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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澳门博彩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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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在102箭、492个航天器的世界航天发射版图中,中国航天以全年发射运载火箭34次的成绩再次位居全球第一。而2020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40次,再创新高。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型号的总师专家集体亮相,对2020年中国探火星、落月球、载人空间站建设等重大航天计划进行权威解读,并透露以上数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尚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20年,嫦娥五号等三大重量级载荷,以及长征五号B等三型新火箭任务将集中实施,发射次数和重大任务密集程度均为历年罕见。  尚志透露,2020年,长征五号系列火箭共安排3次发射,将分别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火星探测器和嫦娥五号探测器。  这其中,首先露面的将是长征五号B,该火箭专门用于近地轨道发射。同样要迎来首飞的,还有长征七号甲。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助理胡晓军告诉记者,作为我国首型新一代中型高轨火箭,长征七号甲对高轨卫星发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长征七号甲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可达7吨,能满足未来大部分高轨卫星发射任务需求。目前,该火箭已运抵海南文昌,正在发射场开展测试工作。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也计划于2020年完成首飞。该火箭副总设计师吴义田说,长征八号是我国研制的中型运载火箭,将填补我国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5吨左右运载能力空白,有望成为国内外宇航发射市场主力军。长征八号R方案研制工作将在2020年全面展开,完成垂直起降试验。  随着中国火箭家族新面孔的亮相,一些新型航天器也将揭开神秘面纱,比如,将由长征五号B运送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这是我国面向载人航天未来发展需求而论证的可重复使用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马晓兵告诉记者,2020年,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将在轨飞行大约3天,验证多项关键技术。  中国探月工程分“绕、落、回”三步走,这其中,绕月和落月任务已经完成,嫦娥五号探测器将全面完成探月三期任务。  据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彭兢介绍,嫦娥五号将由长征五号火箭直接发射至地月转移轨道,先后经历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环月等待、月面转移和再入回收11个飞行阶段。嫦娥五号将采集月球样品,并将其安全送回。  彭兢还透露了有关中国探月的更多规划: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开展月球南极资源详查,嫦娥八号持续深化月球科学探测与应用,并进行相关关键技术月面试验,为构建月球科研基地做前期探索。  除了月球探测,我国还将向更远的深空进发。五院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表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于2020年择机实施,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并对火星表面的重点地区进行精细巡视勘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不会简单重复其他国家火星探测的老路,起点设置很高,体现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航天工程技术人员的自信。”贾阳说。  “整个任务实施过程有很多看点。”贾阳说,“探测器在火星附近的刹车必须一气呵成,否则就会滑向更远的深空。进入下降着陆过程只有七八分钟,那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2019年11月,我国在位于河北怀来的地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场,成功模拟了着陆器在火星环境下悬停、避障、缓速下降的过程,对其设计正确性进行了综合验证。  “真正着陆之后是什么地形,火星车会取得什么探测数据,尘暴或寒冷的天气来临时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贾阳说。  (记者:邱晨辉)

澳门博彩在线::::  一头用于骗补的牛和它的耳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编者按  这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的怪事,令我们有“如鲠在喉”之感。  村里少数人家,虚报冒领了扶贫款项——国家投资扶持养牛的“好经”被念歪了。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我们的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按照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无数人不舍昼夜的拼搏奋斗。  脱贫攻坚以来,根据通报,一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违纪违规使用等问题。中央开展过专项巡视,国务院扶贫办也曾专门委托媒体暗访,以了解相关问题。  就在同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这样的人家:原本家境贫困,在扶贫资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来越满,家底越来越厚。  同一个起跑线,跑向不同的终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心: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容易、挣钱比“套钱”麻烦,也有人相信这一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论上,吴月梅养着6头牛,村里那本扶贫项目花名册是这么说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头。周建国是4头牛的主人,尽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净得只能找到破旧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风干的陈年牛粪。  在宁夏固原市的同一个村庄,这两个贫困户都因为表格里的牛获得了扶贫补贴款:截至目前,周建国凭借如今不存在的4头牛拿到了1.2万元,吴月梅已经领到1.2万元,还在等待下一笔补贴。  