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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月19日电 题:大爱无疆:命运与共——献给中国援非医疗五十六载非凡岁月  记者黄小希、曹凯  8月19日,中国医师节。  渤海之滨,天津。即将启程的中国第26批援刚果(布)医疗队队员们,在忙碌的行前准备中度过这别有意义的一天。  万里之外,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市西郊。由中国援建的中刚友好医院,期待着他们的到来。  2013年3月,正是在中刚友好医院,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谈起中国医疗队精神,“这就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代代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从未停下远行的脚步,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用心血乃至生命,诠释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让人道主义精神熠熠生辉。这是中国第21批援突尼斯医疗队队员在突尼斯西迪·布济德省下乡义诊的资料照片。发  情之真:这是大爱无疆的医者情怀,这是守望相助的中非情义  今年2月20日,13岁的儿子在江西南昌过生日,余腊梅作为援非医生却远在突尼斯。做母亲的,用一封家书,倾诉浓浓母爱,也道出医者大爱:“妈妈把对你的爱给了非洲的孕妈妈,给了非洲的小宝宝,等妈妈回来一定加倍补偿你。”  思念,是几乎所有援非医生必经的“心灵大考”。  虽已结束任务回国,南京市第一医院医生陈尔东仍不时想起2017年远行前,老母亲把一本一笔一画写下的“非常提醒”塞到自己手里的情景。  “平时在国内只要做好医生工作就行,但这里不行,你必须是医生、老师、护士、设计师、工程师、水电工……一切从零开始。”母亲的字迹和叮咛,是陈尔东在桑给巴尔期间最暖的抚慰。  心中纵有万般不舍,脚下依然义无反顾。  “在非洲,我更能感受作为一名医生的价值。”来自河南的仵民宪6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在厄立特里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三个国家前前后后待了11年。2019年8月3日,在喀麦隆姆巴尔马尤,中国援喀麦隆医疗队下乡义诊。:发(让·皮埃尔·科普索摄)  小时候,村里放电影,仵民宪迷上了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带着药箱、听诊器、银针给非洲人民看病的样子,深深印在他的脑海,播下梦想的种子。  在赞比亚,仵民宪得过10多次疟疾。但下一次任务到来时,他仍毫不迟疑地踏上征程。  思念家人、感染疾病……面对的挑战远不只这些。  即便做足心理准备,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抵达南苏丹时,依然感觉震惊。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严重缺电缺水。发电机的响声,就是“手术指令”。机器一响,大家争分夺秒往手术室跑。但常常是手术没做完,停电通知就来了,只得一边协调,一边加快进度。天气炎热,加上手术灯“炙烤”,一台手术下来,参与的医护人员几乎虚脱。  再苦,再难,也要扛起神圣使命。夫妻携手、子承父业的故事,在中国援非医疗队中并不少见——  “在机场给下一批医疗队员交接业务时,别人看我们不说话,还以为是感情出了问题。”回忆与丈夫叶劲在科摩罗莫埃利岛工作的时光,来自广西的严思萍医生笑着说,“岛上就我们两个中国人,感觉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她没说的是,两年间夫妇俩配合默契,创造了这个印度洋小岛卫生领域的诸多“第一”。  2000年,作为第9批援中非医疗队队员,程军终于来到父亲程纪中长眠了15年的地方。“父亲的墓碑就对着他当年工作过的医院正门,来来往往的人们都能看到。”程军说。  1985年,程军在高考前悲痛地得知,父亲意外殉职在援非医疗岗位上。填报志愿时,他毅然填报了临床医学专业。去学医,当一名援非医生,这是儿子对父亲的缅怀和告慰。程军23岁的女儿现在是一名药学系在读研究生。参加援非医疗队,已成为这个程家第三代的心愿。  从最早到达阿尔及利亚至今,两万多个日日夜夜,超过两万人次的中国医务人员在非洲48个国家,救治患者超过两亿人次。  中国援非医疗队“金字招牌”的背后,是青丝变成白发,是51人长眠他乡,更是薪火代代相传。  1963年,中国第一支援非医疗队队员张友明辗转了近20天,才到达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离开的时候,面对赶来挽留的病人,张友明拉着他们的手说:“下一支中国医疗队一定和我们一样,你们放心。”  多少人的坚守与付出,让这句朴实的话,得到了时间的印证。这是2018年6月12日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西郊拍摄的中刚友谊医院。:记者:王腾:摄  效之实:这是义无反顾的责任担当,这是因地制宜的扎实成效  2014年,世界谈“埃”色变。  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成为检验一个大国道义与责任的“试金石”。一如半个多世纪前毅然向阿尔及利亚伸出援手,在抗击埃博拉的斗争中,中国同样站在最前列。  这是一群“最美逆行者”:有些国家的人员不断撤离时,中国派出了1200多名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来到疫区人民身边。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前往的塞拉利昂,疫情严重。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卢洪洲参加了中国首批师资培训队,在塞拉利昂开展公共卫生师资培训和援非抗疫工作。  “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化验室医生。”中塞友好医院化验室医生摩西·塞内西说,自己已经可以熟练操作医疗设备,独立完成多种疾病的临床检测和分析。  “感谢!”这是塞拉利昂医护人员提起中国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雪中送炭,尽己所能。50多年里,中国的医疗援助始终着眼非洲国家现实所需,聚焦最迫切的问题。  “‘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秉持这样的原则,中国不断优化援非医疗,让民众感受实实在在的益处。”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冯勇说,目前中国医疗队在非洲45个国家、100个医疗点忙碌,服务形式多样。这是第23批北京安贞医院援几内亚医疗队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前合影的资料照片。发  送去“光明”。  眼科医生最开心的,就是在治疗后为患者揭开纱布的那一刻。因“光明行”项目4次来到非洲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生李芸,至今记得一幕幕这样的画面:“他们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有的会对着我大笑,有的会对我竖起大拇指,有的会使劲和我握手,还有的站起来和我拥抱。”  