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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99159aa

99159aa:99159aa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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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月8日电 :水利部8日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应对将于10日在浙江登陆的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同时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浙江、上海、江苏,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强调,台风“利奇马”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雨量大,又恰逢暑期,人员出行高峰期与强降雨期重叠,防范工作难度大。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各地水旱灾害防御部门要高度重视,以监测预警预报、堤防防守、水库规范运行,以及高效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为重点,加强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据气象水文预报,8月9日至14日,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江南东部、江淮东部、黄淮、华北东部、东北西部南部等地将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福建闽江,浙江瓯江、钱塘江、甬江,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江苏里下河,山东沂河、沭河及徒骇马颊河,河北滦河,辽宁辽河、浑河、太子河及大小凌河,吉林第二松花江、拉林河,黑龙江嫩江、呼兰河、松花江干流及乌苏里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新闻链接:  国家防总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应对台风“利奇马”  超强台风“利奇马”将于10日登陆浙江  台风“利奇马”10日起影响山东  “利奇马”加强为超强台风:浙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Ⅲ级

99159aa::::  长沙1月2日电:题:不一样的烟火——城市基层工作者的新年第一天  记者蔡潇潇、王昕怡、张晓迎  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万众瞩目的元旦“烟火盛宴”,在观众眼中是绚烂的表演,对于城市基层工作者来说却是新年的第一道考验。  1日晚7点,距离新年烟花秀还有一个半小时,几名城管队员正围在街区一处水果店前,敦促店主收拾门前占道的甘蔗皮,以免影响人群疏散。他们已连续值守10多个小时,挨家挨户提醒清扫,劝导街边摊贩、占道停车的车主,摆好一辆辆共享电瓶车……  1月1日,城管队员围在街区一处水果店前,敦促店主收拾门前占道的甘蔗皮,以免影响人群疏散。:记者:王昕怡:摄  “今天确实忙碌一些,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加班。”长沙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坡子街中队指导员何志浩表示,执法大队在湘江大道部分沿线区域派了150名队员,保障烟花燃放区域的安全和市容秩序。  作为长沙繁华的街区之一,坡子街人流量大,辖区周边还有大量老城棚户区,城管执法环境错综复杂、任务繁重,是全市唯一要求24小时执法备勤的辖区,但城管队治理有“良方”。  1月1日,长沙天心区坡子街的三名城管队员在辖区内开展执法检查。记者:蔡潇潇:摄  “原来我们以管理为主,现在以服务为主,上门为商户服务,跟群众一点点讲道理。”副中队长黄海说。  1998年大学毕业后,黄海被分配到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坡子街中队,见证了老街区20多年来的巨变。“原先这里有很多小商小贩,摆摊摆得满街都是。而现在,街道整洁了,城市亮眼了,群众也吃得放心了。”  橘子洲头燃起第一朵烟花时,惊叹声此起彼伏,人群停止流动,凝视夜空。王政文的视线却背离烟花方向,当晚,他关注的不是烟花,而是眼前的人流。  1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大队机动中队交警王政文在烟花表演过程中指挥路面交通。记者:张晓迎:摄  王政文是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大队机动中队的一名年轻交警。新年第一天,他值守长沙人流量最大的湘江路西湖路口,靠近杜甫江阁等烟花观景区,“人最多的时候,站在马路中央,抬手就可以碰到人。”  “请走斑马线或地下通道!”“抱着小孩不要站在马路中间!”王政文身穿亮绿色交警马甲,穿行在往来车辆和人群中,声音洪亮,引导车辆、游客有序通行。  与此同时,18名“铁骑”队员在繁华路段穿梭,处理路面事故。救助临产孕妇、中风老人、摔倒的小孩……天心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王春华说,铁骑每月都会处理一至两次这类紧急救援情况,他们平均每天上班时间近12小时,元旦当天在岗时间超过15小时。  1月1日,天心交警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王春华在杜甫江阁一带巡逻。 :记者:张晓迎:摄  据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大队大队长张星介绍,1日晚杜甫江阁核心观景区总人流量达10多万。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们”,王春华笑言,尽管辛苦,工作中救助的每一个人,收到的每一份肯定,都是全队的荣誉勋章。  1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大队的交警在当晚人流量最大的湘江路西湖路口疏导保畅。记者:张晓迎:摄  随着烟花秀结束,市民和游客如潮水般涌入太平街。一位穿着亮绿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一手拎着簸箕,一手握着扫帚,穿梭在人群中。  他叫李新明,负责清扫的街道就是太平街。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如今是极具人气的小吃街,沿街商铺180多家,重大节假日人流量能达到30多万。  游客多,产生的垃圾也多。每天这条网红小吃街可以产生100多吨的垃圾,卫生保洁和垃圾清运的压力巨大。  虽然年纪大了,但李新明干起活来十分利索。他低着头,一路寻觅着地上“漏网”的烟头、塑料纸屑。街上霓虹灯光照在李新明的身上,显得他格外瘦小。  