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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濠影汇官网7158:澳门新濠影汇官网7158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月7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孙庆玲)记者刚刚从教育部获悉,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提出,高考的考查将既重考查基础性同时也要考查考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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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3月14日电:题:黑龙江:“一碗大米”的“供给侧之变”  记者杨喆:苑欣芳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树牢绿色发展理念,从每一粒大米做起——记者最近在黑龙江各地采访看到,人们对“一碗好大米”的追求,倒逼该省从春耕就开始“供给侧之变”。  绿色种植:为水稻“减肥”  前些年,让绥化市庆安县七河源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立最“上火”的事,是晚上得让人看着水稻田,防止有人“偷摸扬化肥”。  “我们推行绿色种植,减少化肥使用,但还是有老百姓不理解,晚上偷偷摸摸往地里扬化肥。”孙立说。迫于无奈,他让一些不按照标准种植的农户退出合作社。  这份坚持收到了回报。合作社产出的水稻,虽然因减少化肥使用而单产下降,但卖上了好价钱,还吸引了企业搞订单种植,1400亩地可多收入60万元左右。  粮食安全,更是品质安全。减肥控药,是为产出“好大米”,更是为了地更“绿”、水更清。  氮磷钾,曾是化肥店里的“老三样”。与往年不同的是,在密山市农友化肥农药经销有限公司,生态有机肥备货量增加。  “今年有机肥销售比例明显提高,有机肥的高标准堆沤比上一年增加3万立方米。”密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广东说。  今年,黑龙江将开展有机肥提质增效试点示范,全省有机肥施用量将达到1800万吨。  “一碗好米”:稻香“鸭先知”  再过1个月,虎林市良艳有机鸭稻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宋国良就要第4次购进鸭雏,放到稻田里。“我们这儿得放1万多只鸭子。”宋国良指着稻田说。  “鸭子可以吃杂草,松土壤,粪便可作肥料……”宋国良细数鸭稻的好处。  2016年,宋国良去北京参加展会,听到有人要订购农产品,便凑上前去,人家问他“你有标吗”。原来,人家只认有机认证标识的农产品。宋国良第一次了解到有机种植的市场前景。  因“没有标”而错失良机的宋国良,回来后开始研究种植有机水稻。去年,合作社的有机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亩,产量下降,但产的大米定位高端,卖到了15元一斤。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向往“一碗好大米”。“过去是要吃得饱,现在是要吃得好。”庆安县东禾农业集团总经理杨晓萍从在街头卖大米起家,见证了水稻生产由注重产量到“量质并重”的转变。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省传统水稻主产区,长期以来“以量取胜”的生产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富锦市乔楚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楚丽霞说,数年前农场还以普通圆粒水稻为主,如今优质长粒水稻的种植面积已占80%以上。  直面市场:好米成“网红”  多少年来,水稻原粮刚刚产出,尚未变成“一碗大米”,就被卖到粮库或收购人手中。卖粮,成为稻农完成一年辛苦劳作的最后一环。  这种年复一年的经营理念退出了黑土地。而今,面向市场做品牌、搞营销,让“好大米”成“网红”,让腰包更鼓,成为黑土地上农民新理念。  “以前我们只知道种地,哪还想过营销的事?”富锦市东北水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春说,以前怎么也没想到,合作社产的大米,“坐家”就可以卖出去,还能卖上好价钱。  记者了解,现在,通过与企业合作,这家合作社生产的大米可在线上销售,成了“网红”产品,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月销售量显示为近16000份。  打开黑龙江大米网主页,大米品类下的各种品牌琳琅满目。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打造以大米网为核心的农产品电商集群,建立起了辐射到村的营销网络。  最近的这个收购季,黑龙江省水稻市场化收购占比达50%以上,首次改变了多年来以政策性收购为主的格局。更多地直接面向市场,“倒逼”黑土地上的稻米生产者革新经营理念。  庆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合江说,为了加强品牌建设,当地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水稻文化节”,并组织企业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展会。  “以前我们都是‘原字号’为主,出现了‘稻强米弱’现象,”绿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永安说,“现在市场化趋势非常明显,加工企业对优质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澳门新濠影汇官网7158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刘红霞)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25日说,对于审计查出的扶贫领域问题,有关地方和部门已整改54.06亿元,完善制度或落实扶贫政策334项。  