创造“奇迹”。  “褚医生太神奇了,我现在好多了。”一度苦恼于腰椎问题的玛拉·鲍姆加特纳,在纳米比亚首都的一家医院接受了针灸治疗。  玛拉所说的褚医生,是中国第12批援纳医疗队队长褚海林。“在非洲患者眼里,针灸、推拿、火罐等都是中国医生的‘神器’。”褚海林说,纳米比亚民众现在越来越了解并接受中医,很多患者都是口口相传推荐来的。  有传统的“神器”,也有现代的“神器”。  今年3月,一位贝宁妇女被确诊为“巨大甲状腺肿瘤”,但当地医疗条件较差,实施手术有难度。由宁夏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援贝医疗队与“大本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反复商议后,决定由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外科专家通过互联网全程指导操作,最终顺利完成手术。远程医疗,以现代化手段更好地造福当地百姓。  带去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  今年4月,为帮助苏丹医生提升对微创技术的了解,中国第34批援苏丹医疗队举办了第一届显微外科培训班。医疗队针对苏丹医生外科操作的薄弱环节,制定了培训课程,还组建了显微外科及内镜培训实验室。  从和当地医务人员同门诊、同手术,到举办培训讲座,中国援非医疗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还有人,因为深深眷恋,留在了这里。  如今年逾80岁的龚梅灵,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两次参加援赞比亚医疗队。结束援外工作办理退休后,他重返赞比亚开办诊所,又干了20多年,接诊病患16万多人次。  龚梅灵诊所的小花园里,桂花和白玉兰花开花谢。“这些都是从中国带来的,在赞比亚长得很好。”老人说,正像我们的医疗援助事业。  民之亲:这是岁月积淀的深情记忆,这是世代绵延的民心相通  8月,埃塞俄比亚的季马市巴吉村,雨下得淅淅沥沥。48岁的祖迪埃·海勒头戴纱巾,除杂草、擦墓碑,为一位长眠于此的中国医生清扫墓地。  在这个距离首都西南300多公里的小村子里,海勒和她已经去世的父母接力守墓,时光不知不觉过去了44年。  墓主名叫梅庚年,上世纪70年代来到季马市从事援非医疗工作。当年医疗队队友芮云志曾回忆,顶着烈日,梅医生带领大家在树荫下支了张桌子,站着就开始接诊,最忙的一天,看了300多号病人,做了7台手术。方桌不大,在季马病患眼里却是救命的地方。  1975年,从灾区考察返回途中,梅庚年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职,年仅51岁。  季马人没有忘记梅医生。海勒的父亲主动将家里一块玉米地捐出来,修建梅庚年的墓地。弥留之际,父亲都没忘记叮嘱海勒,一定要守好墓地。  “我有两个儿子,还有几个弟弟。我如果不在了,他们也会把墓地守好。”父亲的话,海勒从没忘记。  万里之外,梅庚年的遗志,同样被他的三个子女继承。1998年,作为第10批援埃医疗队队员的长子梅学谦,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也见到了海勒的父亲。梅学谦听不懂当地的阿姆哈拉语,但他听到老人反反复复说着一个词“阿么塞格那胡(谢谢)”。  一声声“阿么塞格那胡”,是对医道无界的中国医生最高的褒扬,是对亲如一家的中非友谊最好的诠释。  热情如火的非洲民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感谢。  有歌声。  “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中刚和平天使合唱团”的小团员爱丽丝(音),把努力学会的中国民歌《茉莉花》,送给中国第17批援刚果(金)医疗队。  从小失去双亲的爱丽丝,生活在国际SOS儿童村。医疗队义诊时带去的礼物,让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队长王俊辉记得,他们离开时,爱丽丝不停招手,不时用小手抹眼泪。“后来我们再见面,孩子就用歌声来表达感谢。”王俊辉说,如今虽已回国,但那发音不准却很动人的《茉莉花》时常回响在心里。  2010年11月23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郊区的奇通圭扎中心医院,一位老人(右)在中国“非洲光明行”医疗队为其实施复明手术后重见光明,惊喜万分。:记者:李平:摄  有拥抱。  “BiBi:Yang,:BiBi:Yang(杨女士)……”2015年,带着家人到桑给巴尔故地重游的杨伟文,在纳兹莫加医院放射科门口听到了一个将近30年没再听过的称呼。她惊讶地转过身去,当年一起工作过的非洲同事和一位自称曾受她医治的人跑了过来,紧紧地把她抱住。  上世纪80年代,杨伟文两次跟随援非医疗队来到桑给巴尔。今年82岁的她回忆4年前那久别重逢的一幕,依然激动不已。  还有一个个含义特殊的名字。  在阿尔及利亚,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为新生儿起名“西诺瓦”,这是“中国人”的意思。仿佛是情感的共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医疗援助的中国爷爷,也为国内刚出生的孙子起名“阿利”。  “这注定了我和阿尔及利亚的缘份。”“阿利”沈阿利,长大后当了医生,先后两次参加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  为晚辈起名,寄托了长辈最美好的祝福、最深切的期许。中非人民以最真挚的方式,表达让友谊代代相传的心愿。  “我们帮助过他们,他们就牢牢记得。这就是中非人民跨越地域、越久越深的亲情。”杨伟文说。2014年9月22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国援塞医疗队队员向塞方人员讲解传染病防治知识。发(黄显斌:摄)  心之诚:这是深化合作的携手前行,这是再书辉煌的崭新篇章  “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如今的非洲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加速奔跑的“非洲雄狮”,对健康卫生事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登高望远,阔步向前——  从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十大合作计划”将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涵盖其中,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八大行动”提出实施健康卫生行动,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顺应非洲发展需求,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增添力量。  坦诚务实,授人以渔——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对非医疗卫生援助进入‘快车道’。