他眯着眼睛笑着告诉记者,这条街道就像他家一样温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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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用于骗补的牛和它的耳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编者按  这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的怪事,令我们有“如鲠在喉”之感。  村里少数人家,虚报冒领了扶贫款项——国家投资扶持养牛的“好经”被念歪了。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我们的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按照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无数人不舍昼夜的拼搏奋斗。  脱贫攻坚以来,根据通报,一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违纪违规使用等问题。中央开展过专项巡视,国务院扶贫办也曾专门委托媒体暗访,以了解相关问题。  就在同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这样的人家:原本家境贫困,在扶贫资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来越满,家底越来越厚。  同一个起跑线,跑向不同的终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心: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容易、挣钱比“套钱”麻烦,也有人相信这一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论上,吴月梅养着6头牛,村里那本扶贫项目花名册是这么说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头。周建国是4头牛的主人,尽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净得只能找到破旧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风干的陈年牛粪。  在宁夏固原市的同一个村庄,这两个贫困户都因为表格里的牛获得了扶贫补贴款:截至目前,周建国凭借如今不存在的4头牛拿到了1.2万元,吴月梅已经领到1.2万元,还在等待下一笔补贴。  此地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今天,跟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起,这里正在竭力减贫。减贫的一个举措是补贴养殖业。  然而,获得补贴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用周建国的话来说,有的人家虽领了补贴,“连个牛毛、牛槽都没有”。  村支书则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随着项目验收不断收紧,如今已不再出现。  但2019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发现了此类情况。  根据这个村庄的《2019年扶持壮大产业到户项目村级验收花名册》,村民艾玉莲申报养了30只羊,村级验收认定她养了23只。9月的一天,验收结束后,记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净得连羊粪都找不到——当地要求牲口必须圈养。  艾玉莲支支吾吾告诉记者,羊都是她从别家借来的,她与真正的养羊户商量,将来拿到补贴,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册上,她通过村级验收的养殖项目还包括10只鸡、5只兔。她承认,自己就养了“3只兔子3只鸡”。  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级抽验花名册上签字。  借牛  按照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享受补贴。2014年,每头牛补贴2000元,后来力度加大,提高到每头3000元。养羊则每只补贴200元。  但政策限定,补贴只面向新增的牲口,这叫补栏。补贴政策还要求,补栏牛必须是“县外购进”,从县外的地区购入喂养,自家牛下的牛犊就不算“补栏牛”。贫困户经过验收的存栏数,其中基础母牛养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时出栏即时补栏。此举是为了鼓励贫困户“滚动”发展养殖业。  据这个镇的扶贫办介绍,产业扶贫在该镇效果显著,全镇2017年至今,共补栏8000多头牛。其中一位贫困户,家里从一两头牛因此发展到60多头。  但也有像吴月梅家这样的情形:她迄今凭借4头牛拿到补贴,其中1头系七八年前买来,其余3头均为该牛繁殖而来,不属于“县外购进”,严格来说,不符合政策。  周建国采取的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做法。他先卖掉自家的羊,用卖羊的钱在验收前买入牛,验收过后再把牛卖掉。他说:“哪怕咱没养,买着来再倒着出去,套了国家钱,总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连个牛毛也没有、牛槽也没有。”  有一种在当地见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据不少村民介绍,有的贫困户会在验收前从别人家借来牛,算作自家补栏的牛,以此骗取补贴。  从古至今,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种,土炕靠烧牛粪煨热,孩子靠卖牛上学,病人靠卖牛吃药。现在,它们被出租、出借,功能发生了变化。  9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县级抽验过程中,一个贫困户将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被派来负责抽验的工作人员,领到邻居家的牛棚旁。县级抽验顺利通过。此前,该户已经通过了村级与镇级验收。  “直接把检查的人领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过牛的村民对记者比着手势演示,“就说这是你的牛。”  他因为借牛给亲戚得到400元报酬。他说,因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亲戚直接把验收组领到他家牛圈。验收通过了。验收表上签了名,按了红手印。  根据花名册,2017年是宁夏的这个村庄补栏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个贫困户的300多头牛享受扶贫补贴。  2017年,也是记者走访的村民们口中骗补“最疯狂”的一年。  当地干部介绍,这也是扩大补贴规模的一年。  记者走访中遇到这样一户村民:她家在政府补贴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从未养过牛,也未借过牛。但2017年,她家同样享受了3000元的养牛补贴。户主称:3000元是“向村上要来的”。  据村民们反映,最疯狂的时候,镇上验收组下乡验收,村民们拉着那些借来的牛,在村上到处跑。  由于封山禁牧,当地牛羊养殖必须圈养,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验收组问那些拉着牛到处跑的人:“你们这是干啥呢?”  村民会假称:“寻犊呢。”  