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威斯尼斯人老品牌-官方平台
2020-04-05 来源: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

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  (二)熟悉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对本学科专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熟悉行业企业发展与用人要求。有丰富的教学、教科研或企业工作经验,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技术资格),新兴行业、行业紧缺技术人才、能工巧匠可适当放宽要求。

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

::::  在华南农业大学,有这样一位离休老校长。他使命在肩,初心不忘,即使病卧在床,也不忘过组织生活;他生命不息,科研不止,一生致力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奋斗终身、无怨无悔,把880多万元积蓄捐给教育事业……  他,就是被称为“布衣院士”的“时代楷模”——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见上图,资料照片)。  “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都绽放开来。  儿时的照片上,卢永根身着双肩带、白衬衣。1930年,他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既有汽车也有电话,条件很优渥。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最终,中国共产党让卢永根在迷茫中找到了人生方向。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决心放弃安逸生活,不惜中途辍学,不怕坐牢、杀头,做一名革命者。”17岁那年,他瞒着家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9日,从此取代了他的生日,成为他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大学毕业后,卢永根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这对师生,还有段佳话。“像您这样先进的老科学家,应该尽早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卢永根多次对丁老师说。学术上,丁颖是领路人;政治上,卢永根热情引导着老师——丁颖在6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后,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岁月无法磨灭他的初心。“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身患癌症的卢永根和老伴一起,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哪怕卧病在床,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科教报国是卢永根一生的志向。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路不好走,学生就搀着他,一步一挪,气喘吁吁。那一年,他71岁。  “直到生病住院之前,老师都没有脱离科研一线。”学生刘向东含着眼泪说。年逾古稀,卢永根仍然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博罗、惠来等地,苦苦找寻携带重要基因、可以改良水稻品种的野生稻……  76岁那年,卢永根在《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爱国者》一文中写道:“我愿意以‘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作为人生的取向。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  “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  “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尽管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了,但对卢永根而言,教书育人的责任却有增无减。每年华农的新生入学和老生毕业,他都会主动给学生们演讲,直到实在讲不动了——身患癌症住进医院……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颤颤巍巍地,他打开一个黑色旧挎包,掏出一个折叠过的牛皮纸信封。又打开信封,慢慢掏出里面的10多张存折。他在一张又一张凭证上签字,一次又一次地输入密码。