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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1 来源:澳门新天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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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蛀虫“腐败共赢”,百亿国企“巨额减值”  安徽徽商集团“内控式腐败”窝案,警示“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的国企“三化”亟须针对性治理漫画:曹一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在当代中国,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600多亿元、将冲击“千亿徽商”,如今却陷入亏损,年收入剧降至不足50亿元。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他们无视风险、虚增业绩、疯狂寻租,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9.8亿元,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掏空。内部贪腐成风,对外却极尽粉饰,使“腐败肿瘤”难以暴露,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全面整改行动随之启动。目前,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队带领下艰难自救,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提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流失背后,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此,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皓,均因犯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个月。  此前,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柯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长张兵及总经理宋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及29名民营企业老板。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这种大规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应外合、损公自肥。  徽商集团在合肥肥东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土地,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某合作,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共建批发市场。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500万元“好处费”,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柯耀60万元,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阴阳协议”。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成为5比5,对内则实际按照2比8分成,范某实得大头,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徽商集团持有34%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但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创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个账号被查封,股权、土地被冻结,涉及金额巨大。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350万元,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权提供帮助。收受江苏徐州某铸业公司负责人金某100余万元财物,为其提供帮助,使其从徽商金属公司套走3.4亿元。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领导带头当“硕鼠”,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就连一名驾驶员也通过给民企融资4000万元过程中“拉皮条”,一笔就“提成”66.7万元。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等改制、重组而来,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业,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家福农资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发展到2010年时,集团已有16家购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资连锁店,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2010年,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343.8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188位。董事长许家贵提出打造“千亿徽商”,力争到2015年经营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际出发,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团总部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20%以上作为业绩考核目标。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有的偏离主业盲目拓展业务,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八仙过海,乱象丛生。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2012年至2014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入被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劣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20多人,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增长2%。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监督缺失,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先后侵吞公款8241万元,私分国有资产955万元,受贿485万元。拿着这些不义之财,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买了近50个商铺,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记者徐海涛、汪奥娜)    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有力支撑——写在中央追逃办成立五周年之际  反腐败斗争出现拐点:高压反腐形成强烈震慑效应