此地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今天,跟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起,这里正在竭力减贫。减贫的一个举措是补贴养殖业。  然而,获得补贴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用周建国的话来说,有的人家虽领了补贴,“连个牛毛、牛槽都没有”。  村支书则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随着项目验收不断收紧,如今已不再出现。  但2019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发现了此类情况。  根据这个村庄的《2019年扶持壮大产业到户项目村级验收花名册》,村民艾玉莲申报养了30只羊,村级验收认定她养了23只。9月的一天,验收结束后,记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净得连羊粪都找不到——当地要求牲口必须圈养。  艾玉莲支支吾吾告诉记者,羊都是她从别家借来的,她与真正的养羊户商量,将来拿到补贴,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册上,她通过村级验收的养殖项目还包括10只鸡、5只兔。她承认,自己就养了“3只兔子3只鸡”。  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级抽验花名册上签字。  借牛  按照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享受补贴。2014年,每头牛补贴2000元,后来力度加大,提高到每头3000元。养羊则每只补贴200元。  但政策限定,补贴只面向新增的牲口,这叫补栏。补贴政策还要求,补栏牛必须是“县外购进”,从县外的地区购入喂养,自家牛下的牛犊就不算“补栏牛”。贫困户经过验收的存栏数,其中基础母牛养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时出栏即时补栏。此举是为了鼓励贫困户“滚动”发展养殖业。  据这个镇的扶贫办介绍,产业扶贫在该镇效果显著,全镇2017年至今,共补栏8000多头牛。其中一位贫困户,家里从一两头牛因此发展到60多头。  但也有像吴月梅家这样的情形:她迄今凭借4头牛拿到补贴,其中1头系七八年前买来,其余3头均为该牛繁殖而来,不属于“县外购进”,严格来说,不符合政策。  周建国采取的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做法。他先卖掉自家的羊,用卖羊的钱在验收前买入牛,验收过后再把牛卖掉。他说:“哪怕咱没养,买着来再倒着出去,套了国家钱,总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连个牛毛也没有、牛槽也没有。”  有一种在当地见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据不少村民介绍,有的贫困户会在验收前从别人家借来牛,算作自家补栏的牛,以此骗取补贴。  从古至今,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种,土炕靠烧牛粪煨热,孩子靠卖牛上学,病人靠卖牛吃药。现在,它们被出租、出借,功能发生了变化。  9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县级抽验过程中,一个贫困户将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被派来负责抽验的工作人员,领到邻居家的牛棚旁。县级抽验顺利通过。此前,该户已经通过了村级与镇级验收。  “直接把检查的人领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过牛的村民对记者比着手势演示,“就说这是你的牛。”  他因为借牛给亲戚得到400元报酬。他说,因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亲戚直接把验收组领到他家牛圈。验收通过了。验收表上签了名,按了红手印。  根据花名册,2017年是宁夏的这个村庄补栏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个贫困户的300多头牛享受扶贫补贴。  2017年,也是记者走访的村民们口中骗补“最疯狂”的一年。  当地干部介绍,这也是扩大补贴规模的一年。  记者走访中遇到这样一户村民:她家在政府补贴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从未养过牛,也未借过牛。但2017年,她家同样享受了3000元的养牛补贴。户主称:3000元是“向村上要来的”。  据村民们反映,最疯狂的时候,镇上验收组下乡验收,村民们拉着那些借来的牛,在村上到处跑。  由于封山禁牧,当地牛羊养殖必须圈养,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验收组问那些拉着牛到处跑的人:“你们这是干啥呢?”  村民会假称:“寻犊呢。”  镇验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他见过村里拉着牛到处跑的热闹场景。  多位村民估计,2017年享受补贴的贫困户中,有相当的比例涉及借牛骗补。不同人估计的比例相差甚远。不过,这些说法无从核实。有村镇干部、扶贫队员认为,借牛只是“极个别行为”,“每个村有三五个就了不得了”。  当地一个从业20多年的牛贩子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2017年是他出租牛数量最多的一年,30头牛租给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户拉两三头,一般都是(租)3天时间。”  村里一位养牛大户,过去两年多借出过8头牛。他向记者解释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亲戚)能帮上就帮上,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  另一位养殖户说:“他还给我钱呢,我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处,最终以烟酒、租金的方式表现出来。  租金每头牛1000元,这是当地贫困户、养牛户、牛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价码。  2017年,村里一个贫困户,从亲戚家借来一头黄牛拴在自家牛棚。双方约定,费用1000元。  “就是穷着什么没有,(家里)就一头牛。再拉一头牛,两头牛可以套6000元。”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边给牛铡草,一边向记者解释当初借牛的想法。这6000元相当于她家种10亩大麦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这家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借来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着这家人尚未套得补贴,反而要先赔偿损失。王春桂事后觉得“真是倒了霉了”,当时气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册显示,虽然牛死了,验收还是通过了。2017年,这家人获得了养牛补贴,虽然数额还不够赔偿损失的。  因为此类意外的发生,养牛户在出借时怀有顾虑。一位把牛借给过亲戚的养牛户说,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钱、有关系、有牛棚,还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着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为了借到牛,有的贫困户借牛时,会承诺把套取的扶贫资金与养牛户均分——比约定俗成的1000元诱惑更大。  