不久后,卢永根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整整880.9446万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因为“支援国家搞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是不可能的”。卢永根说。  这些壮举,人们说“捐”,可卢永根总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修了再修……  这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几年前,他就回到老家广州,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罗洞小学。他鼓励小学生们努力读书,“国家强大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更有地位!”  两位老人还有个约定: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贡献。  今年8月,卢永根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赶来送他的华南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大胜,意想不到地收到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整整1万元。“这是老卢最后的‘特殊党费’!”徐雪宾含泪说道。(记者:张烁)

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北京9月9日电 :题:让“师道”光芒薪火相传——写在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记者  “为学莫重于尊师。”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5个教师节。“师道”光芒闪耀至今,薪火相传,源自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坚守和无私奉献。  他们是“‘四有’好老师”——  今年的教师节,献身特殊教育33载的张俐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她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张俐来自南昌市启音学校,和其他教师不一样,张俐的学生是一群特殊的听障孩子。她把自己的嘴唇贴近孩子的手背,把他们脏兮兮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脸上、鼻旁、脖子上,让他们用手触摸自己的舌头感受发音。这么多年来,张俐教的学生有的已能和健全人正常对话。  当选今年第十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10位老师,涵盖高教、职教、基教、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既有张俐这样的特殊教育教师,也有少数民族和乡村教师。  在教师节前夕,各地也表彰了一批优秀教师。他们甘当“人梯”,愿作“铺路石”——  翻开这些教师的履历,他们不仅在教育教学上有突出的成绩,更有着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有默默在海岛上坚守的,有援疆支教的,有近20年如一日用爱心灌溉智障孩子的,有在偏远农村小学教孩子跳绳走上了世界冠军舞台的……这些教师用奉献和坚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的“95后”车程,在贵州省黔西县洪水镇洪水小学担任特岗教师。像车程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们,为农村教育注入了新动力。  “我2018年到学校担任校长,当时学校教师平均年龄为47岁,七八名老师临近退休。”贵州省黔西县洪水镇洪水小学校长文瑶说,通过特岗计划和交流轮岗,不到两年平均年龄就降到34岁。  今年,贵州团省委牵头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共选派了1万名大学生到贵州山区从事志愿服务,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支教。“这些年来,有不少高校的研究生支教团来到贵州,扎根山区小学或中学,不断接力支教,给偏远地区的教育教学带来较大的改变。”贵州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焦书毅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逾1673万名教师正在为这个工程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目前,全社会已经形成尊师之情、重教之风,尽显对师道的尊重和对教师群体的深情关怀。今年教师节的晚上8点到9点,在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标性建筑、公共交通设施等,将为教师亮灯,感念师恩,礼敬教师。(记者廖君、沈洋、郑天虹、骆飞)

威利斯娱乐网站登录