镇验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他见过村里拉着牛到处跑的热闹场景。  多位村民估计,2017年享受补贴的贫困户中,有相当的比例涉及借牛骗补。不同人估计的比例相差甚远。不过,这些说法无从核实。有村镇干部、扶贫队员认为,借牛只是“极个别行为”,“每个村有三五个就了不得了”。  当地一个从业20多年的牛贩子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2017年是他出租牛数量最多的一年,30头牛租给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户拉两三头,一般都是(租)3天时间。”  村里一位养牛大户,过去两年多借出过8头牛。他向记者解释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亲戚)能帮上就帮上,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  另一位养殖户说:“他还给我钱呢,我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处,最终以烟酒、租金的方式表现出来。  租金每头牛1000元,这是当地贫困户、养牛户、牛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价码。  2017年,村里一个贫困户,从亲戚家借来一头黄牛拴在自家牛棚。双方约定,费用1000元。  “就是穷着什么没有,(家里)就一头牛。再拉一头牛,两头牛可以套6000元。”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边给牛铡草,一边向记者解释当初借牛的想法。这6000元相当于她家种10亩大麦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这家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借来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着这家人尚未套得补贴,反而要先赔偿损失。王春桂事后觉得“真是倒了霉了”,当时气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册显示,虽然牛死了,验收还是通过了。2017年,这家人获得了养牛补贴,虽然数额还不够赔偿损失的。  因为此类意外的发生,养牛户在出借时怀有顾虑。一位把牛借给过亲戚的养牛户说,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钱、有关系、有牛棚,还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着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为了借到牛,有的贫困户借牛时,会承诺把套取的扶贫资金与养牛户均分——比约定俗成的1000元诱惑更大。  一张用于骗补的“牛票”。  牛票  通过自家养的牛顶替“县外牛”,也是常有的计谋。一位贫困户笑着说,自己每年都能够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补贴。前提是,要去购买“牛票”与“耳标”,以便通过验收。  牛票指的是动物检疫部门发放的合格证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与检疫信息。耳标则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黄牌子,上面有二维码和牛的编号,原则上一头牛对应一个耳标。  当地政府有一套养牛项目的验收标准:存栏牛、牛票、耳标缺一不可,且编号一致。  记者走访中发现,牛票与耳标,都可从牛贩子、票贩子手中购得。  理论上,牛票与耳标均由附近县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或乡镇畜牧站出具,并盖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有兽医签字。但骗补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当地一位牛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更大的票贩子手中以一头100元或150元的价格购入牛票、耳标,转手以一头两三百元或两头500元的价格卖出。如果是从他这里租一头牛,带一张牛票、一个耳标,总价是1000元。  当着记者的面,这位牛贩子联系了他的一个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内搞到50头牛的牛票。代价“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两条香烟。  源头是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给人买两条‘芙蓉王(香烟)’,不掏钱给你不弄。”牛贩子说,每年验收前,是这种“生意”最好的时候。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检疫合格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动物在市场上是流动的,“报的时候是这些,装车的时候是那些,你怎么确定?”因此,受检疫的牛可能并非养殖户的牛,往往存在许多牛贩子钻空子,借机倒卖牛票与耳标,而政府部门对他们“防不胜防”。  “光根据检疫合格证,确实也有弊端。”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合格证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界定。”  至于耳标,购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来的牛本身就带有耳标,原耳标则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贫困户告诉记者,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牛票。记者在附近几个村子走访时,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骗补现象。  前述牛贩子向记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该镇的4个村子。  2019年夏季,当地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况的督察通报称:“个别农户在实施产业到户项目过程中,存在以自养牛抵冲项目牛,从购进牛变为购买票证和耳标现象;个别村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对产业到户项目把关不严,对乡镇存在欺瞒行为。”  镇验收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范骗补,镇政府曾要求贫困户提供买牛的现场交易照片,但后来验收组发现,交易现场照片也可以伪造。  镇里有时会接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举报,比如虚报农作物种植面积、虚报养殖规模等。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些举报,镇政府会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就会处理。  “针对这个情况,咱们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动(养牛),还要限制(补贴)。