一张用于骗补的“牛票”。  牛票  通过自家养的牛顶替“县外牛”,也是常有的计谋。一位贫困户笑着说,自己每年都能够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补贴。前提是,要去购买“牛票”与“耳标”,以便通过验收。  牛票指的是动物检疫部门发放的合格证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与检疫信息。耳标则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黄牌子,上面有二维码和牛的编号,原则上一头牛对应一个耳标。  当地政府有一套养牛项目的验收标准:存栏牛、牛票、耳标缺一不可,且编号一致。  记者走访中发现,牛票与耳标,都可从牛贩子、票贩子手中购得。  理论上,牛票与耳标均由附近县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或乡镇畜牧站出具,并盖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有兽医签字。但骗补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当地一位牛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更大的票贩子手中以一头100元或150元的价格购入牛票、耳标,转手以一头两三百元或两头500元的价格卖出。如果是从他这里租一头牛,带一张牛票、一个耳标,总价是1000元。  当着记者的面,这位牛贩子联系了他的一个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内搞到50头牛的牛票。代价“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两条香烟。  源头是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给人买两条‘芙蓉王(香烟)’,不掏钱给你不弄。”牛贩子说,每年验收前,是这种“生意”最好的时候。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检疫合格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动物在市场上是流动的,“报的时候是这些,装车的时候是那些,你怎么确定?”因此,受检疫的牛可能并非养殖户的牛,往往存在许多牛贩子钻空子,借机倒卖牛票与耳标,而政府部门对他们“防不胜防”。  “光根据检疫合格证,确实也有弊端。”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合格证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界定。”  至于耳标,购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来的牛本身就带有耳标,原耳标则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贫困户告诉记者,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牛票。记者在附近几个村子走访时,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骗补现象。  前述牛贩子向记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该镇的4个村子。  2019年夏季,当地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况的督察通报称:“个别农户在实施产业到户项目过程中,存在以自养牛抵冲项目牛,从购进牛变为购买票证和耳标现象;个别村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对产业到户项目把关不严,对乡镇存在欺瞒行为。”  镇验收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范骗补,镇政府曾要求贫困户提供买牛的现场交易照片,但后来验收组发现,交易现场照片也可以伪造。  镇里有时会接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举报,比如虚报农作物种植面积、虚报养殖规模等。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些举报,镇政府会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就会处理。  “针对这个情况,咱们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动(养牛),还要限制(补贴)。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国家项目嘛。”这位工作人员说,2018年开始,项目补贴有所缩减,2018年限额6000元,2019年限额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镇验收组组长表示,要求县外购牛,是养殖补贴政策不合理之处。那些真正从本地买了牛来养的贫困户,也发展了养殖业,但不得不去购买牛票,否则享受不到补贴。  另外据村民介绍,也有的贫困户在借牛骗补后,担心东窗事发,真正养起牛来,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贩子称,验收日益严格,租牛卖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卖出去五六十张牛票。他自称卖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当年共卖出100多张牛票,顾客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按满了红手印的验收花名册。  验收  白纸上,红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证书,还有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补贴发放之前,很多东西都在证明资金发放的严肃性。  每个补贴项目要经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同时还要接受不定期“回头看”的核查。验收组需要挨家挨户实地检查存栏数、牛票、耳标等。户主除了按手印,还要签下补栏饲养保证书。  镇里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保证存栏量是为了促使贫困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管存栏,你把补栏(补贴)一享受,把牛一卖,产业扶贫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2019年9月,记者见到了镇里组织的一次项目验收。验收组发现一户的存栏数比花名册上缺少两头牛。而户主的解释是:“一头卖了给娃娃看病了,一头死了。”验收组告诫他:“存栏是必须要有的,存栏没有的话,你有套国家项目的嫌疑。严格来讲,还要追究你责任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有拿到过补贴的贫困户,家中连牛棚都没有。也有贫困户在验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栏牛的数量,明显不足。  对于存栏量与补贴数明显不符的几个贫困户,关于牛的去向,他们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赶着牛价高,卖了”,或者“给孩子看病,卖了”,牛消失的原因还包括“牛病了卖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没人养卖掉了”。  多数人不愿多谈。套取了补贴的周建国向记者表示:“这些事少说,还要靠政府救济呢,把这些人一惹,把这个小鞋给咱一穿,咱就没办法了。”  镇里一位验收组组长说,如果验收卡得过严,会挨老百姓的骂;如果真出了问题,又要挨领导的骂。