石家庄1月6日电:题:太行新愚公“搬穷”记——冀南后池村脱贫故事  记者  从冀南古城邯郸向西出发,驱车百余里,2019年我们探访河北省涉县关防乡后池村不下五次。  后池村,遁迹于太行山深处,“八山半水分半田”,却是一个传奇所在。  远至上古,传说中女娲在这里补过天,愚公在这里移过山。那“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的气魄至今被华夏子孙奉为奋斗的精神源头。  近溯80年前,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129师在这里写下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抗战壮歌。  今天,后池人挺立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他们不改愚公“本色”——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开山筑路,钻岩找水,开荒播绿,奋力搬掉“贫穷”这座大山,创造了新时代的愚公传奇。  2019年9月17日,游客在后池村参观。:记者:王晓:摄  筑路  “有了路,才有希望”——百余留守老人,扛锨拎镢,自带干粮,用双手在石山里凿出一条致富的“愚公路”  太行深处,汽车在山路上行驶,车窗外沟壑纵横,山峰林立。快进村时,但见漫山遍野郁郁葱葱,一条心形山路跃然眼前。  “那是我们后池村的愚公路。”村支书刘留根一见面开口就给我们介绍这条路,在他心里,“有了路,才有希望”。  后池村的“路”来之不易——  “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自几百年前建村起,后池人就在因为行路难与山斗。  出门难。那会儿,村民出门得翻过一座山岭,徒步八里地到西峤村坐车,“天不亮就得动身,晚一步车就开走了”。  2019年10月5日拍摄的后池村新愚公小学(无人机照片)。记者:王晓:摄  种地难。全村上千人挣嚼裹儿的900多亩梯田,都在离家几里地的桃花山上。然而,通往梯田的山道,仅一米多宽,崎岖难行。从家到地里,来回3个小时。运送农具和山货,全靠肩挑背扛……  “早些年,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想去地里收点红薯都难,撂荒的梯田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难……”  回忆起当年的困境,村民们都是一声叹息。  树挪死,山挪活。这是愚公留给后池人的启示。  不靠天,不靠地,靠就要靠自己。这是后池人从先祖那里发扬光大的精神力量。  “要想富,就得开山修路,让农用车能够上山,先把梯田搞活了。”  “修路没钱怎么办?”  刘留根找施工队计算过,如果要把一米的小路拓宽到三米半,10公里的路光土石方工程就要100万元。而此时村集体账上,一分钱也没有。  没钱、没设备、没技术,怎么修路?  “党员带头先干起来!”  “趁我们还能搬得动石头,走得了路,今天不修路,还等什么时候?”  ……  这是后池人永远铭记的一天——  2015年12月8日。清晨的太行山,滴水成冰,寒风往骨头缝里钻。天还没亮,7位“老愚公”扛着锨,拎着镢,自带干粮上山了。带头的是党员刘虎全、刘土贵和刘社会,年长的刘羊年74岁,最年轻的刘土贵也64岁了。  2019年10月5日拍摄的后池村(无人机照片)。记者:王晓:摄  山上石头多,要拓宽山道,就必须破石头。他们用土办法,钻开几百斤的大石头,把石头撑破后,碎石头垫路基,大石块垒石堰。  垒石堰更是个技术活儿,石头与石头之间得咬紧,一旦松动路面就塌了。  这一天,他们修了3米长的路。  “谁有空就上山修路哟!”第二天早6时,村支委刘拥军一声吆喝随着大喇叭传遍全村。  这天,参加义务修路的有12人。第三天30多人。到第六天,队伍扩大至130余人……在家里的村民,几乎都加入到筑路队伍。  数九寒天,山风像刀子一样。村民们的修路热情,却在群山中沸腾着。  每天天刚亮,工地上已是红旗招展。男人们凿石、搬运、垒堰,妇女们挖土、推车、铺路面。为节省午饭时间,支口大锅在工地上,每天自发背白菜、萝卜、面条上山做饭。  刘留根跟我们讲起了刘虎全的故事:“他可是我们愚公路上的一块碑啊!”  发起修路有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有他,遇到事冲在前面的还有他。修路占了谁家的地,他出面去说;施工时需要用三马子车拉石头,他出面去借。工地上,乡亲们总听他喊“看我的”。  67岁的人,干活出了汗,刘虎全照样脱了衣服光膀子干。感冒,血压上来了,可他不听劝:“我是党员,一辈子也没做啥贡献,现在我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却不干了,这算啥?”  “那天夜里,他到我家商量租用钩机的事,说着说着就感觉他舌头不听使唤了。送他走到街口,眼看着他腿也迈不起来了。送到医院一查,脑溢血。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工地。”  “如今路修成了,他却没了。”刘留根唏嘘着,旁边有村民眼圈红了。  有人说,后池人身上鲜亮亮地带着愚公的基因——骨头比山上的石头还硬。  这话真不假。  史河真,67岁的老大娘,每天裹着头巾扛着铁锨去修路。她是在替老伴儿和儿子出工。  她的老伴修路时突发脑溢血不能上工了,她让儿子顶上。没多久儿子出车祸,多根肋骨骨折,史河真就自己顶了上来:“修路是全村的事,不能不来,缺工会让人家看不起。”  “在外的游子们!家里老人们在修路,我们也该做点什么。大家少喝一瓶酒,少抽一包烟,省下钱支持老人们!”在县里打工的村民刘献平在手机“聊天群”里一吆喝,短短几天,近在河北,远在内蒙古、新疆甚至美国、埃及务工的后池人,捐了一万多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2019年9月17日,后池村村民在修路。