,还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违法建筑规划设计层次低,建设施工质量差,特别是一些违法建筑破坏了房屋原有结构、占用着消防通道,不仅存在建筑倒塌的风险,在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时还将严重影响逃生和救援。  基层拆违面临多重挑战  在许多基层人士看来,已经建成的历史违建,尽管群众意见较大,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多方诉求难以同时满足。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缺少处置的有效抓手的情况下,作为末端处理环节的拆违面临诸多挑战,反映出一些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现象。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地方,“先上车,后补票”式公共设施违建普遍。在河北,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污水处理厂、道路、燃气储气站、垃圾中转站等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违法占地较多。有些项目急于上马,未办理好土地手续,造成“先上车,后补票”。仅在河北省内的一些道路项目上,就不同程度存在有违规占地问题,甚至有道路已通车一两年,占地手续还没办完。  还有一些城市经历多年“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后,历史遗留违建问题棘手。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黎明说,20世纪九十年代末,广州市天河区进行撤村改制,从村社改成股份制公司,村民的身份转换为居民,变“种菜”为“种房子”,但用地性质无法转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天河区石牌村为例,当初该村被大量征用土地后只剩下少量土地供村民居住。为了满足居住需求,村民不断改建,各种违建构成了如今石牌村的密集建筑群,但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无从下手。  台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台州以工业立市,民营经济发达,乡镇在深入推进“三改一拆”行动时,担忧拆违可能会对企业有影响,阻碍经济良性发展。企业厂区内违建历史成因复杂,一些老旧工业区内小微企业众多,安置分流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由于拆违“投入大、无补贴”,基层感到不堪重负。浙江台州市相关负责人说,拆违费用是一笔巨大开支,拆违加清理按每平方米均价30元计算,每完成100万平方米年度任务,需要费用约3000万元。除用于建设小微园区、商业开发等拆后利用方式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大部分还是用于复耕复垦复绿及停车场、游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大笔拆违资金投入让基层政府不堪重负。  杭州市一城区政府拆违办主任告诉记者,目前强制拆除的费用是区政府出,开支比较大,2018年上城区拆违费用1000多万元,高楼拆除还存在安全保障、建筑物垃圾处理、拆掉后漏水需要修复等问题,有的小区修复费用比拆除费用还高。  “程序烦琐”“复议诉讼”致使“拆违战线”拉长。河北省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土地违法相关案件需经过立案、调查、告知、处罚、复议、诉讼、执行等法定程序,六个月才能进入法院受理程序,导致拆违工作难以快速执行到位。  此外,拆违引发的复议诉讼严重影响了拆违工作的开展。台州市拆违干部表示,在违建持有人不配合的情况下,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到依法强制拆违完毕,一般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基层政府在强制拆违时,为提高效率,往往以简易程序代替依法行政程序。近年来,因拆违引发的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明显增多,此类以简易程序拆违的案件大多因程序违法而败诉,不仅延长了拆违进程,还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压力。  而作为拆违“唯一执行者”,一些地方的基层城管工作人员表示“人少、任务重、力不从心”。广州市黄埔区一名基层城管工作人员将城管比喻为最后的“守门员”,虽然“违建”相关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但最后都要通过城管“拆违”这个唯一的“出口”解决。据介绍,目前广州市城管被赋予的职能要求有388项之多,拆违只是其中一项。黎明说,面对类别繁多的职能任务,基层城管人员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新建住宅违建连片涉及住户多,成为治理顽疾。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岩大队三马办公室主任王强介绍,目前不少开发商虚假宣传引诱购房者,如告诉购房者可在高层建筑连廊搭建小房子、扩建阳台、在别墅花园或露台搭建阳光房……致使违建连片出现。此类违建因波及面广,涉及住户太多,成为治理顽疾。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岩大队普天中队一名干部说,当地一处别墅区2016年开建,如今96栋别墅大部分存在违建;另外一个社区是近几年新建的一个高层建筑社区,但34层的高层建筑几乎每一层都存在连廊违建。  强化源头治理疏堵结合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目前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问题明显减少。要减少拆违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就要在全社会树立依法建设意识,扭转企业建设未批先建、少批多建和农村“不占地白不占,谁不占谁吃亏”的风气。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违法建筑和违法占地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往往是由“问题形成阶段缺乏政策”“不是当前主要工作”等原因造成,并因为“人畜无害”暂时搁置。直到成为多年顽疾,才又引起地方部门的重视和决心。要遏制违法建筑问题发生,既要开展强有力的集中拆违消除存量,也要从培育全社会依法用地和建设观念、建立预警预防机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等方面着手,避免“小拖大,大拖炸”。  一是建立“逢违必拆”机制,加大打击震慑力度。