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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6 来源:美高梅官方网站

美高梅官方网站:美高梅官方网站  一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用信息”文件显示,天嘉宜化学储罐爆炸系一起长期违法贮存危险废物导致自燃进而引发爆炸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天嘉宜公司旧固废库内,长期违法贮存的硝化废料持续积热升温导致自燃,燃烧引发硝化废料爆炸。事故发生单位天嘉宜化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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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多个政务网站实现无障碍服务,视障人士——  我用耳朵“看”世界(倾听·关注互联网信息无障碍建设(下))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的发展,视障人士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新“视”界,获得感不断增强。信息无障碍技术日趋成熟,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对视障者而言,互联网不仅是丰富生活的方式,是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更是实现自理自立、改善生活的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为视障者打开了新“视”界。然而,信息无障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仍有不少改进空间,一些“障碍”仍有待“清除”。  信息“障碍”有哪些?  底层设计不足,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读”出来  创办随手科技时,焦义刚没有想到盲人会是记账理财产品的客户,更没想到盲人使用产品时会有哪些不便。  2018年,随手科技与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合作,对产品进行优化改造。研究会有一支盲人工程师团队,他们会测试网站、手机应用产品信息无障碍情况,并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提交给研发者。  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负责人梁振宇介绍,借助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包括微信、淘宝、高德地图、滴滴打车等在内的常用互联网产品,已经能被视障者较好地使用。但还有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地被读屏软件“读”出来,需要进一步优化。  例如,有些音乐类APP,播放按钮只是一个图标,没有添加说明文本。这对健全人来说没有问题,但软件在读屏时却只能生硬地说出“按钮”两个字,无法说出它的具体含义,这就不利于视障者接收信息。  这样的“槛”还有不少。比如,一些重要或者危险的按钮,为引人注意,往往会标示成红色,但视障者得不到此类提示,常会导致一些误操作;一些产品在设计开发时,会留下一些无意义的空字节,正常情况下不显示,但这些多余的元素会被朗读出来,导致许多停顿或无意义的重复。  2018年底,上海市残联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视障用户反映了一些上网“障碍”:一些客户端资讯朗读困难;在社交软件中打开电子文档,有时候读不出来;一些外卖软件,要关闭读屏功能,才能在菜单栏上点餐等。  国家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副主任黄畅认为,部分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尽如人意,与在“打地基”时没有考虑信息无障碍有很大关系。  “理想的状况是,互联网产品在底层设计时,就考虑到信息无障碍的要求。”梁振宇说,就像一座居民楼,如果在设计建造时没有电梯,后来又不得不加装,不仅提高了成本,还有可能会破坏基础结构。  网络盲道咋建设?  不仅是“加分项”,更应是“必选项”  近些年,中国盲文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一有机会就会到一些互联网企业去交流,他想让对方知道:盲人也有上网需求,为便于盲人使用,产品需要做些优化。让何川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企业非常友好,会参考他的意见改进。  “互联网企业愿意为我们盲人做优化,但这并不是推行信息无障碍的合理方式。”何川说,“企业很多,我们不可能一家一家地告知。”  从事信息无障碍工作多年的何川认为,信息无障碍技术已经很成熟,之所以没有在所有互联网产品中推广,是因为很多人把这项工作看成是献爱心,是在做慈善,是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  2003年左右,信息无障碍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黄畅表示,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中,完成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已有3万多个,但不少社会服务网站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还很欠缺。  2008年我国修订通过的《残疾人保障法》,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及2016年公布的《关于加强网站无障碍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都对互联网无障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些法律或规定是原则性的意见指导,缺乏强制的约束力。