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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最新澳门威利斯人登录

最新澳门威利斯人登录:最新澳门威利斯人登录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成立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据2019年11月央视播发的调查报告显示,此次事故共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19.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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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教育局网站12日发布《关于对深圳市富源学校“高考移民”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指出:经查实,深圳市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格。将取消此32名考生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格。  《通报》称,针对近日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深圳市富源学校部分高考学生涉嫌“高考移民”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经约谈深圳市富源学校举办者及学校管理层、教职工,实地调查该校2019年高考报名学生中户籍从外省迁入广东省考生的学籍档案、在校学习记录、户籍迁移手续、转学手续、父母在我市缴纳社保记录等,现查实,深圳市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格。  《通报》指出,根据《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及《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教学〔2016〕2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19〕99号)等文件规定,对深圳市富源学校和涉事学生作出以下处理:  对上述32名考生,取消其在我市的高考报名资格,对深圳市富源学校予以行政处罚,核减该校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的50%;责成深圳市富源学校董事会作出深刻检查,责令深圳市富源学校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认真整改存在问题,严格规范办学行为。  《通报》表示,深圳教育局将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学籍和招生考试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高考移民”投机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坚决维护教育公平和健康的教育生态,营造公平有序的高校考试招生环境。

最新澳门威利斯人登录::::  大城市资源紧张难以满足各类需求:部分农村地区无力承担更大投入宁愿床位空着  养老供需错位:“一床难求”与资源闲置并存  通过改革公办、扶持民营、加强保险等方式实现老有所养  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我国正面临着一场“银发”大考。记者近日在北京、上海、河北等7省区市走访发现,当前,不少地方养老服务供给和实际需求不相匹配,存在大城市优质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农村养老机构床位空置并存的现象。而且,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整体较低,还不足以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业内人士呼吁,通过改革公办养老机构、鼓励民营养老机构发展、尽快推广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补齐短板,迎接“银发”大考。  养老床位供需不匹配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及养老床位数量都在快速增长,养老服务供给和实际需求却不相匹配,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优质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在河北、广西等地的农村,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现象却非常严重。  在河北省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来自天津的王秀兰老人说,她2011年老伴过世后便来到沧州养老,当时,天津的养老院每月收费1600多元,而她退休工资每月只有900多元,不得已才选择到离天津不远的河北沧州市养老。  与大城市“一床难求”相比,不少农村养老机构床位却在闲置。最近,安徽省合肥市左女士决定把年迈的父亲从乡下的敬老院接回家。“这家能容纳30个床位的敬老院,只住了不到10人,显得空荡荡的。这么多床位就几个人住,实在浪费。”左女士说。安徽省民政厅调研数据显示,安徽省农村敬老院床位已达27.7万张,但集中供养对象只有9.8万人,尚有近18万张床位处于闲置状态,床位利用率38.8%。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敬老院大部分是公办性质,所有支出都由财政负担。敬老院优先安排年纪大、无子女或能自理的当地五保户入住,很少或者根本不接收其他老人。当有更应该得到照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入住后,农村敬老院就要相应增加人手、增添硬件设施,但一些乡镇政府财力有限,难以对敬老院加大投入,因此这些敬老院宁愿床位闲置,也不肯扩大“客源”。  由于政策支持力度差、群众消费能力弱等原因,涉足农村养老的民营资本经营情况也不乐观,大多勉强度日。山东省章丘市日月潭养老中心是一家拥有200张床位的公办民营养老机构。从2013年5月到现在,累计投入1200多万,至今仍是亏损状态。“我们去年是第一年达到收支平衡,回本还得至少10年。”负责人姜飞说。  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  按照国家“9073”工程,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人数比例为90:7:3,即97%的老人将以居家为主,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或者依托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  为了实现这部分人老有所养,北京、广西、新疆等地都进行了探索。广西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加大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力度,建成各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日间照料中心1000多家。桂林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主城区1.8万多名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运营企业需要为年满90岁的老人提供每月不少于4次上门关爱、巡视探访、紧急救助、健康咨询等服务,提供每月不少于3次共6小时助卫、助洁等上门援助服务;为年满80至89岁的老人提供每月不少于2次上门关爱等服务。”项目运营企业负责人王靖文说。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质量低,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  北京市一些地方从业人员反映,居家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在北京市推行新医改和分级诊疗政策下,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量随之增加,全科医生和护士工作量大,人手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老年人上门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另外,居家上门开展服务的标准、规范、收费及医保报销政策等也有待完善。山东省济南善德养老院院长赵小刚说,有单位想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他们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但是居家养老的一些责任无法厘清,他们没有那么大精力去做。  探索公建民营:向普惠化转型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步入老龄化,老人“空巢化”会越来越严重,机构养老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建议通过改革公办、扶持民营、加强保险等方式实现老有所养。  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孙邦平提出,目前农村养老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供养对象即五保老人越来越少,而空巢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原有敬老院承担的是保底功能,而未来要往普惠化转型。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山王镇敬老院院长蔡茂告诉记者,在农村五保老人越来越少、敬老院出现床位闲置等问题后,他们果断改革,探索公建民营方式,推动传统敬老院转型升级,不仅接纳五保老人,也吸收失能、半失能老人及留守老人,向社会其他普通老人开放,收到很好的效果。  “相关部门还应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供给,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养老市场。”安徽大学社会系副教授王云飞说。目前,不少地方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发挥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参与的激励扶持作用。虽然一些地方也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优惠政策,但细化落实不够,没有起到预想效果。山东省一位养老机构负责人介绍,民政部门曾先后出台过多个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比如享受优惠地价以及用水、用电、燃气、煤、电信业务优惠政策,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获得一次性基本建设资金补助……但这些政策有些不了了之,有些设置了不切实际的高门槛,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并未实际享受到。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等业内人士认为,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是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应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目前,各地长期护理保险均处于试点阶段,模式不一,特色各异,建议民政部主动对接牵头部委,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功能和制度框架,区分与医疗保险的关系,科学确定筹资渠道、评估模式、服务项目与资金管理机制等,使长期护理保险更多聚焦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实际需求。    护理人员缺:医养结合难:养老机构两大瓶颈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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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反腐败“成绩单”亮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二是强化标本兼治;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  ●: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2019年12月26日14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年度最新一条执纪审查消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怀柱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信息发现,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对比发现,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与此前两年基本持平,但通报执纪审查的省管干部数量大幅度增加。