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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3 来源:澳门新葡萄京注册送38

澳门新葡萄京注册送38:澳门新葡萄京注册送38  第十一条 国家教材建设规划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在联合有关部门、行业组织、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构进行深入论证,听取职业院校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明确国家规划教材的种类、编写要求等,并根据人才培养实际需要及时补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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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多年来,希望工程已成为一个符号,希望小学也孕育了一种情结,代表着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不少企业或个人以援建农村希望小学为荣;一批孩子也受益于此,不仅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着爱心。  半月谈记者最近调研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出现希望小学校舍人去楼空,被废弃或闲置的现象,不仅造成浪费,还可能引发社会疑虑。  投入近200万,仅使用了6年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三元村村民郭昌林每天都要到距家4公里外的南山镇中心小学,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而就在他家对面,村道边一所写着“三百梯长久希望小学”几个大字的学校则铁门紧锁,橙白相间的二层教学楼内空空荡荡,操场一侧长满半尺多高的野草。  这所总投入近200万元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首所投入使用的希望小学,在启用6年后陷入沉寂。  “近几年生源越来越少,2013年村里报名新生仅有六七个,开不了班。”南山镇中心小学校长田文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于2015年停办后,教学设备被搬到中心校,由中心校每月出200元雇当地村民看护、打扫校舍,以备必要时恢复村小办学。  地处四川中部丘陵地区的中江县是典型的外出务工大县,全县141万人口中,常年在外务工人数达48万。中江县教育局副局长冷衍文说,近10年来该县撤并村小(含教学点、希望小学)共108所,全县837个村中仍在坚持办学的村小只剩90所。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受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村生源往城镇转移等多重因素影响,援建的希望小学被闲置的情况在全国多地存在。  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市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一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二层楼房格外醒目,楼顶的“希望小学”字样清晰可见。这所名为野竹村小的希望小学,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捐建。如今这里已是人去楼空,墙上的瓷砖开始剥落,教室的木门腐朽破败,楼前的乒乓球台则成为附近村民晾晒玉米的桌台。  “这栋学校10多年前就只剩十几个学生了,实在难以为继,已经撤并好几年了。”双龙村党支部书记孙祥生说,野竹村小条件有限,连操场也没有,留不住学生,如今村民们大多把孩子送进城区或者镇上的中心校读书。  “希望小学建成后被撤并的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在重庆酉阳、秀山、城口等偏远区县都看到过类似情况。”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在希望小学选址时有一个规定,当地政府要保证学校建成后至少正常使用10年。然而,这些年来形势变化较快,一些农村地区的学生大量进入城镇读书,许多村校因无人上学而闲置。”  闲置校舍处置成难题  今年正好是希望工程发起30周年。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希望小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随着形势变化,一些闲置希望小学如何处置,倒成了一个难题。  看着家门口的校园里野草一天天长高,50岁的郭昌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所学校的校舍曾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现在虽然没有娃娃读书了,但让它这样一直荒着,也不是办法。”  野竹村小撤并后,闲置的校舍怎么办?孙祥生说,校舍是区里相关部门牵头、企业捐资建设的,村里不清楚产权归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由于校舍位置较为偏远,周围只有几户人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利用方式。  针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出现的大量闲置校舍状况,近年来国务院、部分省市出台文件,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事业优先”原则进行处置。  但在现实中,空置校舍大都交通不便,开发价值低,不易吸引投资者。与此同时,空置校舍资产处置尚无完善依据,责任主体不明、工作职责不清,致使农村闲置希望学校再利用成难题。  一位农村学校校长表示,希望工程学校由企业或个人捐资,处置前需明晰产权、征求出资人意见,处理起来太复杂,拿不出好办法,只好先闲着。  此外,一些干部担心校舍出租后出现管理跟不上、租金收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若开发利用不当,造成校舍损坏或环境污染,将引起村民误会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校舍今后恢复办学。  社会助力乡村教育去往何方  一面是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的爱心,一面是废弃闲置的希望小学,以及依然薄弱的乡村教育。不少基层教育人士认为,资金分散使用造就了一些漂亮的空心校,学校建得很漂亮,就是没有多少学生,有的学校最后被闲置。旨在援助贫困地区教育的希望工程等爱心工程应去往何方?  “应综合考虑人口政策变化、农村流动人口等因素,科学规划调整乡村学校布局,避免出现边建设、边闲置现象。”  四川创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纪大海认为,地方政府应对辖区适龄儿童规模及变化趋势进行摸底、跟踪评估,将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需求相结合,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纪大海说,应科学保留、撤销、增设乡村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杜绝新增闲置教育资源。