他们的一个顾虑是,对扶贫干部的追责,比追查隐蔽的骗补行为容易得多。  “那个东西很隐性,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干部谈及借牛时说,“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视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们家的牛。”  村支书则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说谁谁借的牛,你啥证据?你验收时候,耳标在呢,检疫证开下了。你问牛咋不在了,他说牛有病呢,或者用钱呢,卖了。”  在一位村民看来:“他(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农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进羊圈”的验收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谁家借了牛,但时常碍于人情面子,或者担心得罪人而装不知道。而验收组完成验收后就离开了,又没办法一直在村里盯着,“闹得跟打游击战一样”。  据介绍,镇验收组会碰到一种情况:圈里有牛,检疫证和耳标都在,但牛圈旁边没牛粪,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牛,但是你为啥不验?你又没有监控。”一位干部说,这种情况,只好先进行验收,“回头看”时“拿下”。  “回头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举报,或者下乡验收时,发现有明显临时借牛的痕迹的家庭。关键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数,“如果你不养着,说明你可能钻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头看”,确实给一些试图骗补的人带来了麻烦。有时临时得知要验收,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门借牛。  在那位验收组组长看来,“回头看”确实是遏制骗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是由于扶贫任务重、工作紧,验收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弱”。  “有时候还没核查或核查不彻底,钱就兑付了。”这位组长说,“钱拨到扶贫办的账上,你要按期给老百姓兑现呢。”不按期兑现,上级会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资金兑付,政府很难追回。  2019年,吴月梅计划再拿到两头牛的补贴。她已经准备了5个月,4月份就从牛贩子手里买了牛票。  她的办法是,从儿子家拉来4头牛充数。  她经历了两次验收,都没通过。验收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多次前往吴月梅家,见她家往常只能圈4头牛的牛棚,却塞了7头,不合常理。他怀疑吴月梅有借牛行为,因此未予通过。  第三次验收时记者在场,见到7头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员数了存栏牛数,检查了牛票与耳标,让这家人当着验收组和村干部的面签下保证书。验收通过。  保证书上,吴月梅一家承诺,他们会至少养殖3年以上,如果倒买倒卖检疫证明和耳标,冒充顶替,套取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收回扶贫资金,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两天后,记者再去采访,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头牛。吴月梅最初的解释是,“拉着打犊(配种)去了,将(刚)拉去。”但牛圈门口和院门外被雨淋湿的土地上,连一个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认,是借来儿子家的牛凑数。验收通过的两头牛,“都是我们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从当地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督察通报来看,已经发现了“产业扶贫到户项目涉嫌倒卖假检疫证问题”,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另一份督察通报显示,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存在“验收标准执行不严,补栏的牛羊无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导致项目流失严重”等问题。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报指出,存在“个别村民补栏牛的过程中有无证、套证、购证等现象”。  督察中还发现,2017年,某个村子存在“按照鸡的标准”对几百只鸽子养殖户进行补贴的情况,而鸽子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贫困户签字的保证书。  “把国家亏了”  在解释原因时,骗补者总会提到一个字——“穷”。  王春桂说:“都借着套着呢。我想着套两个钱,穷汉人家嘛,挣两个是两个嘛。”  “穷着老两口,没钱嘛。老两口种下10亩地。老头子心脏病,年年住院,都在药罐罐里头呢。也没有个啥收入。”吴月梅说着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拎出5袋装满药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国不好意思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想着是国家的便宜嘛,错误的认识嘛。”  他还说,这种做法,“把国家亏了,把领导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村里一位共产党员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遇到邻居前来借牛,他都拒绝,或劝他们别这么做。另一位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最终没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钱使唤了,牛木(方言——即没有)牛,钱木钱,到第二年还是贫困户嘛。”  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以1000元的价钱租给贫困户,一套牛票和耳标按200元计算,3000元的政府补贴,贫困户实际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对记者感慨,贫困户和牛贩子都落钱,只有政府是吃亏的。  为了支持贫困户养牛,当地会给予每户数万元的贴息贷款。此外,按2018年的项目补助标准,贫困户修建牛棚、青贮池,种植优质牧草,购进铡草机,都会取得相应的补贴,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为防止“牛死伤农”,政府还愿意承担94%的养殖保险费。  有养牛户说,正常情况下每头牛能够增收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政府为降低养牛成本补贴的3000元,养下的母牛产的犊,便是自己净赚下的牛。  据村委会介绍,近3年来,该村到户项目资金补贴涉及牛、羊、猪、驴、兔、鸡、蜜蜂、马铃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贫困户牛永富家只有两头牛,由于养牛成本高,家中还欠有外债,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每年就两头牛在那儿转”。