在当天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胡泽君作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扶贫领域存在擅自拔高或随意降低脱贫标准、腐败和作风问题、扶贫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资金和项目管理绩效不佳等问题。  对提高住房补助标准或过度医疗等问题,14县已整改14.78亿元。对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作脱贫处理问题,41县通过细化帮扶措施、重新识别补录贫困人口等整改,涉及贫困群众2.97万名。  对优亲厚友、贪污侵占、骗取套取等问题,有关地方已追回资金、核减拨款等9626万元,处理处分306人。对“面子”和形象工程问题,3县通过调整账目、归还资金等整改309万元。  对多数县未开展扶贫绩效评价问题,财政部、扶贫办等印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指导县级开展绩效管理。  对扶贫资金用于非扶贫领域问题,42县通过自查清理、归还垫付资金等整改21.1亿元,处理处分72人。对资金和项目闲置等问题,37个地区盘活资金8.28亿元。66县推动277个扶贫项目重新使用或运营,避免或挽回损失2.63亿元。  胡泽君表示,审计署将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进一步推动完善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持续对后续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审计署审计长:绝大多数审计查出的问题已得到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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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时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断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大量治理资源下沉乡村,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度提高,乡村治理手段更趋现代化,乡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也稳步提升。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或因治理力度不大,或因治理资源不足,或因治理抓手不灵,一些乡村治理的痼疾顽症仍然存在,被相关施政者“视而不见”。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当下乡村治理带来更多亟待解决的课题。提升治理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意味着乡村治理关注的工作更需全面,提供的服务更需丰富。乡镇突出反映的一些治理盲点,亟待通过尝试治理新模式、引入治理新资源彻底消除。  岁末年初,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乡村治理盲点”调查,组织记者分赴各地,希望通过反映当前乡村干部群众特别关注的十大治理盲点,推动乡村治理提升,助力乡村振兴提速。  十大关键词:①混混执法:②穷村巨债:③食品劣质:④交通失管:⑤防灾薄弱:⑥居家隐患:⑦垃圾围村:⑧高价彩礼:⑨网不设防:⑩关怀缺位  盲点一  混混执法  狠人“吃香”能平事,政府形象遭质疑  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30岁出头的“大发哥”是当地有名的混混,2年前因斗殴入狱,出狱后无业在家。2019年初的一场拆迁行动,却让“大发哥”重获“高光时刻”,得到“重用”。  原来,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涉及征地拆迁,因几十家钉子户抬高要价,工程拖延。一筹莫展之际,开发商想到用混混手段吓唬钉子户。于是,在当地政府默许下,开发商请“大发哥”带着人马威胁殴打钉子户。这一招果然有效,几家钉子户很快就同意了。对于不肯屈从的钉子户,他们白天就赖在人家里,蹭吃蹭喝,晚上敲门敲窗,频繁骚扰,制造恐慌,最终迫使钉子户妥协。  2019年3月,该县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挟尸要价的群体聚集事件,当地公安机关人手不足,又想到了“大发哥”,让他去跟专业医闹周旋。这次同样奏效,专业医闹最终放弃纠缠。  如今,像“大发哥”这样的混混们发现乡村社会对他们的需求旺盛,基层政府要搞定摆平一些事情往往需要借助其力量。他们不再急于外出打工,开始充分利用这种需求,在本乡本土“大展拳脚”“扩张业务”。  “现在有个怪现象,就是好人怕坏人,对乱摆放的小摊小贩,警察、工商上去执法没用。只有协管能管起来,别人不敢管的灰色地带,他们敢管。”东部某镇一干部说,应引起注意的是,协管员中部分人有前科,有的坐过牢。“现在扫黑除恶,周边一些乡镇的协管员基本‘全军覆没’,因为要求要把坐过牢的从基层工作人员队伍中清除出去。例如,我们镇23个协管员,弄走了17个。”  混混等介入乡村治理,甚至成为执法力量,尽管有时能奏效,但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形象,助长了其野蛮生长,给社会和谐和地方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治理形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乡村“灰色治理”空间较大,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匮乏、有效治理手段不足。基层政府部门为了“对付”某些棘手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得不借用一些外在的软暴力资源。  