对于已闲置的学校,应从农村实际出发,遵循“让利于民、有利于民”原则,出台空置学校处置办法,明确责任主体,明晰闲置校舍产权,为进一步盘活闲置教育资源扫清障碍。  许多接受采访的基层人士认为,相比非寄宿制的乡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生源足、师资优,不仅教学质量相对更高,而且解决了许多农村父母外出打工无法照看孩子的难题,受到很多农村家长及学生的欢迎。应整合投向农村教育的社会资本,集中财力建设更受欢迎的寄宿制学校,让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没有希望工程,就没有我张胜利的今天。”已经担任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的张胜利是希望工程的第一批受益人,他希望“希望工程可以在教师培训领域有所作为”,建议针对当前教师培训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偏重理论等问题加以改进,使培训更加接地气,更多实操和引教入乡。  中国青基会:升级教育援助  就希望小学遭闲置问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专访。  杨晓禹说,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希望工程,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经建设完成希望小学19814所,遍布全国,在西南、西北的贫困地区分布更为集中。  希望小学的建设不仅解决了当地学生有校可上、有书可读的问题,更促进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形成全社会关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对于半月谈记者报道中提到的两所闲置希望小学,杨晓禹说,四川三百梯长久希望小学是四川青基会在汶川地震后援建的,希望工程助学不办学,建成后纳入当地教育体系运行发展。重庆野竹村希望小学则不是由中国青基会系统援建。中国青基会是希望小学服务商标持有人,一些地方自行捐建学校时,擅自使用希望小学名称,是侵权行为。  起于2001年的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政策,之后10年间近六成农村小学被撤并,这其中也有部分希望小学被撤并。青基会对此早有关注,并发布了《关于对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需撤并希望小学的捐赠资产、校名的处置意见》,明确希望小学如确需撤并,要坚持希望小学牌子不丢、希望小学捐赠资产不丢的原则。  希望小学的动产和不动产的置换、处置所得,要保证把捐款方在捐建希望小学时捐赠金额的等值资产,用于并入的新学校。  杨晓禹说,从上世纪90年代农村学校“泥房子、泥台子,上面坐个泥孩子”到现在建设教育强国,我国农村学校早已旧貌变新颜。然而,城乡教育软实力上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边远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与发达地区相比,有明显差距。要实现公平而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工作重心必须注重软硬件的同步提升。  杨晓禹介绍,2007年5月开始,希望工程就提出要全面升级,从雪中送炭式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经过10余年的全面升级,中国青基会已将体育、音乐、美术、戏剧、科普、卫生健康、国学等项目,通过各种形式带入希望小学,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记者:吴晓颖:柯高阳:齐雷杰:李继伟:原碧霞)

澳门新葡萄京注册送38::::  杭州10月3日电:题:从小梦想走出大山:如今却要回归“田园”——浙江湖州城乡融合发展见闻  记者:岳德亮  从小梦想着走出大山的沈晓琳未曾想到,3年前,已成为都市“白领”的她,还会重返农村老家,和父亲一起开办民宿创业。  “国庆节前两天,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假日模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仙潭村的清栖民宿,沈晓琳正在忙着插花造型,客人有的在院子里荡秋千、有的欣赏花卉造型、有的交流着附近的“打卡地”。  每逢节假日,对于沈晓琳来说,都是“累并快乐着”:招待远道而来休假的客人,会忙得直不起腰;接踵而至的订单更是“甜蜜的负担”。但是,在家门口赚钱,的的确确是件快乐的事情。  “小时候的梦想,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所以大学毕业就留在了城市里工作。”但是,不经意间家乡已经发生了变化,洋家乐、农家乐等业态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现在我们农村不比城市差,守着金山银山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谋生?”沈晓琳说出了回归“田园”的原因,“在我们村子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已有100多人。”  仙潭村党支部书记沈连根说,2018年来仙潭村的游客达到12万人次,旅游收入6000多万元。  这样的乡村,在湖州已经越来越普遍。李志友经营的养鸡合作社,每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万元,他回乡创业,还带动了周边十多户农家的转型,引领更多村民走上绿色致富之路。而当年初中毕业后的李志友则是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闯荡,“根本不想再回来。”  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是李志友家乡,因为地理等原因一直发展受限,甚至被称为安吉的“北大荒”。李志友少年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当时只有一条土路,骑自行车必须带根棍子,用来刮掉车轮上的泥。”  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尤其是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李志友的家乡生态经济之路越走越宽。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村子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以往‘散乱’的民心渐渐聚在一起。”高禹村党委书记李更正说,现在村里有产业,村民有主业,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了829万元;建有图书馆、数字电影院、移民博物馆……村民的生活,不比城里的市民逊色。