澳门新天地在线::::  兰州8月17日电:题:榜罗镇:从一口铁缸看共产党人的“初心”  记者文静、梁军  榜罗镇会议旧址(左)和榜罗镇会议纪念馆(7月24日无人机拍摄)。记者:马宁:摄  走进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会议纪念馆,一口铁缸被游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口生了锈的两耳铁缸,缸身、底部都出现裂痕。乍一看,除了岁月的痕迹,看不出特别。然而,就是这一口普普通通的缸,阐释着共产党人近百年来不变的“初心”。  1935年9月26日,中央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度过了两天三夜。  长征最终何处落脚是一直困扰党和红军的问题。27日,红军在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明确以陕北为中心创建新的根据地,最终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  8月17日拍摄的榜罗镇会议旧址内景。记者:罗晓光:摄  红军到达榜罗镇时,正逢百姓赶集。人们看到一队人马呼啸而来,个个衣衫褴褛,误以为土匪进镇仓皇而逃。正在集市上摆摊卖馍的李增祥一家来不及收摊,红军行至眼前。  在红军的劝说下,李增祥一家留在镇里。他的儿子李炳生回忆,父母帮着战士们和面、烙饼、做饭。5岁的李炳生并不明白当时的情况,只记得家里人来人往,热闹极了。“战士们一会儿提一打馍,一会儿拎一桶饭。每次饭熟了,红军都会先舀一碗递给我。”他说。  一天,一名战士扛来一口灌满水的铁缸放在李家灶台上,想用铁缸烧水。奈何铁缸又重又厚,烧了半天,也不见水开。李增祥看到后,拿出家里的一口铁锅,递给战士,让他们以后拿铁锅烧。  红军临走前,战士来到李增祥家,准备还锅。李增祥情愿把自家的锅送给红军,但好说歹说,战士才肯收下铁锅,前提是用自己的铁缸和几块铜板作为交换。临走前,战士们还将李家院落清扫干净。  在榜罗镇会议旧址,李炳生介绍红军留在自己家里的铁缸(7月24日摄)。记者:马宁:摄  就这样,红军的铁缸留在了李炳生家。2011年,李炳生将铁缸捐赠给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如今,铁缸生锈破损,但红军以缸换锅的故事,却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炳生,每每看到红军留给自家的那口铁缸,便滔滔不绝地讲起红军在榜罗镇的往事。  通渭的老百姓如今这样传颂红军:“他们喝一杯水给一个铜钱、吃一顿饭给一块白元;宁肯露宿村道,也不入民宅;光着脚板,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空着肚子,也不白吃群众一口饭。”  “红军铁一般的纪律,一切为人民的初心,是长征胜利的保证。”榜罗镇会议纪念馆馆长蒲正格说,红军是紧紧依赖人民的军队,红军经过雪山草地,正因为很好地执行了军队纪律,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才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向着北方不断前进。点击查看专题:1:2:下一页:1: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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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多个政务网站实现无障碍服务,视障人士——  我用耳朵“看”世界(倾听·关注互联网信息无障碍建设(下))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的发展,视障人士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新“视”界,获得感不断增强。信息无障碍技术日趋成熟,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对视障者而言,互联网不仅是丰富生活的方式,是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更是实现自理自立、改善生活的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为视障者打开了新“视”界。然而,信息无障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仍有不少改进空间,一些“障碍”仍有待“清除”。  信息“障碍”有哪些?  底层设计不足,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读”出来  创办随手科技时,焦义刚没有想到盲人会是记账理财产品的客户,更没想到盲人使用产品时会有哪些不便。  2018年,随手科技与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合作,对产品进行优化改造。研究会有一支盲人工程师团队,他们会测试网站、手机应用产品信息无障碍情况,并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提交给研发者。  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负责人梁振宇介绍,借助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包括微信、淘宝、高德地图、滴滴打车等在内的常用互联网产品,已经能被视障者较好地使用。但还有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地被读屏软件“读”出来,需要进一步优化。  例如,有些音乐类APP,播放按钮只是一个图标,没有添加说明文本。这对健全人来说没有问题,但软件在读屏时却只能生硬地说出“按钮”两个字,无法说出它的具体含义,这就不利于视障者接收信息。  这样的“槛”还有不少。比如,一些重要或者危险的按钮,为引人注意,往往会标示成红色,但视障者得不到此类提示,常会导致一些误操作;一些产品在设计开发时,会留下一些无意义的空字节,正常情况下不显示,但这些多余的元素会被朗读出来,导致许多停顿或无意义的重复。  2018年底,上海市残联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视障用户反映了一些上网“障碍”:一些客户端资讯朗读困难;在社交软件中打开电子文档,有时候读不出来;一些外卖软件,要关闭读屏功能,才能在菜单栏上点餐等。  国家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副主任黄畅认为,部分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尽如人意,与在“打地基”时没有考虑信息无障碍有很大关系。  “理想的状况是,互联网产品在底层设计时,就考虑到信息无障碍的要求。”梁振宇说,就像一座居民楼,如果在设计建造时没有电梯,后来又不得不加装,不仅提高了成本,还有可能会破坏基础结构。  网络盲道咋建设?  不仅是“加分项”,更应是“必选项”  近些年,中国盲文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一有机会就会到一些互联网企业去交流,他想让对方知道:盲人也有上网需求,为便于盲人使用,产品需要做些优化。让何川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企业非常友好,会参考他的意见改进。  “互联网企业愿意为我们盲人做优化,但这并不是推行信息无障碍的合理方式。”何川说,“企业很多,我们不可能一家一家地告知。”  从事信息无障碍工作多年的何川认为,信息无障碍技术已经很成熟,之所以没有在所有互联网产品中推广,是因为很多人把这项工作看成是献爱心,是在做慈善,是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  2003年左右,信息无障碍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黄畅表示,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中,完成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已有3万多个,但不少社会服务网站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还很欠缺。  