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购进4头牛,如今每年仅靠养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说,看到养牛能够养家糊口,参与者越来越多。他统计过一个村庄的养牛户数量,发现近3年来养牛户至少翻了一番,户均养牛数量也不断增加。玉米播种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产饲料。  2019年,牛永富又购入一头牛,3000元养牛补贴已经到账。他想不通骗补者的做法:“政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骗?”  (文中吴月梅、周建国、王春桂、艾玉莲、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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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能力端稳自己的饭碗(中国经济纵深谈⑨)  ——如何看待粮食供给能力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  “农机安‘大脑’,标准化种地,不缺苗、不漏籽,看来秋粮产量也不会低!”夏粮丰收,一袋袋麦子摞进粮仓,安徽怀远县徐圩村种粮大户尚跃,紧跟着就种下了玉米。站在地头看着绿油油的苗情,他一脸的陶醉。  从江南鱼米之乡到中原大地,再到东北黑土地,农民们按照时令辛勤耕耘,粮食生产一环扣一环、一季接一季。  没有哪个产业像粮食这样,尽管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掀起惊涛骇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国粮食连年丰收,总产量一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牢牢端稳了饭碗,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了主动。  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加之粮食生产持续高位运行。那么,粮食生产后劲还足吗?粮食供给能力有保障吗?就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看产量——大国粮仓根基牢固,粮食总产站上新台阶  “吃不饱”已成过去,新课题接踵而来:近年来,一边是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一边是总产、库存、进口出现“三量齐增”。连年丰收为什么还要进口,我们的饭碗如何端得更稳?  “适度进口,为的是调剂余缺,有效缓解国内农业资源压力。”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我们要看到,全球粮食年贸易量在4亿吨左右,仅占我国消费量的2/3,十几亿人不能靠买饭吃过日子。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纵观基本面,大国粮仓根基牢固。  ——基础夯实,改变“靠天吃饭”局面。  “过去春怕旱,秋怕涝,现在渠相连、水畅通,望天田变吨粮田。”河南滑县西徐营村农民袁社打心眼里高兴。一个高标准农田项目落户,改宽、硬化渠道,解决了全村农田的灌排难题。  稳住耕地,数量不减,质量提升。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落实15.46亿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亿亩,到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这些硬杠杠,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了基础支撑。目前,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48,一半以上耕地实现了旱涝保收。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土地产出率。  河北清河县,400多台联合收割机刚上演完浩荡的夏收场面:嗖嗖嗖,一簇簇麦秆应声倒地,点播机紧跟其后,一粒粒玉米精准下种。“早上还是地里的麦,中午就成了袋里的粮,种收二合一,‘三夏’变‘两夏’,真神!”高裴村农民王耀武竖起大拇指。  无人收割机、高速播种机进田,不断刷新麦收速度,清河县29万亩小麦,不到一周就收割完毕。  数字最有说服力。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8.3%,五年提高三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8%,农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历史;新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今年夏粮几个主产省单产增加15公斤以上。目前全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  ——政策托底,调动各类主体种粮积极性。  “地里种什么?价格怎么样?”春耕之前,山东无棣县双堠村杜青林就有了答案:“优质麦有补贴,跟公司签了订单,咱挣的是放心钱。”稳粮促增收,今年政策公布早,资金下拨快,扶持力度只增不减。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进行调整优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不断完善,种粮农民真正吃上了定心丸。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35亿斤,同比增长2.1%。夏粮丰收看秋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播种面积达到12.8亿亩,与上年基本持平,为秋粮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看总量,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158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站上新台阶。看人均,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确,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米袋子”更充实,“菜篮子”更丰富,“果盘子”更多彩,我国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口粮自给率达到100%。  “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向好,我们有能力、有底气牢牢端稳饭碗,保障重要农产品供需平衡。”韩长赋语气坚定地说。  看质量——供给侧全面发力,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保障全链条安全  粮食有效供给不只是量的问题。家住北京东城区的“烘焙达人”李明芳坦言:“面包要做得松软,就要用好的高筋粉。可超市里的好牌子大多是进口的,价格贵不少。”  从市场看源头,中原粮仓一面是粮食丰收,一面是有的小麦加工企业“吃不饱”。粮食到底多了还是少了?  结构,问题还在结构!  “当前,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分析,现在人们更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出个性,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却没跟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整体质量。  