通过经验分享、技术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援助项目,中国致力于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卫生事业自主发展能力。”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副主任王云屏说。  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埃博拉疫情敲响警钟,非洲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已刻不容缓。近年来,中国积极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派出专家为非洲疾控中心提供管理经验和技术支持,在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方面已签署项目换文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今年7月底,非盟社会事务委员阿米拉在考察即将开工建设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所在地后对记者说,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将成为“非洲大陆疾病控制和预防的最佳设施”。2014年12月10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国医护人员在中塞友好医院开展输液培训活动。发(戴欣:摄)  专业队伍,日臻充实——  “回几内亚后,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工作上。”来自几内亚中几友好医院的心血管医生卡马拉说。  两年前,10名几内亚医务人员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分别接受1年的汉语培训和临床及管理培训,计划今年8月底学成归国。  和卡马拉一样,截至目前,约有8万人次非洲医务人员来华接受培训。“硬条件”不断跟上,“软实力”也日益增强。  本土战略,日渐推进——  “以本地生产的药品替代进口药,有些药品价格仅为进口药的30%。”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军说。在马里,人福药业投资建厂不仅提升了当地的制药水平,也带动了产业链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马里缺医少药的状况,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人福非洲药业总经理李文胜说。  诚心诚意的承诺、实实在在的举措,既应当下之急,又谋长远之计。言出必践。“凡是答应非洲兄弟的事,就会尽心尽力办好。”  援非医疗,宛如一曲生命赞歌,回荡在中非友好的磅礴史诗里。2014年10月11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来自中国的医护人员护送埃博拉留观患者进入病房。发(孙捷:摄)2019年8月5日,在埃塞俄比亚季马市,祖迪埃·海勒(左)和弟弟西塞在梅庚年墓前合影。记者王守宝摄2019年8月9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中国援赞医生龚梅灵在诊所内接诊患者。记者:彭立军:摄2019年8月5日,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中国第12批援纳医疗队队长褚海林准备为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记者:张宇:摄  2019年8月1日,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第29批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员林小俊(右)与当地医院的医生一起为白内障患者伊萨·哈米斯·伊萨做手术。记者:李琰:摄这张1968年的资料照片显示,中国医疗队在索马里阿弗戈依镇巡回医疗时,为索马里儿童治病。记者:李治元:摄这张1965年的资料照片显示,中国援阿医生(右一)在阿尔及利亚赛伊达省为牧民诊治。发(王南生:摄)这张1966年的资料照片显示,中国援阿女医生(前左)在阿尔及利亚玛斯卡拉县医院与患者交流。记者:孙星文:摄

新葡萄赌场手机下载北京8月25日电:题:着力破解治污难题:依法保护清水绿岸——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现场的声音  记者高敬  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饮用水安全如何保障?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从何处破解?专题询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尖锐、切中当前水污染防治的要害和难点,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措施实在。  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  2017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重点强化了饮用水安全保障。饮用水安全,涉及从水源地到供水企业再到水龙头的全过程。袁驷委员提问,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依法强化水源地、水质净化、二次供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监测和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从2017年起,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三年共整治约1万个问题,为饮用水水源地的保障工作创造了很好的基础。  他介绍,从今年开始,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把农村千吨万人级的水源地摸排清楚,明年把相关问题整治到位。二是鼓励支持更多地方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保护跨界、临界的水源地环境安全。三是持续继续完善做好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示,将进一步指导督促供水企业加强水质检测能力建设,做好水质信息的公开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对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水质标准的制定和开展健康风险的评估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将加强区域性监测网络建设,把监测工作进一步落地落实,提升水样监测风险评估和研判的能力。同时,完善健全水质信息通报制度,特别是推进末梢水水质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三方面发力治理农业农村水污染  窦树华委员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一个短板。