记者:王晓:摄  传说中,愚公以奋斗感动了天神而移走了太行、王屋二山。后池这群面庞黝黑、手上布满老茧的愚公们同样是靠奋斗感动了社会各界。  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来了,媒体记者来了,企业家们伸出援手,县市领导更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们路基修多少,我想办法让有关部门给硬化多少。”  后池村民干劲更足了。  腊月干到二十八,正月初四又出工。村民们不畏严寒,早出晚归,义务出工100天修出一条通到梯田的路——2016年3月15日,村后南、北槐峧两条沟总共长达6100多米、4到6米宽的标准路基竣工。  路通了,银练一样闪着光直通山顶。原本进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如今开着农用车,风一样就上去了。  人们给这条路起名“愚公路”。  村民们没有想到,更广阔的路还在延伸:  在后池愚公精神感召下,2017年,涉县人民大干100余天,一条从涉县东南到西北,穿越10个乡镇158个村,总长1300多华里的“千里乡村振兴路”建成通车;  2018年,桃花山旁,高速公路横空出世,将太行山“千里画廊”连在一起。  “愚公移走了两座山,而我们修路修出了广阔的未来。我们比愚公幸运。”刘留根感慨万千。  找水  “要是能在我手上打一口井,这个村支书就没白当”——几代后池领头人接力打井,誓把旱地钻出水  走进后池村民家,记者注意到家家院里都有水窖。  这个山旮旯里的村子,水,是最稀罕的东西。  原来只有村东山坡上的一眼泉水,筷子粗细的水流一天流不了20担。没辙,只能到8里地外的邻村挑水。家家户户修水窖,积攒雨水、冰雪融化的水,就连露水和霜冻,都宝贝得很。每家屋顶都有一个向院内倾斜的水槽,为的是“不能让雨水流到外家”。  因为没水吃,刷锅洗碗省着用,洗脸洗澡更不敢浪费了。  因为没水吃,闺女往外嫁,儿子娶不上亲。  干旱缺水像一个魔咒,牢牢地套着后池村。  自打村里成立党组织,不管谁当村支书,最大的念想就是:“要是能在我手上打一口井,这个村支书就没白当。”  2019年9月17日,后池村村民在修路途中。记者:王晓:摄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老支书刘全训就在村里选出几个好劳力成立打井队。一个井眼打二十丈深,开始还有些潮气,可越打越干,全是石头。  从东坡移到西坡,村里凡是可能出水的地方都挖了个遍,连打五年,只打下了五个深不见底的干窟窿,村里却添了几个因打井而伤残的汉子。  1996年,退伍返村的老党员刘留根当选村支书,上任第一件事还是找水,可几次打井打到200米深,“打出来的水没有注进去的水多”。  请来的地质勘探专家走遍村里每个山头后断定:这是贫水区,永远别想打出水。  可刘留根心不甘。2012年,他四处打听得知,寻水勘探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于是到县里找钻井队。  钻井队答应来村里试试,但问题来了:进村的路太窄,打井设备运不进去。  如果加宽,需要2万块钱,但村里根本没有钱。  村民们二话没说,自发捐款。  村干部双手捧着修路钱,百感交集,“这是希望,更是压力。村两委八个人聚在一起发誓,这一回,说什么也要把水打出来。”刘留根回忆说。  很快设备进来了,钻杆立起来了,不分昼夜打钻。刘留根带着村干部吃住陪伴在工地上。  个把月过去了,钻杆下到了500米。  放水泵一试,水流是出来了,但只流了几分钟就干了。  2019年12月26日,后池村新愚公小学师生在做游戏。记者:王晓:摄  刘留根和几个干部跌坐在泥地上发呆。打井队则摇摇头准备撤摊儿。  刘留根倏地蹿起来,一把抓住打井队队长:“不能走!打不出水,我咋向父老乡亲们交代?!”  “500米都没水,你让我们怎么办?”  “你们再钻钻,再钻钻。能钻多深就钻多深,直到不能钻为止,行不?”他硬拦着几近哭着苦苦哀求。  “那就再试试?”打井队被感动了。  钻杆再次向深处钻去。村干部则一个不缺守在旁边,直勾勾盯着钻井,仿佛能盯出水来。  550米,600米……钻井设备轰轰作响,地质明显变软,一根烟功夫,钻杆下了9米。650米时,大家决定再次用抽水泵试试。  水泵开关按下,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口的抽水管往上一挺,一股水流喷涌而出。  “出水啦,出水啦!”瞬间,笑声、哭声、喊声混在一起。  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向井台拥来,捧起水就往嘴里送,往身上撩。祖祖辈辈心心念念的这一刻终于盼到了。  有水了,刘留根带着村民趁热打铁,建起了1200立方米的供水池,铺设了3000米引水管道,修了108个集中取水点,彻底解决了自建村以来靠天吃水的问题。  2017年,他们又打了第二眼井,解决了上山种地植树的浇灌问题。  2018年端午节,村民们像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来水。  “过去洗脸,在脸盆底弄一点水,一家五六口人用,洗完就成泥汤。如今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洗涮、灌溉了。”村民刘才所兴奋地说。  “有了水,山就绿了,村子就美了。”后来有水了,村民们精神了,连说话的声音都清亮了。  