何川说,要推进信息无障碍,还需要强制且具体的手段。  黄畅说,一些人还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信息无障碍只是为视障者服务。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衰老、伤病等,面临信息获取障碍,虽然它对视障者更有必要,但它服务于所有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做信息无障碍,今天是为盲人、为你的爷爷奶奶,明天是为爸爸妈妈,后天就是为我们自己。”  技术应用咋推广?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标准落实监督机制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能开设一些信息无障碍课程就好了。”这些年,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跑了不少高校。  李庆忠告诉记者,我国信息无障碍的专业人才非常匮乏,近年来,全国只有兰州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未来的工程师不懂信息无障碍,没有这种意识,他们今后在开发产品时怎么会考虑到便于视障者使用呢?”李庆忠说。  焦义刚在做产品的无障碍优化时,也深感人才的缺乏:“视障者上网的思维方式、使用习惯,与健全人不同。没有接受专门的培训,程序员很难从盲人的角度去思考。”  业界专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无障碍建设,有一套规范的标准,理论上相应的代码应该参照标准来编写。20多年前,万维网联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Web无障碍的标准、规范、检测方法和技巧,并与世界各地政府、企业等携手合作,在全球推广。  2012年,我国工信部发布新一版的《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对于网站建设提出了无障碍的标准。然而标准的执行并不理想,比如,有些网页的组件无法通过键盘操作,盲人访问效率低,信息服务内容丢失较为严重等。  李庆忠认为,信息无障碍建设时,一些标准执行不理想,除了缺乏强制规范外,还因为没有标准落实的监督机制。他建议,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监测这方面的工作。  “信息无障碍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希望它能成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规划的一部分。”黄畅说。(记者:喻思南)

美高梅官方网站::::  贪欲让审计局长成了金钱的奴隶  十年的自由和一家人的团圆值多少钱?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能给出正确答案:无价!可精于算计的陈培新始终没能算清这笔账。  2018年12月10日,厦门市审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培新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他的妻子陈某也因共同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牵线搭桥,从收干股开始沦陷  陈培新出生在普通的农村家庭。1984年8月,他从集美财经学校财政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市原开元区财政局预算科工作。1999年,34岁的陈培新被提拔为原开元区财政局局长。2003年10月,厦门行政区划调整时,陈培新转任思明区财政局局长,直到2009年3月履新厦门市审计局副局长。  “陈培新成绩突出,但他总是以功臣自居,作风霸道,工作的重心也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之下慢慢发生着偏移。”办案人员这样评价陈培新。  王某是陈培新的小学同学,关系较好。2002年左右,王某想找块工业用地盖厂房。他物色良久之后,看中了前埔的一块地。后来在陈培新的“牵线搭桥”下,王某顺利多了。  2003年左右,王某成立了一家公司,用于申请购地。公司成立前夕,王某告知陈培新,他想送给陈培新一些股份,待厂房盖好出租后可分红。在王某看来,陈培新一旦入股,他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厂房盖起来后需要协调的事情,陈培新自然“责无旁贷”。  陈培新欣然接受了王某的“好意”,他让妻子陈某具体接洽入股一事。此后,王某便将公司5%的股权登记在陈某名下。2003年1月至2004年8月,陈培新在未实际出资、未参与经营管理的情况下,通过妻子陈某挂名持股的方式,收受王某送予的对应出资额为10万元的5%股权。2005年至2015年间,陈培新累计获得王某给予的相关股份分红款共计60万元。  夫唱妇随:合演贪腐“二人转”  纵观陈培新贪腐案,他不仅没有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要求自己,也没有管好配偶陈某。陈某不仅没有发挥“廉内助”的作用,甚至积极参与陈培新的受贿犯罪活动,最终一同站在了被告人席上。法院认定,俩人共同受贿570余万元,其中以低价购买某房地产公司房产的方式受贿达290余万元。  2007年下半年,某房地产公司承建的某安置房项目A1地块基本建成。按要求,该项目所涉车库和店面均须由政府收购。但经过该房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某的一番“运作”,思明区政府没有收购A1地块的车库和店面。该房产公司通过自行销售,获利5000余万元人民币。  陈培新明知安置房中的店面、车库必须由政府整体收购,却签批书面意见,以财政局的名义,建议区政府不予收购某安置房A1地块的地下车库及一层店面,并在多个重要会议上积极推动,使建议得以通过。事实上,陈培新在帮了黄某的大忙后,很快就找黄某低价拿了8个店面及3套附属房,其中的2个店面及1套附属房是他以朋友郑某的名义购买,其余的由他的朋友郑某和林某购买。  