他提问如何依法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切实保障这些设施建设得起、运行得好、可持续?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下一步,农村水污染防治将重点开展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突出治理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畜禽养殖中污染的治理。提高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粪污排放。要继续推进585个畜牧大县整县治理,并逐步向非畜牧大县的规模养殖场覆盖,力争今年能实现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11万家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到75%以上。  第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农村改厕、生活污水以及垃圾的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探索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上,要多渠道筹措管护经费,构建多元化的资金保障和长效的管护机制。同时,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并支持第三方主体参与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管护。  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方敏很关注河长制的落实情况。执法检查发现,有的河长有名无实,有的有名有实但作用发挥不大。如何落实河长法律责任、提高河长履职能力?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河长、湖长制体系刚刚全面建立,从“有名”向“有实”转变还在过程中。这两年,我们突出做了四件事,解决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不好怎么办这样4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各地共问责不作为、乱作为、虚假作为的河湖长4624人次。今年上半年,21个省份问责河湖长1649人次。  他介绍,下一步,要抓好4项工作:一是加快修订河道管理条例,争取细化明确河湖长,特别是相关部门履职的法律责任。二是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履职考核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规范考核组织程序,强化追责问责和激励约束。三是统筹好水利、生态、自然资源、公安司法力量,进一步解决河湖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四是深入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研究,分区分类提出美丽河湖的标准。  加快补齐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张玉珍说,执法检查发现,城镇污水管网历史欠账多,城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差距比较大,造成了河流、湖泊、黑臭水体的大量产生。  “虽然我们的房子建得很好看,城市也很漂亮,但是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确实差距很大。”王蒙徽回应说。  他表示,今年三部门联合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明确了三年的工作目标,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三个基本消除:基本消除老旧城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空白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他说,下一步,要切实抓好三年行动方案的落实。一是指导各地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年度建设任务,加强城市竖向管控,提高管网系统化水平。二是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特别是管网空白区要加快建设,老旧管网要加快更新。三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建立管网专业化维护机制,开展部门联动执法,利用一些新技术对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使污水管网有人管、管得好。四是切实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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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蛀虫“腐败共赢”,百亿国企“巨额减值”  安徽徽商集团“内控式腐败”窝案,警示“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的国企“三化”亟须针对性治理漫画:曹一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在当代中国,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600多亿元、将冲击“千亿徽商”,如今却陷入亏损,年收入剧降至不足50亿元。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他们无视风险、虚增业绩、疯狂寻租,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9.8亿元,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掏空。内部贪腐成风,对外却极尽粉饰,使“腐败肿瘤”难以暴露,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全面整改行动随之启动。目前,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队带领下艰难自救,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提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流失背后,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此,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皓,均因犯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个月。  