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国家项目嘛。”这位工作人员说,2018年开始,项目补贴有所缩减,2018年限额6000元,2019年限额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镇验收组组长表示,要求县外购牛,是养殖补贴政策不合理之处。那些真正从本地买了牛来养的贫困户,也发展了养殖业,但不得不去购买牛票,否则享受不到补贴。  另外据村民介绍,也有的贫困户在借牛骗补后,担心东窗事发,真正养起牛来,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贩子称,验收日益严格,租牛卖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卖出去五六十张牛票。他自称卖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当年共卖出100多张牛票,顾客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按满了红手印的验收花名册。  验收  白纸上,红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证书,还有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补贴发放之前,很多东西都在证明资金发放的严肃性。  每个补贴项目要经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同时还要接受不定期“回头看”的核查。验收组需要挨家挨户实地检查存栏数、牛票、耳标等。户主除了按手印,还要签下补栏饲养保证书。  镇里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保证存栏量是为了促使贫困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管存栏,你把补栏(补贴)一享受,把牛一卖,产业扶贫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2019年9月,记者见到了镇里组织的一次项目验收。验收组发现一户的存栏数比花名册上缺少两头牛。而户主的解释是:“一头卖了给娃娃看病了,一头死了。”验收组告诫他:“存栏是必须要有的,存栏没有的话,你有套国家项目的嫌疑。严格来讲,还要追究你责任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有拿到过补贴的贫困户,家中连牛棚都没有。也有贫困户在验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栏牛的数量,明显不足。  对于存栏量与补贴数明显不符的几个贫困户,关于牛的去向,他们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赶着牛价高,卖了”,或者“给孩子看病,卖了”,牛消失的原因还包括“牛病了卖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没人养卖掉了”。  多数人不愿多谈。套取了补贴的周建国向记者表示:“这些事少说,还要靠政府救济呢,把这些人一惹,把这个小鞋给咱一穿,咱就没办法了。”  镇里一位验收组组长说,如果验收卡得过严,会挨老百姓的骂;如果真出了问题,又要挨领导的骂。他们的一个顾虑是,对扶贫干部的追责,比追查隐蔽的骗补行为容易得多。  “那个东西很隐性,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干部谈及借牛时说,“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视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们家的牛。”  村支书则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说谁谁借的牛,你啥证据?你验收时候,耳标在呢,检疫证开下了。你问牛咋不在了,他说牛有病呢,或者用钱呢,卖了。”  在一位村民看来:“他(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农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进羊圈”的验收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谁家借了牛,但时常碍于人情面子,或者担心得罪人而装不知道。而验收组完成验收后就离开了,又没办法一直在村里盯着,“闹得跟打游击战一样”。  据介绍,镇验收组会碰到一种情况:圈里有牛,检疫证和耳标都在,但牛圈旁边没牛粪,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牛,但是你为啥不验?你又没有监控。”一位干部说,这种情况,只好先进行验收,“回头看”时“拿下”。  “回头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举报,或者下乡验收时,发现有明显临时借牛的痕迹的家庭。关键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数,“如果你不养着,说明你可能钻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头看”,确实给一些试图骗补的人带来了麻烦。有时临时得知要验收,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门借牛。  在那位验收组组长看来,“回头看”确实是遏制骗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是由于扶贫任务重、工作紧,验收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弱”。  “有时候还没核查或核查不彻底,钱就兑付了。”这位组长说,“钱拨到扶贫办的账上,你要按期给老百姓兑现呢。”不按期兑现,上级会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资金兑付,政府很难追回。  2019年,吴月梅计划再拿到两头牛的补贴。她已经准备了5个月,4月份就从牛贩子手里买了牛票。  她的办法是,从儿子家拉来4头牛充数。  她经历了两次验收,都没通过。验收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多次前往吴月梅家,见她家往常只能圈4头牛的牛棚,却塞了7头,不合常理。他怀疑吴月梅有借牛行为,因此未予通过。  第三次验收时记者在场,见到7头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员数了存栏牛数,检查了牛票与耳标,让这家人当着验收组和村干部的面签下保证书。验收通过。  保证书上,吴月梅一家承诺,他们会至少养殖3年以上,如果倒买倒卖检疫证明和耳标,冒充顶替,套取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收回扶贫资金,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两天后,记者再去采访,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头牛。吴月梅最初的解释是,“拉着打犊(配种)去了,将(刚)拉去。”但牛圈门口和院门外被雨淋湿的土地上,连一个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认,是借来儿子家的牛凑数。