为了少出钱,陈培新连朋友也算计:“我拿到黄某给我的价格后,就想加价让郑某和林某来买他们要的店面,多出来的钱用来支付我自己的店面,不够的再补一点。”由于合同价较市场价仍有不少优惠,郑某和林某并没有提出异议。  陈某出面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通过让房地产公司配合签署高于实际购房价格的合同、按照合同价开具发票等方式,从郑某、林某购买的店面及附属房中获取加价收益,冲抵自己向地产公司购买的2个店面及1套附属房的大部分房款。最终实际只支付了15万元便购得相关房产。法院认定,陈培新夫妇购买的那部分房产内部控制价与实际付款之间的差价290余万元,应为共同受贿金额。  为了“交易”安全,陈某在合同签订后还做了不少“补漏”的工作。她找到郑某,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借条”让郑某签字。“借条”的大意是:郑某向陈某借款一百余万元,用于购买某安置房的店面及附属房。“房子实际上是陈培新买的,但合同买受人写的是我,他们是怕我赖账。”郑某无奈地说。  陈培新夫妇机关算尽,终究还是栽得人仰马翻。  贪婪无度,什么钱都敢收  2009年3月,陈培新提任厦门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然而,陈培新对组织的提拔没有任何感激。“从一把手变成了助手,从前端服务经济变成了后端审计。”陈培新坦言,这样的转变让他心里有不小的落差,工作从认真钻研变成得过且过,赚钱更加成了他的工作重心。  陈培新对自己的赚钱能力非常自信。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自信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  2007年左右,陈培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某地产开发公司副董事长周某,并购买了一套周某开发的住房。期间,周某替陈培新支付了28万元用以购买车库。之后,陈培新和周某的交往变得频繁了起来,陈培新还介绍了不少银行、税务等部门的人给周某认识。  2010年6月,地税部门向周某的地产公司发出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书,要求其开发的某楼盘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清算手续。为了能延期清算,周某请陈培新帮忙疏通关系。为此,陈培新找地税部门的相关人员打了声招呼。  陈培新的帮助不是免费的。2010年的一天,陈培新跟周某商量,他还想在周某开发的上述楼盘再买一套房子。“由于之前我帮他解决了不少问题,他也想在这套房子上多给我一些好处,以后也可以继续找我帮忙,所以当时他提出帮我支付100万元的购房款。”陈培新坦言,周某为了感谢他主动提出要送他100万元。而周某则说,当时陈培新一直抱怨2007年购买的房子升值不如周边的楼盘,少赚了100多万元。在各种暗示之下,周某后来答应为陈培新支付100万元的购房款。  2012年左右,陈培新想处理掉手头的一些房产,包括前述那两套房子。一天晚上,陈培新来到周某家,向周某提出能不能以“质量问题”为由退房,这样他可以按照一手房的手续卖掉上述房产,也可以少缴税费。但周某没有同意。经过协商周某最后答应,陈培新转让那两套房产所需的约30万元税费由周某掏腰包。  周某为何一而再再而三让步?这无非是因为陈培新手中炙手可热的“审计权”。2014年,周某的楼盘又碰到了问题。这一年,因项目建设规模发生变化,没有及时向环保部门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保部门向周某公司开出了行政处罚通知书,并罚款十余万元。周某又找到陈培新,希望陈培新再次帮忙协调环保部门的关系,以免影响项目的建设和验收。在陈培新的协调下,环保部门在权限范围内就低进行了处罚,并较快通过了环评审批。“他是审计局副局长,负责我们单位的审计工作。”环保部门某工作人员这样说。  “我认为我是间接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通过‘服务’从商人那边分得一小部分利润,这对社会也没什么负面作用。”陈培新以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绕着弯子赚“服务费”,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作为被告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我内心痛苦,我觉得对不起国家和组织的培养,对不起妻子、儿子,对不起我的亲朋好友!”陈培新站在被告人席上,字斟句酌地说。贪婪的欲望让他成了金钱的奴隶,让他变得面目狰狞。十余年的自由和一家人的团圆值多少钱?这道简单的人生之题,陈培新不知还需要多久,才能在冰冷铁窗内解答清楚。:(厦门市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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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月25日电:题:着力破解治污难题:依法保护清水绿岸——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现场的声音  记者高敬  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饮用水安全如何保障?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从何处破解?专题询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尖锐、切中当前水污染防治的要害和难点,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措施实在。  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  2017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重点强化了饮用水安全保障。饮用水安全,涉及从水源地到供水企业再到水龙头的全过程。