多名受访专家及基层干部群众建议,一方面,压缩乡村“灰色治理”的空间,推动行政执法权力下放,让基层有更多的资源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基层干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处置矛盾、化解风险的经验和本领。  盲点二  穷村巨债  旧债未了添新债,集体事务遭停摆  中部某镇,“三资核算”结果显示,镇里8个村5个负债。负债27万余元的某村村支书倒出苦水:债务主要包括村干部多年前的工资、村干部垫资、雇工费、机电井维修费等。“历届村两委欠下30多名村民的钱,父亲死了,儿子接着要。”  这不是个别现象。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有的村白条打了近40年,到底是谁欠下的都无从找起;某县村债规模达7.9亿元,仅一个镇的村债就达7700万元,其中最多的一个村负债超过1000万元……  村债存量本已大,而近几年,基础设施、集体产业等投入加大,各类工程成本不断攀升,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下,地方承担的配套压力也越来越大,新增债务仍在上升,穷村负债问题更显突出,致使部分地方的村级治理难以为继。  内蒙古东部某村村支书说,2016年前后按照上级要求,全村进行村容改造,绿化植树、买砖砌墙、清理垃圾等,产生负债150万元。村支书表示,村里每年只有8万元左右的办公经费,缺少集体经济收入,村两委日常开销捉襟见肘。  债务难还,一些村干部或被围追堵截不敢出门,或被告上法庭,心思不在事业发展上,而是琢磨如何“填窟窿”,有的拆东墙补西墙,甚至违反专款专用的财经纪律。2014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山嘴村地面硬化项目中,村支书、村主任将本应铺设20厘米厚的混凝土降为10厘米,以节省11万元用于还债。  还有村干部索性不干事了,村级事务遭遇停摆。“上面拨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没钱就不干事。”有村干部说,宁可不发展也不能再负债。  如何化解村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认为,各地应全面核查村级债务底数及成因,然后因村、因债分类处置。长远来看,要积极培育村集体经济,积极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同时增强保障乡镇有效治理的财政家底。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田孟说,当下村庄的发展应处理好“弱发展能力”与“强发展欲望”的关系,不可逼迫村庄过度“负重前行”。要从制度上堵住债务漏洞。现实中,要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严禁举债列支村级非生产性支出;要将化债、防债列入村干部考核内容,将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真正落实到位,避免任期内无限制、无责任举债。  盲点三  食品劣质  山寨产品下乡忙,躲避监管能力强  食品安全大于天。但在农村小超市、小卖部、集市等地方,山寨食品屡屡上架。这些假冒伪劣食品,通过相似包装、相似图案、同音不同字等手法来骗取人们对产品的信任,达到牟利目的。“营养抉线”“六个核桃乳”“康帅傅”等产品,农村并不鲜见。  半月谈记者发现,这些山寨食品大多出自小企业、小工厂、小作坊,其生产环境、选用材料、生产质量等都达不到食品安全规定的要求,给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带来危害。而且,山寨食品制造者隐蔽性很强,不少“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藏在偏远农村,躲避监管的能力提高,不容易被发现。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管处负责人介绍,有的山寨食品生产企业与监管部门“打游击”,在夜晚偷偷生产、运输,然后通过其自有销售渠道供货给批发商,或是点对点单线联系销售。  基层干部认为,农村之所以成为食品安全隐患重点,主要是因为农村老人偏好低价产品,品牌和正品意识不强,这就给山寨食品创造了市场、提供了温床。  在山东农村的部分超市、商店,半月谈记者看到,写有“经典”“特伦牧业”“特仑圣牧”“经典牧场”等字样的商品被成箱摆放在显著位置。这些商品和知名品牌的牛奶十分相似,每箱价格40元至60元不等,比真正的名牌牛奶价格低十几元到二十元。  半月谈记者还发现,农村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大都出售一些“有滋味儿”的“五毛零食”,虽然来路不明,却卖得很好。但凡小孩喜欢,农村老人看着便宜,通常就买,也不查看是否为不健康食品。  保障乡村“舌尖上的安全”,须强化监管。受访乡镇执法干部建议,严格管控农村经销商的进货渠道,确保从正规厂家和渠道进货,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增加飞行检查次数,寻根溯源,将山寨食品连根拔除。  盲点四  交通失管  农村酒驾泛滥地,重城轻乡缺警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一些农村地区依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酒后开车。特别是在偏远农村地区,酒驾问题大量存在。2018年,河北省交管部门就曾曝光4起农村醉酒驾车导致多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案例。  黑龙江一名基层干部说,冬季村民时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虽然他们都知道不能酒驾,但请客吃饭不给客人喝点酒总觉得没尽礼数,用餐氛围也不热烈,客人碍于情面只好意思意思,遇到喜欢劝酒的人,更是少不了多喝几杯,一来二去难免喝高,安全意识强的还能做到不驾车,意识薄弱的就怀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了。  