播绿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绿色发展,产业强村,荒山秃岭变成“绿色银行”,后池奔跑在成为“金池”的路上  路修通了,水找到了,村民眼界更宽了,想法更活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留根信这个理儿:“我们辛辛苦苦修出来的路,不单是一条生产便民路,还可以成为一条旅游观光路。”  但后池人又碰上了不容回避的现实:建村600多年来,旱季风暴年年见,雨季洪水满地流——后池村石厚土薄,植被稀少。  土地一直是后池人的心尖尖。200多年前,后池先祖刘敖为后世子孙争土地舍命滚圪针,如今后池村水峪峧刘敖的墓尚在,而土地稀少依然是萦绕在村民们心头的疙瘩。  石多土少怎么种树?秃山穷岭如何变成金山银山?  还得像愚公一样靠自己,还得学刘敖争土地,不同的是这次后池人是向大自然要地——  2016年秋到2017年春,200多个日日夜夜,后池村梆梆硬的山地上被凿出了72万个密密麻麻的树坑。  2019年12月26日,后池村新愚公小学师生在做游戏(无人机照片)。记者:王晓:摄  村民们称之为“鱼鳞坑”——先是刨出顽石,然后用特殊材质的挡板代替石头做围挡保墒拦水,再在坑里填上一袋袋背上来的客土。远远看去,白色的挡板呈月牙状,像鱼鳞,在山坡上闪烁。  那些日子,山高坡陡,树苗只能运到山脚,他们就一肩扛着树苗、一肩扛着镢头上山。山上没水,他们就新建改造水池、水柜、塘坝,用管道把水引到山顶浇树。  村民们像爱孩子一样爱树,每年浇三遍水,直到70多万株松柏顽强成活。  如今三年过去了,后池村山场形成了7000多亩松柏“盖顶”,1500多亩核桃、山桃、山杏等经济林“缠腰”,1000余亩林子和中药材间作“坐底”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  2019年,华北一些地方遭遇干旱,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后池村自夏天起没下过几场雨。  “碰上这年头,地里就收不了多少谷子了。”说起多年不遇的旱情,69岁的村民刘田根有些沉重,但很快声音又扬起来,“好在俺们的果子不赖!”  紫桑葚、绿葡萄、红樱桃、大西瓜、小甜瓜等果子,从夏到秋陆续挂果,果树遍布桃花山山腰,约有60个足球场大小的采摘园生机盎然。  “俺一辈子没见过樱桃,没想到后池的土地上能长出这么好的樱桃。”刘田根第一次看到自家的樱桃树挂果时幸福得直掉泪。  清晨的山村是忙碌的。这天6点半刚过,52岁的村民刘春景戴着帽子和面巾,骑上雅马哈摩托车,一溜烟地驶上桃花山的经果林园。  “俺一辈子在这山沟里。以前从家里走到山腰要1个多小时,路修好的那年,俺买了摩托车,10多分钟就能到这里,一天能挣40块钱。”她指着果园对记者说。  如今,刘春景们不出远门就能挣到三份收入:一份是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的收益,一份是给村集体出工的工钱,一份是经济作物收成的分红。一年下来人均收入1.3万元,而5年前村里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  晚上10点多,隐在夜色中的后池村并不沉寂。“政红农家乐”还有客人吃饭,店主张政红忙着杀鸡。“愚公路”修通不久,村里游客多起来,张政红办起了后池村第一家“农家乐”。  “从陕西嫁到后池村快20年了,当初我只希望地里收的够吃,手里有点零花钱,但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开农家乐起初只盼一年挣个五六千元就如意了,结果年底一算账,盈利7万多元,既激动又不敢相信。”张政红计划接下来置雅间、添桌椅,再把二楼旅馆添几张床铺……  “愚公路”不仅是路,更是经济起飞的跑道,后池桃花山上漫山遍野盛开的不仅是桃花,更是后池人脱贫致富的希望。  2018年1月8日拍摄的后池村梯田雪景(无人机照片)。记者:王晓:摄  “旅游开发公司挂牌”“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宅基地开发合作社开张”……一些陌生的名词开始挂在了后池人的嘴边。  以前,地里种玉米、谷子,每亩收入仅为三四百元;改种药材、水果后,每亩收入能达到5000元;2019年,后池加大了金花葵的种植规模,还打算把金花葵加工成凉茶,增加附加值。再过一两年,核桃、山桃和连翘进入收采期,后池的收入将大幅提高。  后池的经济结构正由传统农业提升为新经济业态,由原来的旱作农业经济为主,向高效农业、休闲农业、文化旅游经济转变。  桃花山上桃花争艳,聚钱岭中连翘如金,愚公路边松柏叠翠,后池的景色越来越美,名气越来越大。每逢假日,桃花山景区车水马龙,先锋岭、圆梦峰、千亩梯田、十里“天路”等景色,引得游人赞叹不已。2019年,后池接待游客和参观学习人员达16.5万人。  游客来了,村里产的花椒、红薯粉条、金花葵等农产品供不应求,无需出村就销售一空。  游客来了,“采摘园”受到青睐。村民刘平的承包了5亩葡萄园,一年靠采摘收入3万元。  游客来了,村里先后开了11家:“农家乐”,家家人头攒动。  然而,刘留根也说,随着村里旅游、种植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感到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欠缺。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他信心满满,“一定会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等不靠的精神,苦干实干加油干,因地制宜做好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的大文章,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2016年3月4日,后池村村民在传运修路用的石头。