袁驷委员提问,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依法强化水源地、水质净化、二次供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监测和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从2017年起,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三年共整治约1万个问题,为饮用水水源地的保障工作创造了很好的基础。  他介绍,从今年开始,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把农村千吨万人级的水源地摸排清楚,明年把相关问题整治到位。二是鼓励支持更多地方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保护跨界、临界的水源地环境安全。三是持续继续完善做好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示,将进一步指导督促供水企业加强水质检测能力建设,做好水质信息的公开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对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水质标准的制定和开展健康风险的评估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将加强区域性监测网络建设,把监测工作进一步落地落实,提升水样监测风险评估和研判的能力。同时,完善健全水质信息通报制度,特别是推进末梢水水质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三方面发力治理农业农村水污染  窦树华委员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一个短板。他提问如何依法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切实保障这些设施建设得起、运行得好、可持续?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下一步,农村水污染防治将重点开展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突出治理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畜禽养殖中污染的治理。提高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粪污排放。要继续推进585个畜牧大县整县治理,并逐步向非畜牧大县的规模养殖场覆盖,力争今年能实现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11万家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到75%以上。  第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农村改厕、生活污水以及垃圾的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探索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上,要多渠道筹措管护经费,构建多元化的资金保障和长效的管护机制。同时,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并支持第三方主体参与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管护。  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方敏很关注河长制的落实情况。执法检查发现,有的河长有名无实,有的有名有实但作用发挥不大。如何落实河长法律责任、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河长、湖长制体系刚刚全面建立,从“有名”向“有实”转变还在过程中。这两年,我们突出做了四件事,解决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不好怎么办这样4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各地共问责不作为、乱作为、虚假作为的河湖长4624人次。今年上半年,21个省份问责河湖长1649人次。  他介绍,下一步,要抓好4项工作:一是加快修订河道管理条例,争取细化明确河湖长,特别是相关部门履职的法律责任。二是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履职考核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规范考核组织程序,强化追责问责和激励约束。三是统筹好水利、生态、自然资源、公安司法力量,进一步解决河湖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四是深入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研究,分区分类提出美丽河湖的标准。  加快补齐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张玉珍说,执法检查发现,城镇污水管网历史欠账多,城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差距比较大,造成了河流、湖泊、黑臭水体的大量产生。  “虽然我们的房子建得很好看,城市也很漂亮,但是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确实差距很大。”王蒙徽回应说。  他表示,今年三部门联合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明确了三年的工作目标,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三个基本消除:基本消除老旧城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空白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他说,下一步,要切实抓好三年行动方案的落实。一是指导各地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年度建设任务,加强城市竖向管控,提高管网系统化水平。二是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特别是管网空白区要加快建设,老旧管网要加快更新。三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建立管网专业化维护机制,开展部门联动执法,利用一些新技术对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使污水管网有人管、管得好。四是切实加大投入。