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湖州市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报告(2018)》显示,2018年湖州乡村振兴发展总指标分值为93.39分,接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农民和市民一样,共享全面小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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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没有“功过相抵”:治病:扶起“跌倒干部”  据统计,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通报近80名干部案件信息,其中中管干部4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共21人,人数远超11月份,创2019年新高。此外,12月还查处了53名省管干部,环比也有所增加。  记者梳理发现,上述案件中,近40人为首次通报,其余为落马官员案件处理结果,30多人被开除党籍。  年关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开设了“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做到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盯住、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查处,严办顶风违纪者,维护风清气正的节日气氛。  八项规定7周年,五类问题突出  2019年12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在主题教育期间查处的8期典型案例,又有不少干部倒在了违规吃喝和吃拿卡要上。  其中,“在巡视组进驻当晚,28名干部顶风吃喝”一案,令人瞠目。  在河北省委第九巡视组进驻保定市徐水区的当天晚上,该区28名领导干部,分两批在辖区内企业聚餐,包括副区长等2名县级干部,10名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14名科级干部等。  事后,徐水区委、区政府被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区委书记苏树锋及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永,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苏树锋被免去区委书记职务。  2019年12月3日,江苏省常州市通报了专项整治“烟卡”行动的成果,29家单位、72名党员干部上交“烟卡”273张,退交违规资金129.63万元。  “烟卡”上印有编号,注明了“价值×千元”或“某某品牌香烟×条”等信息,方便小巧、包装“体面”,其“准现金”功能,在一些人眼中成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甚至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谢某某,先后收受“烟卡”40余万元,占到其涉案金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每张“烟卡”能兑换少则五条、十条,多则数十条香烟。经过整治,党员干部对“‘烟卡’就是‘腐败卡’、收卡就是收现金”的观点,已形成共识。  到2019年12月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整7周年。7年来,全国共查处31.7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主要集中在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及大办婚丧喜庆五类表现,且这五类问题共22.3万起,占全部问题比重70.2%。  在严肃查处下,面上的不正之风基本刹住,党风、政风、社风不断好转。但也要看到,一些违规违纪行为“升级翻新”,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表现。比如“不吃公款吃老板”,通过微信、电子转账等方式收送礼金,公车私用等等,这反映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  反腐红线面前,不存在“功过相抵”  2019年12月10日,四川省巴中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张尚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记者注意到,张尚华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郡县治,天下安。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则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出色业绩,得到了群众认可,是领导干部中的标杆。  然而,截至目前,已有5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落马。除了张尚华,还有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原局长董金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原常委、西吉县委原书记马志宏,山东泰安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征。  12月被提起公诉的深圳市坪山区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国红,曾是感动过无数人的“雪域英雄”,最后却成为敛财狂人,堕落轨迹令人叹惋。  刘国红早年主动申请到西藏服役,17年间多次荣立军功。他曾被狼群围困五天五夜,仅凭尿液延续生命,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  转业后,面对种种诱惑,这位老兵逐渐失去了本色。从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收下10万元现金,到面不改色地收受巨额贿赂,他最终沦为阶下囚。  12月被查的还有宣称“拒收礼、不吃请”的刘杰。这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同样不乏“战功”: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6次,被评为“自治区人民满意警察”,还被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先进标杆沦为腐败分子,充分说明功劳簿绝非“保险箱”,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有的干部还将荣誉视作腐败资本,认为自己是“先进典型,组织考虑政治影响不会轻易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原区长薛维林就是一例。  “我原以为,一俊遮百丑,只要工作上做出成绩,只要是不杀人,犯点错误也是枝节问题,有了政绩就能遮住各种错误。”落马后,他才痛心疾首,“被成绩遮住的错误危害更大”。  守着显著政绩,多种荣誉傍身,但只要触碰反腐红线,一定会被严惩不贷,绝不存在“功过相抵”。  管好“身边人”,防家风败坏养痈成患  12月对违纪中管干部的通报中,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克勤“道德失守,家风败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  查看近年来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身边人”成为高频词。