受访乡村执法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购买私家车。但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素养、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等未能及时补上,一些开三轮车、摩托车的农民压根就没有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加之劝酒风气短时间内未能扭转,逢年过节,农民开私家车访亲串友,极易酒后驾车。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农村酒驾存在明显的失管现象。不少地方,交警限于警力,在查酒驾工作上,大部分警力、时间、精力放在了大城市、县城上,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乡村道路上的酒驾现象抓得不够紧,查得不够严,存在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  与农村酒驾失管现象类似的,还有农用车随意载客问题。在一些农村,农用车送学生上学的现象并不少见,隐患极大。因村小撤并,宁夏部分农村小学生上学路远而用三轮车等农用车辆载运。宁夏固原市某村第一书记对此颇为担忧:“一旦发生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解决农村地区酒驾高发、农用车随意载客等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制宣传。有的交通肇事者知道酒后驾驶汽车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并不知酒后驾驶两轮摩托车或三轮农用车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另外,目前不少乡村公路上,各种交通设施、标志不够完善,有的已损坏,必须尽快重新规划完善,方便车辆和行人。  盲点五  防灾薄弱  三防培训不到位,防灾应急无储备  乡村治理中,以防水、防风、防旱为重点的防灾治理不容轻视。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广大乡村地区,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与大江大河的防洪建设相比,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治成为我国防洪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2019年6月,华南一山区县山洪暴发,因灾死亡11人。山洪暴发前,有的村甚至被大水浸泡了好几个小时。而在此期间,村干部既没有向县里汇报,也没有组织群众避险,错过了安全转移的最佳窗口期。该县分管三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说,防汛预警和群众转移工作有预案、有线路图,但这些干部群众认为不可能发大水,不需要转移。  某地农村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为受灾群众送去救生衣:余羌:摄  基层安全意识淡薄、避险能力不足,与防灾培训欠缺直接相关。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市县层面组织的培训太少,尤其是面向“最后一公里”的村干部的培训,“两三年都没见有一次”。一遇到灾情,村干部对水情、雨情、库情的现场判断,都是凭经验和感觉,缺乏科学指引。  防灾避灾的“硬件”缺失问题同样严重。在防灾避灾设施方面,中西部农村地区房屋设施整体陈旧,缺乏科学规划的紧急避灾点,灾害一旦降临,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一些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居民区也没有配备避险设施等。  在防灾避灾储备方面,不少避灾点、应急点储备的应急物资严重不足。此前受台风“利奇马”影响较大的浙江永嘉山早村,2018年底刚建成的文化礼堂是当地避灾点。据村干部介绍,虽然文化礼堂可以抵御山洪,但灾害发生前,并没有储备食物、水、被子等物资。  此外,山洪暴雨防灾预警体系建设也存在短板,如预警预报无法准确预测局部的特大暴雨,水位监测点设置覆盖面不够,一些支流突发山洪时无法预报;巡查人员因水文知识缺乏,分析判断能力不足;各级河长防汛应急能力弱等。  盲点六  居家隐患  煤电水气多事故,意识薄弱防不住  在燃气管道建设滞后的乡村,农民大都使用液化气瓶作为承装工具。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农户家中的液化气瓶、连接管道严重老化,大多是不合格的气瓶,并且它们经常被随意摆放,有的旁边甚至堆积起木柴,成为家中的“固定危险源”。  基层政府多对这些气瓶底数不清、状况不明,相关监管流于形式。受访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部分地区办理气瓶使用登记时,均是象征性地登记,未形成统一的数据库管理,相当数量的“黑户瓶”流入农户家,安全隐患大。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通过信息化管理,建立气瓶生产使用全流程大数据平台库,是解决气瓶管理问题的有效办法。同时,各地在推行新气瓶时应更多考虑到村民的接受能力,给予适度财政补贴,帮助村民尽可能完成液化气瓶的转型升级。  除了用气存在安全隐患,农村居家生活中还存在不少隐患:家里用电线路布置不规范,接线多,漏电、触电时有发生;冬季用煤炭取暖一氧化碳中毒多发,防不胜防;自来水供给未全覆盖,有些地方群众还是自家打水井取水饮用,水质缺乏保障……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乡村地区安全意识薄弱。不仅群众没有对安全隐患保持警惕,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没有宣传、指导到位。如据群众反映,华北某地在推广清洁煤时,发生多起中毒事故后,村里才跟村民讲相关注意事项。二是发展条件限制严重。跟城里相比,不少乡村地区用水等生活配套措施仍比较滞后,导致群众很难实质性解决某些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费用成本是影响治理这些安全隐患的一大“拦路虎”。