发力供给侧,一场全方位变革正如火如荼。  ——调优结构,多的减下去,缺的调上来。  不种玉米种什么?一度让甘肃环县陈旗塬村农民伤透脑筋。政府给补贴,搞培训,农民传登鹏试着种起苜蓿,“简单得很嘞!一次种,只管收。草当粮,羊吃上后出栏速度明显快了。”看到好收益,村里人纷纷跟进,五道梁、三条沟全部披上了绿装。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一子落,带来满盘活。在东北冷凉、北方农牧交错等“镰刀弯”地区,一穗穗玉米在“咻咻”地消失,一棵棵大豆、一株株饲草在“噌噌”地生长。田野上的加减法,换来产业布局的一手好牌:去年全国调减非优势区水稻800多万亩、玉米400多万亩,大豆、薯类、优质饲草等短缺品种补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调顺体系,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  在河南,“厨房”带动“粮仓”,整县创建高产高效基地,更多农民抬头看市场,不再只顾埋头种地。  “做面包要强筋的,做馒头要中筋的,做饼干要弱筋的,分不清哪行?”永城市侯庄村种粮大户侯建理快人快语。去年麦季连遭五灾,一亩地减产200斤,算大账却发现钱没少挣:“1020亩优质强筋麦,全走的专用订单,每斤高两毛。”粮食产能变成加工优势。如今,中国人每吃4个馒头,有1个来自河南;每2个速冻水饺,有1个来自河南,“国人厨房”称号当之无愧。  田间连车间。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300多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经营体系创新破解了“谁来种地”难题,让粮食生产不再单打独斗,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农业也不再限于耕田养殖,一二三产融合加快,一批批农产品创出新品牌,不断释放新动能。  ——调好质量,统筹三大能力,优化供给体系。  “过去1斤小米卖五六块,如今卖到20块钱!”山西阳曲县北社村农民张立新感叹,以前拼面积、比产量,现在拼绿色、比质量。得益于优质粮食工程,阳曲小米擦亮品牌,提升价值链,好粮卖上了好价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统筹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三个能力建设,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健全粮食产业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带动质量兴粮,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传统成品粮加工行业产值占比下降,粮食深加工和食品加工行业产值增幅分别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3.8和10.7个百分点。到2020年,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88%。  农业快步迈向高质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愈加明显,从“旧动能”向“新动能”的转换日益加速,从“积累量”向“提升质”的跨越渐入佳境。  看产能——绿色发展成主旋律,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  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成就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农业资源要素正临近承载极限:地下水超采、黑土层变薄、生态退化……既要保障当代人吃饭,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饭碗,怎么办?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只有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向绿色、优质转型,才能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  藏粮于技,摆脱资源紧箍咒,绿色发展成为主旋律。  湖南红土地,超级稻的故乡在求变。南县八一村农民陈明亮坦言,稻田养虾,虾吃昆虫,粪便还田,不施肥、不打药,形成一条生态循环链,一年亩产小龙虾200斤、优质水稻1000斤,产值能上万元。  如今,超级稻从高产不断向“优质、高效”升级。稻田也不再仅是水稻,“稻虾”“稻鱼”等共作模式,不仅保障了“粮袋子”“菜篮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江苏常熟,86户农户共同经营田娘农场,每年消化畜禽粪便、秸秆等废弃物数十万吨,产出有机肥培育优质大米数百万斤,污染大包袱变成致富新产业,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将“中国绿色责任奖”颁给了这里。  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便可达10%以上。如今,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减肥等绿色技术遍布山乡大地,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70%,农药、化肥使用量实现负增长。今年夏粮生产,小麦药剂拌种、种子包衣等绿色技术占比达87%,比上年提高两个百分点。  藏粮于地,轮作休耕,让疲惫的土地喘口气、透支的环境养养神。  “往年收完小麦种玉米,今年轮作大豆。大豆根瘤能固氮,养地培肥,来年小麦能增产6%左右。”站在黄河入海口附近,山东省东营市宏盛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洪国,指着7000亩大地块介绍。  轮作休耕试点进入第四年,规模从2016年的61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3000万亩,正在积蓄粮食可持续发展新能力。  “我们现在的粮食产能中,有一部分是过度开采地下水、开垦陡坡耕地、开垦湿地等形成的边际产能,这部分要有序退出来。”叶兴庆说。今年,河北黑龙港地下水超采区调减小麦种植60多万亩,三江平原地下水超采区井灌稻调减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业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耕地利用强度降低,耕地养分含量稳中有升,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提升到24.3克/公斤。这证明,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降了下来,粮食产能的后劲更足,绿色发展动力更强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越是国内外形势复杂,越要重农抓粮,一旦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陈锡文说,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就认为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也不能因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简单地压减粮食生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把粮食安全紧紧抓在手上,担在肩上,保质、保量、保长远,我们不但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还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应对国际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赵永平:顾仲阳:常:钦:申少铁)