记者:范世辉: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后池人懂得教育也是一种栽种。  以前,村里孩子上学,要到15公里外的乡中心学校寄宿。  如今,后池村新愚公希望小学建成投用,14个专任教师,80%是本科学历。标准篮球场地、多媒体教室、图书室、电脑室一应俱全。随着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返乡就业,许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也回来了,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全校由70多人增加到近200人。  我们在学校的陈列室看到孩子们的作文,这样写家乡:  “古有愚公移山,今有后池修路。自力更生,修一条通往美好明天的平坦大道;艰苦奋斗,唱一曲感人肺腑的精神赞歌。”  后池老人们不会想到,他们战天斗地、造福家乡的行动,已成为孩子心中的精彩传奇,成为新一代后池人的人生指引。  精神的种子,就这样传递下去。  举旗  “正是因为我们有吃苦在先,一心为民的党的好干部,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成立于抗战时期的后池村党支部领导群众走过艰苦岁月,成为建设家乡的排头兵  几次到后池采访,走遍大小沟壑山岭,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在记者心头:数百年来因山而困的后池,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变山为宝?  后池村乡亲们心里有杆秤,小学原校长刘榜年说:“正是因为我们有吃苦在先、一心为民的党的好干部,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  “一个家,一个梦,一起拼,一定赢。”立下愚公“移贫”志,誓把后池变“金池”,这是后池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奋斗誓言。  退伍军人刘留根总把后池村的脱贫攻坚比作战场,他说村党支部是这场战役的排头兵。“为百姓谋利益,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使命,绝不能忘记。”  刘留根仍记得四年前后池村的光景。  2015年霜降后,后池人开始歇冬。日头一出,村民就坐在山坡上晒暖。“冬天溜墙根,夏天蹲树荫”,不知谁给他们起了个“等死队”的名。  当时,后池村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原本1000多口人的村,剩下300多老弱妇孺。  村里一没钱,二没路,三没人气儿。  “可不能让后池村败在我们手里啊。”  刘留根愁得睡不着觉。一根根抽烟,一声声叹气。  2019年10月5日拍摄的后池村一处“农家乐”(无人机照片)。记者:王晓: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刘留根却选择从武警部队复原回村。他先当干部,又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像刘榜年说的“留根二十多年如一日拉车驾辕”,带领村民分土地、种花椒、打井、铺水管……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刘留根这年也从“治山伏水创产业”的前南峪村学习归来,深受触动。“同样地处太行山,人家能搞得那么好,咱们咋就不行?”  那些日子,刘留根常常五更起来,天刚蒙蒙亮就上山。  坐在山坡上,看着一米宽、狭窄崎岖的上山土路,再瞅瞅远处村那已撂荒三四成的千亩梯田,刘留根心里堵得慌。  拍拍裤子上的土,他回村了。白天找村民聊,晚上召集党员碰头,说的都是一句话:“不能再等了!”  刘留根召集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统一思想,开山修路。于是老党员刘虎全、刘土贵和刘社会老哥儿几个带头上了山。  “路修好了,就留下了,世世代代都能用,就像祖辈把梯田留给我们一样。”刘土贵因为穷,一直没成家,他40多年前当过铁道兵,参与修建襄渝铁路,架过桥打过隧道,在部队入党,退伍回村种地,但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动员乡亲时,他说:“路,一定要修,要是需要,我把房子卖了都行!”  记者看到村里保留的《村民义务修路出工表》,排第一的就是64岁的刘土贵。  在后池人心中,刘留根、刘土贵们就是他们心中的一面旗,“只要跟着走,总有希望。”在刘留根们心中,他们要以实际行动举好这面旗,带领乡亲们实现梦想。  2016年冬天,路还在后池人脚下延伸。一个傍晚,刘留根接到通知,第二天将有一批外援车辆和设备进村,村里得准备一个三亩地大小的停车场。  于是,披星戴月,村两委成员马上集聚到村东头小院。  听到消息,大家先是大喜,但很快又愁上心头。  后池村村民在修路(资料照片)。发  停车场?三亩地?第二天?  一个停车场,在平原地区不是难事,但在深山沟里,谈何容易。  “我看进山口那片废弃的山坡地上可以。”  “那不是有3户人家开了荒种上花椒了么?”  “义务修路乡亲们都积极上阵,别因为这事让人家吃亏。”  连夜把3户村民叫来,一提占地,异口同声不舍得。  