如华北某地进行壁挂炉改造,鼓励群众冬季用壁挂炉取暖,但一个月好几千的消费使群众望而生畏。  盲点七  垃圾围村  焚烧掩埋河水冲,环卫设施难利用  农村垃圾治理、人居环境整治,事关乡村居民的幸福感。半月谈记者在内蒙古东中部农村走访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欠缺、环卫体系薄弱,垃圾处理随意等问题让人担忧。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某村,村口堆满了烂菜叶、柴草以及各类生活垃圾,形成一个10多米长、1米多高的垃圾堆。半月谈记者看到,里面的生活垃圾直接被焚烧处理,留下一层厚厚的黑灰,旁边的铁丝网已经被烧成黑色;没有点着的烂菜叶等散发出腐烂味,滋生大量蚊蝇。  该村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2016年前后村里给配备过垃圾桶,三到五户共用一个,但用了一段时间垃圾桶就坏了。直到现在,村里也没有形成垃圾处理体系,既没有设立垃圾倾倒点,也没有专门人员清运,村民们只好把垃圾扔到村口或河沟里。  半月谈记者在该村西边河道旁看到,大量垃圾随意倾倒在里面,蚊蝇乱飞、恶臭扑鼻。“大家都习惯把垃圾扔沟里,一到夏天发大水,就被冲走了。”不过也有村民担心,如果垃圾量太大,堵塞了河道,汛期时洪水可能会漫过堤岸,淹没两边的农田和村庄。  云南某村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当地政府推广建设垃圾焚烧炉,但规划不合理,选址不恰当,导致垃圾焚烧炉利用率很低。一些垃圾焚烧炉建在离村子较远的农田里或河道边,甚至建在公路边,村民把垃圾送往焚烧炉需要打包、运输,不甚方便。加之当地村民长期以来习惯于将垃圾填埋处理,或在自家锅炉里焚烧,因此政府集中建设的垃圾焚烧炉成了“空炉”。  针对部分农村垃圾治理不力、人居环境较差的状况,受访专家建议,合理规划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体系,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加快推进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同时借鉴“垃圾兑换银行”等经验,创新农村垃圾治理机制,激活农民美化乡村人居环境的积极性、参与感。  盲点八  高价彩礼  因婚致贫花大钱,变革婚俗反遭嫌  高价彩礼作为农村痼疾,在一些地方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时至今日,娶媳妇的家庭因婚致贫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我认识的一位患有轻微智力障碍的妇女结婚都要10万元的彩礼,在我们县,13万元的彩礼很正常。我们县彩礼并不算多,交界的其他省的一些农村彩礼接近20万元,还不算下车费等费用。”西部某省的出租车司机杨立雄说。  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彩礼也常常让美好的婚姻变成家庭矛盾暴发的火山,一些地方的离婚率近年来快速上升。  在河北南部某村的一名红白理事会理事感叹,现在嫁女儿就像卖女儿,亲家间讨价还价,一言不合就翻脸。谈不拢伤感情事小,有时候甚至升级为打架伤人流血事件。乡里有好几个光棍村,结婚难更加剧了彩礼重。  “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嫁给爱情不嫁给彩礼”,尽管不少农村地区打出了反对高价彩礼的标语和口号,但宣传效果多挂在墙上,提出的措施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很难落地实施。  农村地区部分红白理事会在宣传抵制高价彩礼上下了不少工夫,但影响力较弱,效果不明显。有村民坦言:“村主任给儿子娶媳妇都要花十几万的彩礼,红白理事会说话基本没人听。”一些村干部说,红白理事会说少了没用,说多了被村民嫌弃甚至戳脊梁骨骂。  对此,基层干部建议,在严格监督党政干部、公职人员搞天价彩礼的同时,仍需在宣传上“加马力”,以扭转旧观念。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很多农户不愿为之,但为了“脸面”不得不为之。要大力表扬零彩礼典型、推广集体婚礼、明确移风易俗先进家庭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真正改变群众的“面子观”。  盲点九  网不设防  “黑网吧”招“小顾客”,游戏上瘾迷情色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对互联网的需求日益加大。半月谈记者发现,在一些流动人口多、加工制造业繁荣的村镇,“黑网吧”滋生不少问题。不少“黑网吧”是村民利用自家房子,简单布置好电脑等设施,然后就开业了,极少有人办营业证等执照。  “黑网吧”大多“脏、乱、小、差”,面积二三十平方米,电脑二三十台,只有一个出口,没有设消防通道。房间内十几条电线和数据线裸露纠缠在一起。上网者在其中还可随意抽烟,很容易引发火灾,酿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  到了暑假,这些农村小网吧的顾客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某网吧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吃鸡”“魔兽世界”“英雄联盟”等几款网络游戏最受欢迎,小孩都是三四个结队一起来网吧玩,经常一玩就是一整天,爷爷奶奶来叫才回家。  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但在不少农村,这一规定形同虚设,许多网吧并不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一网吧老板坦言,没有执法部门到村里查过,也不知道国家有这方面的规定。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黑网吧”经营者往往对上网人员管束不严,根本不安装不良信息拦截软件,甚至主动提供含有不良内容的网络链接和视频文件。  除了网吧这种固定上网场所,手机等移动互联网平台治理也不严格。