比如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纵容亲属利用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庆奎,“长期对家属失管失教”;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家风败坏,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利用职权搞特殊谋私利”;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谢明,“家风不正对子女失管失教放任纵容”……  “身边人”形式不一,有的是“夫妻档”,有的是“父子兵”,还有“兄弟连”,更有“秘书帮”,但实质皆为利用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时刻面临各种考验,这就要求必须管好自己的“三圈”,防止家风败坏成为贪腐导火索。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宏,日前在警示教育片中“现身说法”:“我这个一家之主,是家里的掌舵人,没有掌好舵。妻子和小舅子目光短浅,他们是看不到这些危险的。但我采取的措施居然是这样软弱无力,这样错失良机,害我们一家全栽进去了。”  他甚至在片中哭喊,“我愧对组织,愧对关心和培养我的人!这都不值啊,我想死啊”。  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失管失教,对身边人放任纵容,结果养痈成患,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树立良好家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堵住工作漏洞,严防小官巨贪  躺在百万“现金床”上睡觉,并非影视剧中才能见到。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原工委书记陈玉慧,“搂”钱超3亿,对不义之财又爱又怕,床下就铺着大量现金。其案情通报指出,陈玉慧“六项纪律”全破,“七个有之”几乎全占,是天津滨海新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正处级干部。  媒体报道称,陈玉慧想方设法进“圈子”,用各种招数攀附“圈主”,北上延边吃狗肉,南下北海尝海鲜。因为太贪,甚至被行贿商人评价“吃相不讲究”。  日前被宣判的一名科级干部,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蒋炜,被指利用职务便利,受贿877万元,获刑10年6个月。  河南省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金桥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原主任刘某防,也是小官巨贪的典型。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五百余万元,获刑13年。  甚至有些人并无官衔,仅是身处关键岗位,也在欲望驱使下走上贪腐不归路。  吉林省舒兰市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原科员王苑,骗取廉租房补贴款458万余元。其被抓时,已挥霍340多万元。一名普通科员,骗取巨额公款,这是因为他把工作漏洞当成贪腐“黑洞”,先后利用70户伪造的或已取消补贴资格人员的档案号、返回来的银行存折和银行卡等虚假信息,进行重复申报,申请补贴款。  同样借工作漏洞,湖南省衡东县杨林镇村账代管中心原出纳谭鹏贪污100多万元。同事感叹:“平时看上去挺老实的一个年轻小伙儿”。杨林镇村账代管中心会计出纳长期由谭鹏一人兼任,单位印章也由其保管,再加上杨林镇财政所负责人不负责任,长期对资金缺乏监管,导致村账代管中心账目由他一人“说了算”,让他有机可乘。  小官巨贪是对基层政治生态的严重腐蚀,严重破坏党员干部的形象,党纪国法决不允许小官巨贪现象的出现,贪婪的干部必定会遭到严惩。  扶起“跌倒干部”,拉上“掉队干部”  回顾2017年、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处理人次分别为78.6万、110.4万。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各部门正积极开展回访教育,引导受处分干部打开心结,鼓励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重整旗鼓、积极作为。对表现突出的依纪依法继续使用甚至提拔重用,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受过处分的人最怕被歧视,怕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在同事面前没面子,怕一旦受处分,前途就基本划上‘句号’了。”不少干部受处分后,会有心理包袱,导致心情沮丧,工作推进不力。  对受处分党员干部进行回访教育,既是做好受处分人员思想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受处分人员关心和帮助的具体体现。  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党员干部黎某,扎根基层28年,一直是镇上的业务骨干。因违反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受到处分后,心理包袱一直解不开,总觉得自己如同“白纸蘸上了墨水”。  回访工作中,纪委工作人员多次找黎某谈心谈话,耐心进行疏导:“没有人对你另眼相看,只要正视错误,汲取教训,改了就是好同志。”经过多次谈话,黎某从内心意识到,“组织没有放弃我,感到很暖心”。  同样,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李顺华,在接受回访教育后感慨地说,“受到处分后,既惶恐自卑,又压力巨大,是组织的回访教育帮我解开心结,重拾自信,获得‘新生’。”  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充分考虑受处分人员的情况特点,量身定制回访方案,确保每一名受处分人员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对表现突出的人员,继续使用甚至提拔重用。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存夙,在担任花都区原新华街党工委委员、街道办副主任期间,受到过党内警告处分。处分没有影响他干事创业的热情,他积极履职,重点推动绿色金融街建设,认真履行河长职责,后来被评为广州市优秀河长。  对处分期满、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干部,广州市坚决使用。2018年以来,广东省共对受处分人员开展回访教育6293人次,其中129人处分期满后获组织提拔或重用。  回访教育扶起“跌倒干部”,拉上“掉队干部”,起到“回访一人、教育一群、影响一片”的效果,也有力回应了“多干多错”“不干不错”等错误论调,真正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记者黄海波、刘婧宇)