在大兴安岭南麓的科右前旗,草原深处隐藏着数万亩私开滥垦的农田。原有草原、湿地开始消失,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造成困扰  内蒙古自治区连发三道“禁令”,但是违规开垦的草原仍在悄无声息中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不仅不予制止,还曾公开表彰违规开垦者,甚至配套节水增粮项目被农田侵占的山地草原(摄于9月6日)。:记者任军川摄  山地草原上,一块块巨大的农田从山沟延伸到山腰,大型收割机穿梭其间;湿地中,一条条排水沟把溪流排干,湿地变成耕地;就连草原防火通道也未能幸免,被种上作物以牟取利益……在大兴安岭南麓,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简称科右前旗)的草原深处,这些隐藏的农田面积多达数万亩。  私开滥垦,导致原有的草原湿地开始消失、溪流河水逐年减少,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困扰,而且春天一起大风,就会刮起漫天黑尘。然而,从1997年至今长达20多年,这片违规开垦的草原,在悄无声息中不断扩大。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曾连续下发三道“禁令”,严禁私开滥垦草原。多年来,当地群众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开垦草原的行为。但这片隐藏在草原深处的“伤疤”,始终没能被治愈。  排干湿地犁草为田  有的农场主在湿地中挖出壕沟,沟两侧的水不断地渗到沟里形成小河。当地群众说,水被排干后,第二年湿地就会变成麦田  今年9月上旬,有牧民反映,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简称满族屯乡)的草原上,有5户个体农场主向政府租赁数万亩草原开垦种地,已持续20余年。  记者乘车从满族屯乡政府所在地出发,在颠簸崎岖的草原小路上行驶。远处山峦起伏、植被茂盛,近处草原辽阔、河流蜿蜒,牛羊成群、水草丰美的自然美景令人陶醉。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景色突变,一片片隐藏在草原深处的麦田、油菜田开始出现。  站在山脚下仰望,只见碧绿的山地草原上,麦田从山沟一直延伸到山坡,黄绿撞色十分扎眼。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这些农田就像一道道伤疤。  在其中一块麦田,大型农业机械正在收割已经成熟的小麦。“这片麦田至少9000亩,山那边儿还有好几片。”当地一位牧民指着麦田说。  记者随意走进一块麦田,看到大型喷灌设备矗立其间,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机井。  据一位农场主介绍,大约2015年,当地政府投资上千万元,为4个农场拉了电线、打了机井。“这些设备原本是为了旱涝保收,但四五年来一直没通电,因此也没用上。”  不仅山地草原被割裂得支离破碎,一些湿地也在溪流被排干后用来种地。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这里的山谷地带曾经水草丰茂,其间分布有一片片的湿地。但记者走访看到,有的农场主为了开垦耕地,在一大片湿地中挖出几公里长、1米多深的壕沟,沟两侧湿地中的水不断地渗到沟里,形成一条小河。  当地群众说,湿地中的水被排干后,第二年就会变成一片麦田。  甚至连草原防火道也没能“幸免”。一位农场主就在草原防火道上种了地。他说,他出钱开了7公里长、100米宽的防火道,政府没给他钱,但允许他们“以道养道”,在防火道上种地换取收入。  据当地干部和牧民介绍,这里的草原从1997年开垦至今,主要种植小麦、油菜等作物。目前,有3万多亩地与乡政府签订了协议,每年每亩给旗政府交50元管理费。  记者了解到,这片草原被开垦的面积还在一直增加。当地牧民提供的一段今夏拍摄的视频显示,一辆大型农业机械从麦田旁边的草原上犁过,混着草皮的黑土被翻了出来,形成一道道沟壑。来来回回开了几圈之后,这片草原就变成了新翻的耕地。  牧民高某说:“农场的人每年都转着圈开地。新开的地里还有草根草皮,种几年粮食就看不到草根了。”  今年夏天,牧民又发现好几处草原被开垦。举报后,一位农场主因私开3亩多草原,被旗草监部门罚款2万元。  据当地干部和牧民估算,这些年来,这5户农场主至少将6万多亩草原开成耕地。  牧民马匹被铁丝绑嘴  以前这地方的草原植被很好,多大的风也刮不起沙尘来。现在春天一起风,就会刮起漫天黑尘,都不敢开窗户  科右前旗草原曾是少有的无污染、无沙化的山地草原。这里的湿地面积广阔,是重要河流——归流河的发源地之一。长时间、大规模私开滥垦草原,已经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危害。  湿地开始消失,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当地牧民说,以前湿地中溪流纵横,草长得有半人高,骑马都过不去。现在农场主为了种地在湿地中挖了一道道深深的排水沟,很多湿地里的小溪水量减少,有的甚至断流,部分湿地干涸。  一些牧民说,以前用水就用泉水、小溪水,开地后小溪水量少了,大家也不敢喝了,怕里面有残留的化肥农药。现在很多牧民都自己打了水井,有的人家打了20多米才出水。有的牧民为了吃水安全,甚至打了60多米的深水井。  草原植被开垦破坏后,春天一起风,就会刮起漫天黑尘。“风一吹黑尘飞扬,都不敢开窗户。”牧民努某告诉记者,以前这地方的草原植被很好,多大的风也刮不起沙尘来。现在被吹得满天飞的不止有尘土,还有化肥农药的袋子,吹得都挂在树上,望过去白花花一片,连羊都不去那边吃草。  在草原深处种地,还严重影响了牧民的生产。据牧民介绍,这片草原以前是夏季游牧场,变为农场后便不许牧民再放牧。  即便在冬天收完庄稼后,一些牧民想把羊赶进地里吃些秸秆,农场的人也不允许,说是怕羊把地踩硬了,来年不好播种。  2017年冬天,牧民高某家的3匹马跑进耕地,跑回来后都不吃草了,仔细一看,马嘴都被铁丝绑住了。  牧民努某说,牧民的羊进农场的地里吃东西,就会被抓走。她看着家门口不远处的麦田,长叹一口气:“家门口的地,要是能自己种草打草多好,每年买草料负担太重了。”  还有一些牧民家的草场不断被农场主“蚕食”,造成牧民和农场主矛盾激化,不时发生冲突。  “我现在一听汽车声就害怕。”牧民高某告诉记者,自己被农场的人欺负,一听到汽车响就担心是农场的人来赶他们走。  2009年,满族屯乡给牧民高某等10户没有草场的牧民分了草场。新分的草场靠近农场主赵某的田地。  10年来,赵某不断蚕食牧民草场。高某说,每次找赵某理论,他就跟雇佣工一起恐吓牧民。如今,其他9户都被吓跑了,只有他们家实在没处去。  牧民王某说:“农场的人晚上偷偷扩地,白天我们发现了,去找他们理论,他们死活不承认,发生了好几次争执。从2004年到现在,农场占了我家两三百亩草场。”  从2010年开始,当地牧民因为草场纠纷持续上访,曾先后到旗、盟、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为了阻止开垦草原,当地牧民与农场主多次发生冲突。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16年春耕时节,牧民们在农场旁边搭起了简易房屋,不让播种。  据当地牧民介绍,农场的人报警后,旗里派人去调解,最后把牧民的简易房子铲平,还抓走了30多名牧民,其中2人被拘留半个月,3人被拘留10天。  违规开垦戴红花受表彰  当时旗领导鼓励大家:“步子要大一点儿,胆子要大一点儿,谁有能力谁多开,开地越多为旗里做的贡献越大。”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开垦行为,地方政府不仅不予制止,还曾公开表彰,甚至给草原上开垦出来的耕地配套节水增粮项目。  当地一位基层干部坦言,最初在满族屯乡草原上开地就是为了“抢地盘”。  