2008年我国修订通过的《残疾人保障法》,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及2016年公布的《关于加强网站无障碍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都对互联网无障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些法律或规定是原则性的意见指导,缺乏强制的约束力。何川说,要推进信息无障碍,还需要强制且具体的手段。  黄畅说,一些人还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信息无障碍只是为视障者服务。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衰老、伤病等,面临信息获取障碍,虽然它对视障者更有必要,但它服务于所有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做信息无障碍,今天是为盲人、为你的爷爷奶奶,明天是为爸爸妈妈,后天就是为我们自己。”  技术应用咋推广?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标准落实监督机制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能开设一些信息无障碍课程就好了。”这些年,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跑了不少高校。  李庆忠告诉记者,我国信息无障碍的专业人才非常匮乏,近年来,全国只有兰州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未来的工程师不懂信息无障碍,没有这种意识,他们今后在开发产品时怎么会考虑到便于视障者使用呢?”李庆忠说。  焦义刚在做产品的无障碍优化时,也深感人才的缺乏:“视障者上网的思维方式、使用习惯,与健全人不同。没有接受专门的培训,程序员很难从盲人的角度去思考。”  业界专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无障碍建设,有一套规范的标准,理论上相应的代码应该参照标准来编写。20多年前,万维网联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Web无障碍的标准、规范、检测方法和技巧,并与世界各地政府、企业等携手合作,在全球推广。  2012年,我国工信部发布新一版的《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对于网站建设提出了无障碍的标准。然而标准的执行并不理想,比如,有些网页的组件无法通过键盘操作,盲人访问效率低,信息服务内容丢失较为严重等。  李庆忠认为,信息无障碍建设时,一些标准执行不理想,除了缺乏强制规范外,还因为没有标准落实的监督机制。他建议,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监测这方面的工作。  “信息无障碍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希望它能成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规划的一部分。”黄畅说。(记者:喻思南)

::::  曾联松和国旗合影。  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多日刊登公开征集国旗方案消息。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曾联松的来函档案照。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资料片  我们来到浙南小城瑞安,探寻新中国诞生的那段历史烟云中,一位惊鸿一瞥的江南名士——曾联松。  飞云江畔、西山之巅,一座名为国旗教育馆的建筑群正在紧张施工。五星红旗和这座小城的关联,正是因为曾联松: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瑞安是曾联松的故乡。  曾联松只是新中国成立时,满怀激动的亿万群众中的普通人,学的也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来“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他的后半生,也因国旗设计者这个特殊身份而波澜起伏……  寻 迹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万物抽穗拔节的小满时令,记者来到瑞安曾联松广场——背后是江水奔流,眼前是人潮涌动,这里是小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广场上,曾联松铜像常吸引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无独有偶,在他早年就读过的母校瑞安中学,也有一个与曾联松相关的纪念场所——“国旗园”。  走进百年名校瑞安中学,沿着草坪间的石径小路,穿过树荫,迎面而来的是一级级登山的石阶。山腰处,一块平整的山坡被辟为“国旗园”,曾联松的石雕像在青松翠柏间挺立。石雕为曾联松的半身像,以他设计国旗年代的照片为蓝本,手握铅笔,凝神而思,背景为五星红旗造型。石雕前绿草成茵,安放着青石纪念碑。  碑文如下:  曾联松(1917—1999),1932年瑞安中学初中毕业,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4年至1946年任瑞安中学教师。1949年7月,响应全国政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生前曾写诗曰:“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为伟大祖国设计国旗,这是曾联松的无上光荣,也是这座小城人民的荣耀。  1917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曾联松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这是一个山清水秀、工商繁荣、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地方。  曾联松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足的书香人家,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  曾联松小时候全家就住在瑞安城内水心街14号的三间轩房里,那是从亲戚家租来的。1932年冬,16岁的曾联松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来到了南京的父亲身边。次年他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曾任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著有《陶瓷发展史提要》《日用杂品商品知识》等书籍和部分诗词。  召 唤  时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的曾联松,不久前刚把妻子项佩瑜、大儿子一冲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东段466号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曾联松一家人住在边上的一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小小的阁楼。