验收通过的两头牛,“都是我们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从当地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督察通报来看,已经发现了“产业扶贫到户项目涉嫌倒卖假检疫证问题”,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另一份督察通报显示,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存在“验收标准执行不严,补栏的牛羊无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导致项目流失严重”等问题。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报指出,存在“个别村民补栏牛的过程中有无证、套证、购证等现象”。  督察中还发现,2017年,某个村子存在“按照鸡的标准”对几百只鸽子养殖户进行补贴的情况,而鸽子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贫困户签字的保证书。  “把国家亏了”  在解释原因时,骗补者总会提到一个字——“穷”。  王春桂说:“都借着套着呢。我想着套两个钱,穷汉人家嘛,挣两个是两个嘛。”  “穷着老两口,没钱嘛。老两口种下10亩地。老头子心脏病,年年住院,都在药罐罐里头呢。也没有个啥收入。”吴月梅说着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拎出5袋装满药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国不好意思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想着是国家的便宜嘛,错误的认识嘛。”  他还说,这种做法,“把国家亏了,把领导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村里一位共产党员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遇到邻居前来借牛,他都拒绝,或劝他们别这么做。另一位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最终没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钱使唤了,牛木(方言——即没有)牛,钱木钱,到第二年还是贫困户嘛。”  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以1000元的价钱租给贫困户,一套牛票和耳标按200元计算,3000元的政府补贴,贫困户实际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对记者感慨,贫困户和牛贩子都落钱,只有政府是吃亏的。  为了支持贫困户养牛,当地会给予每户数万元的贴息贷款。此外,按2018年的项目补助标准,贫困户修建牛棚、青贮池,种植优质牧草,购进铡草机,都会取得相应的补贴,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为防止“牛死伤农”,政府还愿意承担94%的养殖保险费。  有养牛户说,正常情况下每头牛能够增收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政府为降低养牛成本补贴的3000元,养下的母牛产的犊,便是自己净赚下的牛。  据村委会介绍,近3年来,该村到户项目资金补贴涉及牛、羊、猪、驴、兔、鸡、蜜蜂、马铃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贫困户牛永富家只有两头牛,由于养牛成本高,家中还欠有外债,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每年就两头牛在那儿转”。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购进4头牛,如今每年仅靠养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说,看到养牛能够养家糊口,参与者越来越多。他统计过一个村庄的养牛户数量,发现近3年来养牛户至少翻了一番,户均养牛数量也不断增加。玉米播种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产饲料。  2019年,牛永富又购入一头牛,3000元养牛补贴已经到账。他想不通骗补者的做法:“政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骗?”  (文中吴月梅、周建国、王春桂、艾玉莲、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李强)

::::  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侯雪静)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14日表示,国务院扶贫办将消费扶贫纳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定点扶贫政策框架,将购买和帮销贫困县农副产品情况、帮助扶贫协作地区消费扶贫金额和消费扶贫带动贫困人口数分别纳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业务统计范围。  曲天军是在14日召开的2019年扶贫日消费扶贫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对消费扶贫工作做出了具体要求。  “今年5月、8月,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推动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推进消费扶贫工作,同时引导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促进产销对接,树立消费扶贫从社区开始的理念,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消费扶贫活动中来。”曲天军说。  消费扶贫月活动在本次论坛上启动。“消费扶贫月期间将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重点推介来自‘三区三州’的牦牛肉、青稞、核桃、大枣等农副产品。”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副秘书长周显刚介绍,要通过本次活动让消费扶贫人人可为,人人能为。  参与本次论坛的易居乐农董事长朱旭东说,为了参与到消费扶贫中来,易居乐农开展了“社区力量”消费扶贫行动,搭建了针对社区居民的电商平台“乐农社”,覆盖了42个城市的3万个社区的1000多万家庭,8月上线以来累计销售来自30个贫困县的农副产品超过400万斤,未来要引导更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进社区、进厨房,用大市场带动大扶贫。  2019年扶贫日消费扶贫论坛由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社会扶贫网举办。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成立于2016年4月,是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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