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成为低俗色情、虚假事实等内容的多发地。据了解,仅2019年上半年,宁夏固原市就处理了违规快手主播账号25个。  治网不严、网不设防,让一些村民和留守孩子沉迷在互联网虚假狂欢中,整日狂刷短视频,送礼物,不仅消磨了奋斗精神,也导致一些矛盾,引发家庭不和。  专家建议,应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强化农村等重点地区的日常检查,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完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黑名单制度,对严重违法违规经营者实施市场禁入和信用惩戒。  盲点十  关怀缺位  留守村庄少“温度”,电子产品成陪护  如今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乡里村里大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缺少关爱和陪护,让这些农村留守老人和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失去情感的温度。电子产品的进入,日益“打包”了孩子们的生活。  广东北部山区一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说,外出的父母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看,为方便联系给家里留下的智能手机最终都成为小孩的游戏娱乐机。可留守老人往往缺少教育孩子的方法,看到孩子用手机打游戏基本撒手不管。  相较于城里孩子,农村儿童没有游乐场、图书馆、运动场这样的场所可以出入,课外生活单调。有的农村家长用手机“哄孩子”,让他们能玩多久是多久,以致孩子养成手机依赖症。一名到西部支教的老师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发现上课、就寝时间,都有学生在手机上看电影,甚至上黄色网站。  电子产品正成为农村孩子成长的重要陪伴者,由此带来的农村孩子近视高发、孤独自闭、价值观混乱等一系列不良影响,日渐凸显。  根据教育部的通报,农村学生的视力不良上升速率已经开始超过城市。2019年8月,中国儿童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显示,乡镇农村儿童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明显高于城市儿童,且主要用电子产品看视频和打游戏。  另一方面,不会“触网”的留守老人孤独感与日俱增。留守老人只有在逢年过节子女回来时才能享受天伦之乐,其余大部分时间是独守在农村。而且,大部分农村没有老年娱乐中心、养老院,每天除了晒太阳、看电视,留守老人基本没有什么消遣。当老人患病时,这种孤独感倍加强烈,有的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让农村留守老人和孩子能“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关键要靠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来解决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近几年,各地返乡创业的青壮年越来越多,这些有头脑、有干劲的年轻人扎根乡土,是乡村治理及乡村发展的生力军,有望为过去沉寂的乡村提供新的发展动力。(采访调研:王建、字强、田建川、安路蒙、许晋豫、李继伟、蒋成)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24期

::::  12月16日,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住户将垃圾袋投放到路边的垃圾桶。见习记者:张玉佳/摄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  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过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付自己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理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过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理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过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设计使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过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理,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经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天“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一样”。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天,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区域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压力。此后,这片土地也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记者:王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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