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此外,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紧盯关键少数没有放松  查处省管干部数量上升  李怀柱被查时,已经退休3年有余。  身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的李怀柱,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是教授、高级工程师职务。  履历显示,李怀柱19岁就参加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入山西矿业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学校担任教师。  2000年12月,李怀柱走马上任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一职,次年升任学院党委书记。  随后几年间,李怀柱先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任上短暂过渡,接着到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直至2016年5月退休。  值得注意的是,李怀柱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前一天,“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赵全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首个领导干部,是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正厅级)包洪建,时间是2019年1月2日。  2019年7月,包洪建被“双开”。两个多月后,他因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贪污等罪,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9年首个被查的中管干部,则是中国科协书记处原书记陈刚,被通报执纪审查的时间是2019年1月6日。10个月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陈刚受贿一案,他被指控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8亿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统计,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与此前两年持平(2017年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2018年则是23人)。  在省管干部方面,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408人,与此前两年相比大幅度增加(2017年是221人,2018年是354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达62人,是此前两年通报执纪审查数量之和(2017年9人、2018年15人)的两倍多。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就此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观察上述数据,首先要关注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个背景决定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不同于此前年份。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庄德水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数据表明,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将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  确立反腐败工作大格局  李怀柱被查的同一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晓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受审查调查的陶晓峰,1985年参加工作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央行会计司监督检查处副处长、内审司业务审计处处长、内审司副司长等职务。  2012年7月,陶晓峰调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总经理,5年多之后升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其开始担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被注明为正司局级。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和银保监会批准,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注册登记的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  此外,陶晓峰接受审查调查,也意味着2019年因涉腐被执纪审查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名单再增加一位。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32名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其中,中管干部3人,中央一级及省管干部29人。  涉腐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的来源,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构等。  在庄德水看来,这正是2019年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取得突出成效。  “比如在金融领域强力反腐,甚至刮起金融反腐风暴。”庄德水说。  2019年1月1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指出: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中央是以重点领域为反腐败工作突破口,以点带面撬动整个反腐败工作格局,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庄德水认为。  我国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的另一个体现是深挖涉黑涉伞腐败。  2019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通报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肖军的执纪审查信息,直接点出其“在担任太和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涉嫌涉黑涉伞腐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此前通报执纪审查信息时,并无太多信息公开,此次点明“涉嫌涉黑涉伞腐败”尚属首次。整个2019年,总计有6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而接受审查调查。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履行了中央提出的突出重点、精准有力目标,强化了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监督;二是强化标本兼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性、系统性,提升了反腐败综合效果;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通过巡视巡察一体化等方式强化治理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总结称。  建立健全监察法律体系  树立中国特色廉政自信  2019年,多部党内法规颁布实施。  1月1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开始实施,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做到正人先正己。  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印发实施,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7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以确保国家监察权规范和正确行使。  9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此外,《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颁布实施。  宋伟认为,这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既说明我国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同时说明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完善角度降低腐败风险,逐步推动反腐败治本效果。  在宋伟看来,还需要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重大意义,“为反腐败制度体系完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指南,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  杜治洲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母法的颁布,为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权威依据。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反腐败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庄德水看来,这些党内法规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也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庄德水还提醒说,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跳出反腐败成绩单看待我国的反腐败工作。  “我们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大大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使权力的运行和监督程序化、制度化,所以现在应该到了总结和提炼我国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策略、措施的中国经验的时候,构建廉洁自信,与‘四个自信’并行。”庄德水说。  记者:陈磊:制图/李晓军

::::  武汉6月8日电(记者李思远)水利部近日正式批复了长江水利委员会《2019年度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这一计划首次将流域内蓄滞洪区、重要排涝泵站和引调水工程等水工程纳入联合调度范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由2018年度的40座控制性水库,进一步扩展至包括40座控制性水库、46处蓄滞洪区、10座重点大型排涝泵站、4座引调水工程等在内的100座水工程,调度范围也由上中游扩展至全流域。  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长江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流域规划方案,结合相关水工程调度规程,组织长江委设计院、水文局等单位在相关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这项计划。计划主要包括纳入联合调度范围的水工程、调度原则与目标、联合调度方案、各水库调度方式、河道湖泊及蓄滞洪区运用方式、排涝泵站调度方式、引调水工程调度方式、调度权限、信息报送及共享、附则等10部分内容,对纳入调度范围内的水工程调度原则、目标、防洪调度、水库群蓄水调度、供水调度、生态调度和应急调度等进行了明确,并细化了联合调度方案以及各水工程的调度管理权限。  这一计划的批复,为做好今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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