此前,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柯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长张兵及总经理宋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及29名民营企业老板。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这种大规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应外合、损公自肥。  徽商集团在合肥肥东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土地,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某合作,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共建批发市场。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500万元“好处费”,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柯耀60万元,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阴阳协议”。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成为5比5,对内则实际按照2比8分成,范某实得大头,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徽商集团持有34%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但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创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个账号被查封,股权、土地被冻结,涉及金额巨大。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350万元,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权提供帮助。收受江苏徐州某铸业公司负责人金某100余万元财物,为其提供帮助,使其从徽商金属公司套走3.4亿元。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领导带头当“硕鼠”,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就连一名驾驶员也通过给民企融资4000万元过程中“拉皮条”,一笔就“提成”66.7万元。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等改制、重组而来,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业,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家福农资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发展到2010年时,集团已有16家购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资连锁店,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2010年,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343.8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188位。董事长许家贵提出打造“千亿徽商”,力争到2015年经营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际出发,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团总部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20%以上作为业绩考核目标。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有的偏离主业盲目拓展业务,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八仙过海,乱象丛生。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2012年至2014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入被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劣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20多人,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增长2%。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监督缺失,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先后侵吞公款8241万元,私分国有资产955万元,受贿485万元。拿着这些不义之财,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买了近50个商铺,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记者徐海涛、汪奥娜)    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有力支撑——写在中央追逃办成立五周年之际  反腐败斗争出现拐点:高压反腐形成强烈震慑效应

::::  海口3月10日电(记者李金红)记者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近日正式对外公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简称为商务启动区),包含凤凰海岸、月川、东岸、海罗4个单元,总面积约439.23公顷,将规划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集聚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引领区。  根据规划,商务启动区以“总部经济+大型消费商圈”为引领,构建“商务轴、滨海带、山水廊、四组团、多节点”的总体格局,以商务启动区4个实施单元为示范,提升带动中心城区城市空间与产业功能的整体优化。  规划还对4个单元的核心功能做了划分。凤凰海岸单元核心功能为自由贸易服务、国际邮轮母港及国际游艇港配套服务和文化艺术综合消费等;东岸单元核心功能为总部商务办公、湿地休闲商业等;月川单元核心功能为国际化滨水文化商业、商务办公和国际人才服务配套等;海罗单元核心功能为国际人才服务配套和花园总部,近期重点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国际医院及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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