眼看天要亮了,离外援车辆设备抵村的时间越来越近。一直沉默不语的刘留根突地站起来:  “要不这样,咱们地换地,我家和村主任刘丙祥的地你们随便挑。”  ……  机械轰鸣声沸腾起来,劳作号子喊了起来……天亮了,一个宽敞平整的停车场展现在人们面前。  而刘留根和村主任把自家最好的地换给了群众。  “就是党员们这片公心,感染了后池村民。”2016年2月到后池包村的年轻乡干部李亮斌这样说。  2019年9月17日,后池村村民驾驶三轮车上山。记者:王晓:摄  “咱们村70多年前就建立了党组织。当年家家户户住着八路军,把日本人都打跑了,现在什么困难能挡着咱们?”戴眼镜的刘现方对后池的历史如数家珍,他爷爷当年加入129师抗日,牺牲在大别山。  山挡不住来路,水断不了归途。只要心无旁骛,天地自会为你让步。  在外20多年的老党员刘平安,原本在山西一家煤矿干着年薪20万元的管理工作,在刘留根的“鼓动”下,2017年底回到村里,担任旅游开发公司的负责人。  “村里这么大一摊子,需要村支部做主心骨。”刘平安说,“村支部每晚都得开碰头会出主意,想办法。”  这些年来,碰头会成为后池村独有的夜景——  满天繁星的夜晚,后池村沉睡于一片宁静之中。  几个村干部撂下碗筷,9点不到出了家门,赶往村东头一处小院。或骑电动车呼啸而来,或趿拉着拖鞋打着手电筒快步走来。  “今天干活儿干到哪儿?”  “芍药没有锄完草。”  “这些天天旱,刚栽下的800棵梧桐树要集中精力浇水……”  一聚齐,六七个党员就开“扯”。“扯”是当地土话,但他们不是“闲扯”,而是安排村里生产。自修路开始,每晚这顿扯,只要他们不病倒,风雨无阻。  2019年9月17日,游客在后池村采摘葡萄。记者:王晓:摄  老校长刘榜年说,开碰头会,村支书刘留根有时会拿出一瓶酒,支委们围坐一块,没有菜,大家你一口我一口转圈轮着喝,谁有问题自己说,自己想不到,别人毫不留情地提出来。这些年来,很多问题都在这时化解。  曾在关防乡当干部的张东保赞叹:“后池党支部一班人亲如兄弟,甘于奉献,他们像一个拳头,坚强有力,像一面红旗,飘扬在万山丛中……”  离开后池村时,记者问刘留根:“若要让村里群众给党支部打分,你估计能得多少分?”他毫不讳言:“多了不敢说,得70分没问题。”  听上去有谦虚也有自信。  “让后池变‘金池’,你们有信心吗?”  “咋没有呢?!只要我们继续发扬愚公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一定能实现梦想。”  站在桃花山上极目远眺,我们看到山坡上一面3710平方米的全国最大生态绿植党旗。那是后池村人饱含深情,在愚公坡上用3871棵红叶矮樱和金枝槐等树种铺就,镶嵌在心形愚公路中,组成“党在我心中”的巨幅画卷。  如此震撼人心的景象,让我们不由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记者孙杰、熊争艳、范世辉、张涛、史竞男)记者日记:从带着泥汤的大锅饭说起

::::今年7月,福建省漳浦县某企业为应付检查搞“盆栽式复绿”,被环保督察人员逮个正着。电商页面展示的“防航拍”伪装网铺装效果对比图。  山东昌盛矿业有限公司部分矿山刷绿漆。  福建省漳浦县非法开采企业将大量盆栽苗木简单覆土,甚至直接摆放在砂场,搞“盆栽式复绿”。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滨矿业有限公司在矿区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未经审批擅自将三门峡开曼矿区“山体喷绿”。  ……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疑似以“伪装”方式应付环保检查的问题陆续曝光,引起广泛关注。  “山体喷绿”为哪般  “山体喷绿”现象并不新鲜。据媒体报道,前些年已有湖北省十堰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给裸露山体刷上油漆搞“假绿化”、广东省深圳市某村用涂绿漆的方式把秃山变“绿山”等“创举”。其主要目的,正是躲避和应付环保检查。  以今年7月曝光的昌盛矿业给山体涂绿漆问题为例,据当地媒体报道,占地数十亩的石料厂,周边石头上全部被刷上了绿色油漆。石料厂会计介绍说,此举是为应对环保检查。一位卡车司机表示,这些绿漆是2018年刷的,航拍的时候能显示是绿色的。  尚存“争议”的是今年9月曝光的三门峡开曼矿区“山体喷绿”问题。相关企业称,“喷绿”是为了解决高陡边坡抑尘问题,喷的是“液体抑尘剂”。当地于9月13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企业未经审批,擅自进行试验性喷涂,“已责令停产整顿,全力配合调查”。  曾进入开曼矿区的一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喷绿”的山体系涉事企业专用采区,由于露天作业,采完铝石后需要回填土方、还原植被,从照片上来看应该是没有做。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为了应付检查,但主要目的不是躲避航拍。开曼矿区非常偏,靠近黄河边,过了河就是山西,离省道、国道都很远,进去的路非常难走,一般小车进不去。检查的时候,远处一看都是绿色的,不知道的就以为是种上树了。”该技术人员分析说。  在多次参与环保督察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工作人员徐锡惠看来,裸露矿山环境治理的主要办法是恢复植被,喷涂客观上是没有作用的。  “防航拍”产业链尤须警惕  与山体喷漆、摆盆景等“简单粗暴”的手段相比,正在形成的躲避环保检查产业链危害更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当属一些电商平台推出的“防航拍”伪装网。