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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0 来源:美高梅4858com

美高梅4858com:美高梅4858com  同时,我也带他们去了舰上,2017年2月至今去了不下10次,深入体验了才能真正感受到航母的威严,不管是在船厂还是在军港,那种气势太震撼了。因为画了太多遍设计图,他们如今能分清舰上的每一件武器,再也不是军事菜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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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卫健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依法严惩疫情期间七类涉医违法犯罪。  《通知》指出,对犯罪动机卑劣、人身危险性大,所犯罪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情形的被告人,予以从严惩处,符合判处重刑至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铭律师表示,此次《通知》提到,只要符合判处重刑、死刑条件的坚决判处,这一提法罕见,体现出特殊时期下的特事特办。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在特殊时期会从严处理,以起到警示作用。  焦点1  符合重刑至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  《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文件所列举的七类涉医违法犯罪情形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采取果断措施,最大程度保障医务人员和其他患者安全,维护医疗秩序并及时报警,协助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快速处置;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及时立案侦查,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证据。  构成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从快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应当加快审理进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强调,对犯罪动机卑劣、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所犯罪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影响恶劣的被告人,予以从严惩处,符合判处重刑至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13万余人次加强医院安全保卫和秩序维护工作,协助劝阻、隔离、查找确诊、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人员,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9593起,排查医疗机构治安隐患8848处,查处各类扰乱医疗救治秩序案件186起,查处违法人员196人。  焦点2  对医护人员“吐口水”或涉故意伤害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现了一些涉及医务人员的事件,比如一病人得知CT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便摘下口罩向医生猛咳等。  此次《通知》明确,严惩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用具、吐口水等,可能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违法犯罪行为。  此前内蒙古司法局曾解释,从吐口水、撕扯防护用具的行为看,行为人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造成医护人员身体健康受损的严重后果,也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  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罪是个常发、多发罪名,人们对其并不陌生。刑法规定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医院属于公共场所,行为人在接受医护人员诊治、服务中,对医护人员实行或“追打”“吐口水”或“撕扯防护服”,属于“起哄闹事”,其行为造成医护人员不能工作,还影响其他就医者接受诊治,破坏了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  “这些行为发生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如果造成医院秩序严重混乱,则从重处罚。”内蒙古司法局表示。  如果上述行为人在接受医护人员诊治、服务中,对医护人员实行或“追打”“吐口水”或“撕扯防护服”的行为,造成了医生感染患病、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甚至死亡的后果,那么行为人还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  “吐口水”“撕扯防护服”等行为属生物性致伤。对于损害后果可进行伤情鉴定,鉴定被害人是否构成重伤或轻伤。如果鉴定为轻伤以上后果,可根据刑法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  焦点3  拒不检疫隔离可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近期,拒绝隔离、隔离观察期间“出逃”等消息见诸报端,引起广泛关注。  《通知》强调,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拒不接受医疗卫生机构的检疫、隔离、治疗措施等行为严惩。  记者梳理发现,河南、湖北等多地公安机关发文强调,拒绝接受隔离治疗或集中等措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一律追究刑责。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检察院检察官王春红解释,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海市司法局一级巡视员刘平呼吁,被依法采取隔离或者医学观察措施的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同时,“隔离不隔心”,不得歧视接受隔离或者医学观察的人员,尊重其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  解读  “符合死刑条件的坚决判处”提法罕见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铭律师告诉记者,此次四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专门强调保障医护人员,在疫情的特殊情形下,医护人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他表示,文件中提到“对犯罪动机卑劣、人身危险性大,所犯罪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情形的被告人,予以从严惩处,符合判处重刑至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这种提法比较罕见。  记者注意到,2014年,两高及公安部、司法部、原国家卫计委曾发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其中说法为:对于犯罪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  “此次文件提到只要符合判处重刑、死刑条件的坚决判处,这体现出特殊时期下的特事特办。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在特殊时期会从严处理,以起到警示作用。”  此外,《通知》最后还提及,各地对疫情防控期间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案事件,应当及时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公安部报告;办理相关刑事案件遇到法律适用问题的,应当分别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直接上报至公安部也比较罕见,之前案件主要是分层上报或者上报数据,此次明确要求,案件无论大小,都需向卫健委、公安部报告。”赵铭表示,这也体现了疫情期间特事特办的特点。  链接  严厉打击的七类涉医违法犯罪情形  《通知》提出的7类将予以严厉打击的涉医违法犯罪情形包括:  ●殴打、故意伤害、故意杀害医务人员的;  ●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或者公然侮辱、恐吓、诽谤医务人员的;  ●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用具、吐口水等行为,可能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拒不接受医疗卫生机构的检疫、隔离、治疗措施,或者阻碍医疗卫生机构依法处置传染病患者尸体的;  ●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损毁、占用医疗卫生机构的财物,或者在医疗卫生机构起哄闹事、违规停放尸体、私设灵堂,造成秩序混乱、影响疫情防控工作正常进行的;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医疗卫生机构的;  ●其他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情形。  新京报记者:王俊

美高梅4858com::::  12月16日,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住户将垃圾袋投放到路边的垃圾桶。见习记者:张玉佳/摄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  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过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付自己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理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过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理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过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设计使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过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理,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经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天“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一样”。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天,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区域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压力。此后,这片土地也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记者:王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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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2月12日电: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2020年六大民生看点  “新华视点”记者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要义所在。