记者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在这片草原有边界争议,为“保护”本旗的土地,当时的旗政府引进了科右前旗阿力得尔粮库、赵某等单位和个人,在边界草原垦种。  霍某当时是阿力得尔粮库的副主任,前期负责粮库的开地工作。粮库改革后,他承包项目继续开地。  他说,阿力得尔粮库是1997年第一家进入这片草原开地的,“开地是响应政府号召,主要是为了在两个盟边界存在争议的草原占地,当时都给我们出了手续。”  一位农场主提供的材料显示,1997年三四月间,满族屯乡政府向旗政府报送了一个《关于开发敖门台与东乌旗交界处的请示》,提出要在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交界处开发农场,目的是确保“地界完整,使有限土地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此后,旗政府相关部门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了开垦手续。  霍某说,当年机器设备不全,这些地方天气严寒没有居住条件,也没有人手,开地非常艰苦,没少遭罪。  一些农场主回忆,当时旗领导鼓励大家:“步子要大一点儿,胆子要大一点儿,谁有能力谁多开,开地越多为旗里做的贡献越大。”  农场主赵某说,当年因为开垦草原生产的粮食多,他还受到过旗里相关部门的表彰,“我是戴着大红花上台领的奖”。  然而,早在1998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发出了《关于严禁到牧区、林区开垦种地的紧急通知》;1999年2月,又发出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严禁乱开滥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命令》。这两份“禁令”都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停止一切形式的在草原开垦种地行为。  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划定了兴安盟科右前旗、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接壤地段的行政区域界线,并规定“对近年来界线两侧形成的乱开滥垦的草原,限期退耕还草。对宜林、宜草的土地绝不准乱垦,也不准擅自移民”。  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在满族屯乡得到落实。  2000年至今,不仅已有耕地没有退耕,每年还有新增耕地出现。几位农场主给记者展示的土地承包合同显示,他们最新一次向满族屯乡承包的土地有效期为2014年4月10日至2027年12月31日。  记者了解到,科右前旗已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开始组织回填排干湿地溪流的壕沟,要求农场主退耕还草,恢复草原生态,同时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此外,当地还将开展深入调查,对有关责任人严厉追责。(记者任军川、魏婧宇、刘懿德)  █记者手记  绿水青山不能成为牟利的“金山银山”  长达22年的时间里,数万亩草原被个体农场主开垦,当地政府收着“地租”,成为滥垦者的“保护伞”,绿水青山岂能成为某些人牟利的“金山银山”?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曾多次发文,禁止私开滥垦草原。然而,这片草原上巨大的“伤疤”不但至今未能修复,还在不断扩大。肆意排干湿地、犁草为田等一系列破坏草原的行为,一直在草原深处上演,生态保护红线公然受到挑战。  比肆意开垦草原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的纵容甚至鼓励。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牧民曾连续多年反映有关情况,都不了了之。更令人惊奇的是,几年前,当地还在几处违规开垦草原建成的农场上,投资上千万元建设节水增粮项目。  “窥一斑而知全豹”,当地不敬畏生态环境、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遵守党纪国法的肆意妄为可想而知。也正因如此,当地草原的开垦面积从最初的几千亩,增加到现在的数万亩,出现了个人牟利、政府赚钱、草原遭殃的恶性循环。  任何理由都不能破坏草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彻底丢弃扭曲的政绩观、短浅的发展观,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把生态保护抛在脑后,把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当成说说而已的“样子货”。  绿水青山属于全体人民,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大草原不仅关系当地,也关系全国的生态环境大局。对私开滥垦草原的行为,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必须逐一清理,彻底恢复草原的生态风貌。  █专家观点  内蒙古自治区从1998年到2000年连发三道“禁令”,但有关地方和个人却仍无动于衷,“这充分表明,必须让政策法规‘带电’,只有令行禁止才能真正保护好‘绿水青山’!”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知易行难,必须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地方必须彻底摒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旧观念,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上。”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  法治政府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是依法行政,依法保护包括草原在内的生态环境,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如果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都应被依法追究责任。  我国草原法、刑法以及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有关涉嫌侵占草原的违法犯罪行为均有规定,有关部门应该详细调查有关事实,如确有涉嫌违法犯罪情形,必须依法处罚、严厉打击,以此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更好地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内蒙古亿舜宏律师事务所律师杜亨  █相关规定  200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征用、占用基本草地或改变其用途。  2012年,最高法通过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效惩治犯罪、加强草原资源保护提供了支撑。  2016年,原农业部印发通知,要求对各类草原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完善草原监测评估和草原监理绩效考核机制。  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修正了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开垦基本草原,禁止擅自改变基本草原用途,禁止挖鱼塘、挖沟渠、铲草皮、挖草炭等破坏草原植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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