北京8月28日电 :题:将“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将主题教育向纵深推进  记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奔着问题去、盯着痼疾改,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然资源部:刀刃向内抓整改  自然资源部党组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刀刃向内,首先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查起,边查边改、立行立改,从严从实,把整改贯穿始终。  主题教育期间,针对群众反映的不动产登记“办证难”问题,进一步打通网络联通“堵点”,推动各级不动产登记部门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构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的不动产登记网上大厅。  针对我国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的问题,部署重点地区提高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精度,摸清隐患点分布,深入分析隐患点地质结构,开发推广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样机,综合运用地球物理、地质调查、测绘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做好地质灾害预警预测。  针对机构改革后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管理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对本领域现行有效的52部规章和717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废止8部、打包修改15部规章,废止和宣布失效121件规范性文件,239件规范性文件转为一般性文件,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减少的规范性文件比例都达到一半左右,推动自然资源管理职能重构后真正发生“化学反应”。  针对国土“三调”督察核查发现的问题,公开通报主观故意弄虚作假等20个典型案例。针对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处理不力现象,首先从自然资源部门查起,敢于较真、敢于碰硬、严格执法督察,警示约谈挂牌督办案件处理不力的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新疆等5个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河北省石家庄市等4个地方政府。公开通报上半年违法用海情况(福建7处、山东1处)并移交有关执法机关依法查处。  生态环境部: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生态环境部系统各单位深入检视,发现环境质量检测数据分析应用中的简单化倾向、环评工作不够扎实等问题,以及环保督察中陪同检查人员较多、坐办公室多而基层调研少等问题仍然存在。对此,相关部门认真查找不足和短板,有针对性地整治。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坚决禁止搞“一刀切”和“滥问责”,参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同志在企业检查时不听汇报、不走过场,明确要求减少陪同人数,坚持轻车简从,切实减少被督察对象的负担,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落到实处。各地区督察局加大对解决群众身边问题的督察力度,加强对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解决情况的抽查,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生态环境部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差。针对这一现象,部党组研究制定方案,专项整治生态环境治理“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问题。通过整改突出问题,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水利部:奔着问题改,班子带头改  水利部坚持把整改建立在群众“望闻问切”基础上,征求社会各界和服务对象意见195条,3次召开部党组检视问题专题会议,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检视问题症结、深挖问题根源。针对检视出的问题,成立8个专项整治工作组,在动员部署初步确定9项整治任务基础上,进一步细化23项具体整治任务,班子成员按分工认领责任,以项目管理方式推动整改。  防汛抗旱是水利部的中心工作。这次主题教育正处在应对南方强降雨多、超警河流多、部分大江大河水位偏高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把破解防汛难点作为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重点,扭住指挥机制运行“梗阻”,本着担责不争利的态度,疏通机制梗阻、厘清职责分工;坚持“宁可抓重、不可抓漏”,出现汛情主动冲上去,有效应对5次编号洪水。  心中为念农桑苦。水利部着力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组织对46个县349村1094户进行暗访,6月份解决12.2万贫困人口饮水问题,带动巩固提升59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深入推进“清四乱”专项行动,督导整治黄河流域违规违法乱占乱建等问题239个,查处长江流域水土保持违法案件8132个,全国清理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四乱”问题3000多个。  农业农村部:突出快改、真改、实改  农业农村部党组带头把中央专项整治涉及农业农村部的问题和前期自身检视的问题衔接好,梳理出八个方面的65个问题,分类列出问题清单,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推动短期内改出实效,带动部系统各单位快改、真改、实改。  在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方面,把解决“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内容,从严从紧控制会议、文件数量,坚决压减三分之一。上半年召开会议363个,同比压减36.89%;制发文件1071件,为去年总量的33.07%。  在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方面,建立任务清单和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分工,逐项整改落实。目前,78项整改措施中已完成37项,7项取得阶段成果,其余34项将于年内完成,有力推动了产业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据近期调度,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参与产业发展的达到97%,已脱贫人口中主要通过产业帮扶实现脱贫的占67%。  在整改上级审计发现问题方面,对涉及财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已第一时间整改到位;对需要强化相关管理措施、完善管理制度的问题,正在结合开展主题教育,采取措施加大整改力度,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61个问题的整改。(记者王立彬、高敬、刘诗平、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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