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了诸多民生举措。  脱贫攻坚: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会议指出,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口退出关,巩固脱贫成果。  目前,“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172万人,贫困发生率8.2%,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最后的贫困堡垒”。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深度贫困歼灭战面对的是最困难的地区和群体,在稳定增收、“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有难点和风险点,因此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举措,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除了发挥好制度优势,更要培养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确保脱贫的可持续性。  污染防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会议指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抓好源头防控。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仍需持续加力,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分析,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会议强调精准、科学、依法,是对一些地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采取的针对性举措,彰显中央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的认识更科学、方向更明确、措施更有力。  基本保障:做好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  会议提出,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要发挥政府作用保基本,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做好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  今年以来,我国超额完成城镇新增就业全年目标,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78.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达2.96亿人次。  “要把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摆在重中之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尤其要发挥作用保障基本民生,关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会议目标指向非常明确,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等,这都旨在兜住基本生活底线、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医疗教育养老: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  会议提出,要发挥市场供给灵活性优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重视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  今年以来,适应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大趋势,我国积极增加补短板、惠民生的有效投资,推动供给质量提升。今年前10个月,我国教育投资增长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13.8%,增速均高于整体投资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承健说,医疗、养老、育幼等是老百姓朝夕面对的生活关切。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民生领域补短板,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这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可以释放需求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住房:坚持“房住不炒”,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会议强调,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住房质量提升、配套改善是重要的民生需求,会议回应了民生关切,同时明确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发展租赁住房等,这都是强化住房保障的务实举措。”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会议还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倪鹏飞说,“房住不炒”既抑制炒、又支持住,保护居民的住房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和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因城施策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则体现了政府调控的精准发力,加上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将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米袋子”“菜篮子”: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提出,要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六连丰”,经济社会发展压舱石的作用更为稳固。与此同时,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猪肉等食品价格出现波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今年以来水果价格波动、猪肉价格上涨,凸显了提高重要农产品产能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应成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后保供稳价要与促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通过提升绿色、健康、有规模、有技术含量的产能,来弥补小散户等退出的产能缺口,不断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已经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下一步,将继续加力促进生猪生产,多渠道增加肉类供给,兜底基本民生,密切监测预测价格变化。(记者陈炜伟、王优玲、侯雪静、于文静、高敬)  有一波民生福利请您签收  中国经济2020年的“稳”与“活”  大国“经”气神——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南宁12月12日电 :题: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一个大石山区贫困县的返乡创业故事  记者胡正航  广西崇左市天等县进结镇东莲内衣厂就业扶贫车间工人在缝制内衣(11月26日摄)。记者:崔博文:摄  在广西天等县返乡创业园内,广西桥芬迪皮具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康业正在厂房内一边确认销售订单,一边叮嘱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注意安全。  “今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预计可达到5000万元到6000万元。”黄康业说,他是天等“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之前在广州工作,一直想找机会回家乡发展。  天等县地处大石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当地45万总人口中有13万多人外出务工,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县。人虽离家,情却恋乡。  “听说家乡提供利好政策,返乡创业头几年还可享受厂房免费的优惠,家乡这么‘给力’,我就把公司的生产线迁了过来,广州那边只留少量人员负责接单和销售等工作。”黄康业指着一个成品皮包说,公司生产的皮包出口到英国、美国、智利、马来西亚等地。  黄康业口中的利好政策,就是天等县党委、政府为吸引更多能人返乡创业就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地建设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不断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和标准厂房建设,通过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更多企业入驻园区发展。目前,已有25家企业入驻园区,20家已建成投产,共安置劳动力986人,其中贫困户315人。  广西崇左市天等县进结镇恒辉电子加工厂就业扶贫车间工人在加工耳机配件(11月26日摄)。记者:崔博文:摄  贫困户潘泓婷刚来桥芬迪公司上班一个月。此前她和丈夫在广州务工,虽然收入不错,但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一直是她的牵挂。“这一个月来我对园区、公司都比较满意,不忙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家看老人、带孩子,感觉很幸福。”  记者从天等县了解到,不少返乡能人还在乡镇村屯开办加工基地,就近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我们既有自治区A类园区的返乡创业工业园区,也有遍布各乡镇村屯的扶贫车间。”天等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强说。  步入进结镇扶贫车间小区,东莲内衣厂就业扶贫车间内一片繁忙场景。进结镇干部赖迪说,这个车间由此前在厦门务工创业的天等老乡创办,加工的产品提供给总公司用于出口,既为公司降低了用工成本,又为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提供了条件。  45岁的农凤金在东莲内衣厂上班已有一年。谈到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我每天从家里骑电动车到车间只要20多分钟,一个月平均能挣约2000元,中午、晚上还有免费饭菜,我去年脱贫了!”  与此同时,返乡创业工业园区中的豪辉公司、九零零饰品公司和康瑞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到乡镇创办扶贫车间,工人大多是本地村民,为附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平台。  在广西崇左市天等县返乡创业园内,广西桥芬迪皮具有限公司工人在进行皮包剪线工序(11月28日摄)。记者:崔博文:摄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天等吸引了800多人返乡创业,同时围绕“种养贸游工”等产业创建了“扶贫车间”308家,带动就业1万多人,其中5600多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1.5万元以上。通过引导和鼓励能人带技术、资金、项目返乡创业,大石山区贫困县天等开启了“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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