虽然破旧,但对于当时的曾联松来说,已经十分满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自己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  他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后的谈话中,他吐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其中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问题,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创 作  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事实上,曾联松确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在瑞安初中就读时,他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对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些都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星图案,奠定了基础。  多年以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  入 选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当时的曾联松并不确定,这面五星红旗和自己的投稿有无关系。《瑞安文史资料第20辑——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中,收录了曾联松一篇自述体文章《我设计五星红旗》,再现了从投稿到入选的全过程。  “图案画稿完成后,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套,立即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创,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心上了。及至五星红旗先在天安门,继在全国各地升起,我心里既激动又惊诧,激动的是这个图案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无所知,也无法判断。”  “1950年9月,我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我,询问国旗设计情况。我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收到了建国一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曾联松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且心里一直带着疑问。11月1日,曾联松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打开一看是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在政协编印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五星红旗原列第32号。最终版本有部分修改:去掉了大星中的镰刀锤头,使图案简化,并精简了原说明中的部分内容。  由于全国人民都想进一步了解国旗的意义,于1949年11月15日播发相关文章答读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这表示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在形式上呈紧凑美观。”这段文字是对国旗图案的统一说明。  赤 子  然而,人生的际遇实在难以预测。在特殊的年代,曾联松并没有因为设计了五星红旗而幸免于难,少吃苦头。1957年“反右”时,曾联松因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宁的“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而被打进了“黑名单”。“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被揪斗、抄家,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但这一切改变不了他的赤子之心。曾联松曾经是中共党员,早在中央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时,就由同学黄大明介绍入党。但在1940年2月,因为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他接到紧急转移的通知,连组织关系都没来得及带就匆忙离开了重庆,从此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就开始重新申请入党,36年中,他先后打了五次入党报告,已经退休了,他还在继续申请。  197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联松再次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并作为特例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这时,他已经二次中风,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1987年曾联松离休后,虽然享受局级待遇,但他没有闲着,经常去部队和学校,为广大战士和青少年学生讲述自己的爱国经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们更好地传承革命传统,建设好国家。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正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剧作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东1998年走访过他的家后,曾有这样的描述:“从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一下子落入暗淡清贫的小屋,似乎产生了种莫名的失落感。曾家在三楼,一间房和一间阁楼。家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只有两张坐久的藤椅在。除了门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  诗心  生活清苦,但曾联松淡泊从容,以诗明志,以书自娱,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现存诗、联近三十首。早期的诗作,充满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和悲悯气息,忧国忧民,让人动容。  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芦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负笈入蜀》(1937)】  独上江楼思黯然,万方多难对烽烟。裹尸未获男儿志,伏枥频添驽马车。闻道冤沉戈同室,更恨煮豆萁相煎。蹭蹭事逐秋风至,浪迹天涯路几千。【《登话桑楼怅望》(1944)】  他后期的诗作,风格有明显的变化,而不变的是他一以贯之的拳拳爱国之心。从他1986年写的一首贺国庆、咏五星红旗的七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耸立重楼高阙巅,天安门上舞翩翩。  袂连桃季花烂漫,袖拂云霞彩万千。  霹雳晴空竞震扰,滂沦冷雨更相看。  冰霜不减嫣红色,路转峰回见新天。  除了诗词之外,书法也是曾联松的一生所爱。早在高中时期他就迷上了于右任的书法,潜心临习。他批改文稿喜欢用毛笔。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当年国旗设计方案投稿影印件,四页说明书都是用毛笔一气呵成,颇有气势。不得不说,这样的书写风韵,离不开他自幼接受的良好教育,更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历练、革命实践。(记者王俊禄:参与采写:夏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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