部分基层干部认为,违法占地、违章建筑问题易发多发,与长期以来经济粗放式发展、依法用地和依法建设观念淡薄等有直接关系。  多年来违法建筑屡禁不绝,“违法成本低、收益高”是重要因素。浙江省温岭市横峰街道一间15到20平方米简易辅助房屋每月租金七八百元,河北省一些地方被拆除的违建仓库每年租金数十万元,导致明知故犯甚至屡拆屡建问题。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目前对土地违法的处罚主要集中于警告、罚款、没收违法建筑、没收非法财物、限期拆除等,违法成本较低、震慑作用小。从根本上遏制违建问题,应大幅提高违建成本、形成“强力震慑”,让搞违建的人“得不偿失”。相关人士建议,应理顺司法衔接机制,畅通违法占地案件向公安、法院移交移送体制,对占地数量较大、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及时移交查处。  二是健全预警预防机制,落实共同监管责任。一些基层干部表示,预防比拆违更重要,应加大城乡建设项目审批后监管力度,防止“木已成舟”、不易纠正等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城管局法规科科长江澜说,要建立健全违建预警预防和监管责任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制止。形成“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理”快速反应机制,将违建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筑好监管“第一道防线”。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要持续巩固拆违成果、防止违建死灰复燃,做好“后半篇”文章至关重要。河北、浙江、广东等地坚持“拆改并重”,对拆后建筑垃圾及时清理,对腾退的空间和土地因地制宜加强规划和管理,用于建设游园、公共停车场、便民市场等公共服务项目,实现环境、经济、民生等综合效益最大化,增强群众获得感。  三是建立联合惩戒机制,疏堵结合源头治理。部分基层干部表示,违建问题屡禁难绝,除了加大预防和拆除力度,还可探索建立联合惩戒机制,让企业和个人从不敢违建到不想违建,真正实现源头治理。  杭州、广州等多地城管部门基层干部建议,将违建情况与社会征信系统对接,存在违建问题的房屋不能上市交易、业主纳入失信者黑名单,让企业和个人从“不敢违建”,逐步发展到“不想违建”。盯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两代表一委员”等重点人群,严格网上办案,全流程监控案件办理程序,对查控不力的启动问责。  浙江台州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应实施“谁违建,谁承担拆除费用”,建议加大惩戒力度,对拒不拆违、由官方强拆的,依法向违建当事人追缴强拆费用。  此外,多地基层干部表示,治理违建应疏堵结合,为依法用地谋划出路,实现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并行不悖。落实土地规划“一张图”,防止各项规划不一导致的违建问题。同时,加大土地规划调整和补充耕地力度,及时为项目解决建设用地指标。  (记者荆淮侨、黄筱、刘智强、齐雷杰采写)

::::  新华网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曹滢)生态环境部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土十条”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累计下达280亿元,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净土保卫战”取得积极成效。  万余家企业列入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2019年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法律。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在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为切实强化污染源头管控,北京等14省(区、市)公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涉及地块340块;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共计一万余家。生态环境部还积极推进在排污许可证核发中纳入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责任的工作要求。各地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查处了多起环境违法行为。  “十三五”以来关停涉重金属企业1300余家  苏克敬介绍,“十三五”以来,全国关停涉重金属行业企业1300余家,实施重金属减排工程900多个,重金属等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行动,确定需整治污染源近2000个,截至目前已有近700个完成整治,切断了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从日常工作调度和基层调研情况看,耕地周边的工矿污染源得到有力整治,有效防范了耕地的污染风险。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2017年7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全面启动。本次详查包括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两个方面,以耕地为重点、兼顾园地和牧草地。  苏克敬介绍,农用地详查主体工作现已完成。结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风险突出,超筛选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依然较重。目前各地正依据详查结果开展农用地分类管理、推动安全利用。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围绕《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土壤环境影响比较突出的73个重点行业小类来开展,主要集中在金属矿采选、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医药制造、金属制品、电池制造、制革等行业;调查对象主要是一定规模以上或一定生产年限以上的企业。计划到2020年底完成企业用地调查工作。  苏克敬透露,关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将借鉴国际国内的通行做法,在详查工作结束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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