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防航拍”关键词,随即显示为数众多的伪装网售卖店铺。按销量排序,收货人数在200人以上的就多达14家,销量最大的一家显示有2296人收货。尽管所售产品还有防晒遮阳等用途,但店铺广告图片中均突出“防违章航拍”“专业屏蔽无人机”等字样,有的甚至承诺“航拍一次通过,拍到我赔钱”。  从卖家广告和买家好评来看,“防航拍”效果不错。其中,一家店铺晒出了“绿化工程铺装”“厂房伪装”“私建游泳池伪装”“景区房屋伪装”等多个“真实拍摄”的效果图。一名网友留言:“防航拍用的,已经全部安装上了,这下不用担心被拍到了,已经推荐给隔壁。”  记者以买家名义联系了一家店铺的客服人员,据其介绍,该公司所售伪装网不仅“防航拍”,而且“卫星上看跟绿化效果一样”;尺寸可定制,可以只盖顶,也可以整个包起来,快的话两三天就能从浙江发货到北京。  “洽谈”中,记者索要到一张正在作业的效果图。实景拍摄的照片显示,裸露的山体断面上,一张巨大的伪装网正自上而下铺装,将褐色的山体包裹成绿色,看上去与山顶植被浑然一体。  “选择挂网,说明他们知道这里应该绿化,但就是没有做,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应付检查,对于生态恢复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从环保督察的角度来说,我们肯定发现一个、打掉一个。”徐锡惠表示。  文件造假、撒药迎检,终究难逃慧眼  记者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了解到,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监督检查过程中,企图以弄虚作假方式瞒天过海的不乏其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造假手段也是一种“伪装”。  各种造假手段中,相对容易“操作”的是伪造文件。去年夏天,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在对河南省范县进行督察时,通过调阅资料发现,《范县“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实施方案》印发日期为2017年5月7日,竟比市里的文件早了半年,甚至比河南省的文件还提前了两个月,《方案》内容大量抄袭省市文件。经调查,《方案》系当地为了应付检查临时“补发”。  更有甚者,通过伪造党委会会议纪要应付督察。2018年11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贵州省遵义市督察发现,播州区委向督察组提供10份编造的区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声称每月都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学习和工作部署。  与文件造假相比,通过“撒药治污”影响监测数据的方式颇具“技术含量”。据介绍,贵州省贵阳市及开阳县对洋水河流域总磷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敷衍应付,整改中为了使监测断面水质达标,在其上游安装撒药装置,通过直接添加絮凝剂的方式降低总磷浓度,污染物实际上仍留在河道中。  无独有偶。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开发区在对围滩河的综合整治中,本应控制污染源、清理河道,却通过“一段一段地撒药”来应对验收,不仅耗费巨资,验收后水质也很快回落到劣Ⅴ类标准。  ……  在徐锡惠看来,五花八门的造假乱象,既有企业不注重环保、一味追逐利益的缘故,更是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生态环保责任缺失,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具体体现。  “魔高一尺”的同时,如何做到“道高一丈”?徐锡惠介绍说,仅就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而言,首先是要进一步发挥好群众监督的作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每一轮都会公布督察组联系方式,每个省在时长一个月的督察进驻期内往往能收到几千个群众举报电话,筛选出上千个有效信息,很多弄虚作假的问题线索都是通过群众举报获取的。其次,要加强技术手段创新。比如,进一步提高卫星拍摄的精度,进一步用好无人机这一“延伸的眼睛”,加强红外监测、无人船、管道机器人等在偷排口排查中的运用等。  “最关键的还是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位。无论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还是地方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只有切实扛起责任、坚持问题导向、不怕得罪人,这些乱象才会无处遁形。”徐锡惠表示。(记者:瞿芃)

相关链接
热门新闻
热点推荐
网站地图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