贵阳7月9日电:题:啊,红军桥!  记者  再走长征路,沿途不时出现的一座座“红军桥”,让记者难忘。  红军长征涉越过近百条河流,逢水架桥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桥,每一座都有故事。村民走过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的红军桥(7月2日摄)。记者:杨文斌:摄  信任之桥  贵州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河边,有一座80多年前红军整修的桥,当地人称作“少寨红军桥”。  “上少寨村和下少寨村村民出行,多年来全靠这座红军桥。”上少寨村民吴锡焰说,当年他爷爷和伯伯参与了修桥。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先遣连进寨。那时,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当地人大多躲到山上,只有一些老人在家。先遣连进寨后宣讲红军是穷人的部队。战士们看到八舟河上的桥又矮又小,提议修整。  “红军讲话和气,留寨的人就把外面躲藏的人喊了回来,找些树、木板,跟红军一起修桥。”吴锡焰说,有的村民还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桥面。  80多年来,这座红军桥经多次维修,现在1.5米宽,50米长,有18个木制桥墩。吴锡焰说:“寨子有村规民约,要保护好这座桥,洪水来了,就把桥板拿走存起来,水一退再架上去。为了纪念红军为我们架桥的情谊,这座桥我们会一直用好、保护好。”  记者了解,在少寨村红军桥下游约200米处,一座可以行汽车的水泥桥刚刚落成。桥还未命名,当地村民已经叫它“新红军桥”了。村民走过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的红军桥(7月2日摄)。记者:杨文斌:摄  恩情之桥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红军西进至桂北越城岭山区。  当时,广西军阀把瑶族民众驱赶到荒山上,百姓民不聊生。红军先遣部队来后,为瑶族民众做了很多好事,宣讲了少数民族政策,瑶族民众受到感动。  兴安县同仁村瑶族等民众得知,红军要在龙塘江上修桥迎接大部队,便义务帮助红军修桥。国民党军发现桥被修整了,派人拆桥。当地民众又连夜把桥修好。  红军大部队听说这件事,很感动,派工兵上山伐木,重建并加固桥梁。就这样,同仁村有了一座红军桥。  98岁的村民赵旺财说:“当时我们住在乌岭背附近,我爷爷和父亲还帮先遣部队带过路。奶奶告诉我,红军从我们家门前路过,在门外生火煮饭,还请她一起吃饭。”  20世纪70年代,由于道路硬化需要,木质的红军桥要改建成水泥桥。当地共产党员、基干民兵与瑶族村民又一次共同修桥。这座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红军桥,让瑶族同胞世代铭记。村民走过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的红军桥(7月2日摄)。记者:王思维:摄  胜利之桥  桥的故事,写满长征路。  1934年10月,在江西,红九军团抵达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绵江时,简易的小木桥无法满足1万多人马过桥所需。这时,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几乎把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拿来搭设浮桥。部队开始渡河,村里小伙子分成十几个组,每组两人,扛起木板,用身体支撑桥墩,以保证桥面更稳固。这是一座用木板、门板和血肉之躯搭起的红军渡桥。  1934年11月,在广西,湘江界首渡口群众帮助红军用小船和木板搭建浮桥,红军主力凭靠这座浮桥抢渡湘江。搭桥时木板不够用,红军借用当地群众家的门板时,在门板上都编好号,归还时丝毫不差。  1935年1月,在贵州,红军西渡赤水河,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经过一夜努力,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1935年3月,在四川,红军与当地百姓建了一个造船厂,1个月内造出70多艘木船和3座竹扎浮桥,军民肩扛手抬这些船和桥,夜走山路运至嘉陵江边。  ……  这一座座红军桥,体现了工农红军与各族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这是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而今,在贵州省瓮安县,当年红军抢渡乌江的峡谷上,建起了一座江界河大桥,至水面高度263米,主孔跨径330米,气势巍峨。  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介绍这座大桥时说:“长期以来,这里山多水众,交通不便,这是百姓贫困的重要原因。我们修路建桥,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百姓,帮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新长征的目标。”(采访记者:张瑞杰、李黔渝、朱超、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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