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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0 来源:永利集团304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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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1月20日电 :题:变化的速度:不变的期待——三代列车长眼中的30年春运  记者吴涛、丁乐  春运、归家是每年春节不变的主题,但从绿皮车到复兴号,承载亿万归家梦想的列车正在不断更新换代。出行的便捷、回家的速度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让不变的归家梦里,渐渐少了“负重前行”的疲惫脸,多了“轻车简从”的潇洒客。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100多小时到18小时  慢悠悠、乌泱泱、闹哄哄……提起绿皮车,这恐怕是很多人关于春运挥之不去的记忆。  2020年春运,是老列车长周青的第36个春运,也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春运。30多年来,周青感受着中国铁路从绿皮车到复兴号的进步,乘客们归家梦实现的不断提速。  2004年,周青作为列车长值乘刚开通的广州到四川内江一线。这条全程2400多公里的线路,坐着绿皮车跑一个来回要5天4夜,100多个小时。  连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和劳务输入大省广东之间的铁路线,长年人员爆满,日常客流超员40%以上。到了春运,超员更是高达80%,车厢里乌泱泱都是人。一节车厢20多米,周青要花半小时才能“挪”完,一趟车巡视下来,衣衫都会被汗湿透。  而今,广东到四川的高铁开通以后,同样的距离,来回只需18小时。  80后列车长谢杰说,从绿皮车到高铁,国家的铁路事业快速发展,春运中旅客也从“负重前行”变为“轻车简从”。  “以前车速慢,车上时间长,旅客都是大包小包,要带洗漱用品、每日三餐等各种物件。而现在高铁舒适快捷,乘客的行李也越来越少,越来越潇洒。”谢杰说。  从管理员到“无干扰服务”  变化的不仅是车速和旅客,铁路的服务也在提升。  周青说,八十年代的乘务员值乘,哨子、棍子是必备工具,“嗓子不够用时,要用棍子”。到了九十年代,列车长是车上的“大管家”,要负责整理行李、安全宣传、检票验票等工作。  90后的列车长李秋玉说,自己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是在2008年,那时候正好赶上列车工作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型期。“以前跟乘客说话是‘车票’‘拿好’,而现在则是‘文明十字用语,请字当头’,要求语气要亲切。”李秋玉说。  从硬件到软件,铁路服务正在不断完善和人性化。谢杰告诉记者,以前一节车厢就两个充电接口,现在高铁每个座位底下都配一个。不少列车上还有无线网络,旅客饿了还能扫码点餐。  值乘人员也要练就“十八般武艺”。李秋玉一次值乘中曾遇到一个儿童旅行团,一个小孩因为晕车一直哭,她拿出晕车贴,哄孩子说是有消除疼痛魔法的魔术贴,还帮其准备了一碗酸面条,好转的孩子称李秋玉为“魔法师姐姐”。  对此,谢杰也深有感触,在谢杰看来,现在的乘务员得“身兼数职”:应急救援的医护、哄孩子的保姆、处理纠纷的调解员、开导情绪的心理医生……  借助先进的信息系统,谢杰和同事正探索“无打扰服务”。现在高铁上先进的交互系统,能让乘务员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查看列车座位信息,绿灯表示空位,红灯表示已乘坐,而黄灯则代表下一站上人。通过交互系统信息和乘务员“察言观色”,判断如何开展工作,达到“无打扰服务”——乘客休息、办公或休闲时,不会感觉到乘务员存在,一旦有需要,乘务员能及时出现。  凑不齐的全家福:“站台式见面”的团聚  2020年春运,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近7000万人次,比2012年春运翻了一倍。虽然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但部分方向车票依旧“一票难求”。  为了实现乘客归家梦而奔走在一线的列车长们,他们很多人很多年难以跟家人团聚。  周青30多年来只跟家人团聚过四五个春节。“婆婆一直念叨要拍张全家福,但一直都凑不齐人。”周青说,因为我们一家都是铁路人,丈夫是乘警,公公是铁路司机,大伯和小姑也是铁路工作者。  笑起来眉眼弯弯的李秋玉工作13年来,和家人在春节就团聚过一次。李秋玉说,车上遇到形形色色的旅客,也有不少“每听乡音倍思亲”的时候。  为了见李秋玉,哥哥和弟弟学会了“站台式会面”。一次李秋玉值乘在北京西站短暂停歇,知道消息的哥哥专门买了张站台票去看妹妹。而弟弟去辽宁大连上大学时,刚好李秋玉值乘的车要经过郑州站,特意买了张联程票,在郑州换乘,只为见姐姐一面。  今年1月3日,李秋玉与爱人领了结婚证。但因为春运值乘任务,他们决定把婚礼延后。今年春运,李秋玉值乘要到大年三十才能完成任务,回到广州。李秋玉说:“值乘完后我计划做夜间高铁去江西爱人家,我们共同迎接新年的第一天。”

永利集团304登录::::  在河南某县,编号为0703的扶贫车间大门紧闭,设备被搬空,村民称该扶贫车间春节后就没有再生产(3月19日摄)。本报记者冯大鹏摄  新建不到两年的“扶贫车间”,曾经热闹一时的生产景象不复存在,设备搬离、人去厂空,只留下废弃的塑料垃圾和原材料散落一地。墙上“实施产业带动、助力脱贫攻坚”的标语变成了难以兑现的口号,显得异常刺眼……  “扶贫车间”被视作吸纳贫困户“家门口就业”的重要方式。记者在部分地区调研扶贫车间时,却看到了上述这番景象。一些扶贫车间不符合实际和市场规律,“建设火热、运营冷清”,结果长期闲置、停摆,难以带动贫困户脱贫,造成财政资金浪费,甚至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扶贫。  脱离实际村村建厂  堆积资金“造盆景”  扶贫车间遍地开花、村村建厂,这是记者在部分地区看到的场景。这种情况在东中西部地区皆存在:西部某省,不少贫困村建有10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不等的扶贫车间;在安徽省,有的县每个贫困村都建有扶贫车间,多达200多个;在河北省北部某县,2016年以来共新建和改建提升的扶贫车间达到124个。  然而,不少地方扶贫车间“遍地开花难结果”,出现闲置、停摆等问题。2018年,西部某县提出一年内实现扶贫车间“全覆盖”,将扶贫车间推广至全县所有乡村的田间地头。但根据2019年中央巡视组的反馈,该县167个扶贫车间一度只有22个在使用。  位于东部的一个贫困县提出扶贫车间“建成率、使用率”两个100%的目标,一个500平方米的车间政府投入约40万元。今年初,记者在该县随机走访6个扶贫车间,发现1个产能利用率较低,2个完全停产。其中,一个村子的扶贫车间“人去厂空”,只剩下一大堆废弃的塑料垃圾。邻村的扶贫车间有两个大厂房,挂着“某某包纱有限公司”的招牌,但大门紧闭。透过窗户,能看到残留的桌椅、塑料筐等物品,完全没有生产迹象。  周边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两个扶贫车间由县政府投资建设,建成时还有县领导过来剪彩。但公司都只经营了一年时间便搬走了,然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在河南某县,编号为0703的扶贫车间财政投入18万元,2017年4月竣工。记者近期走访时,看到车间大门紧闭,设备被搬空。一名村干部称:“该车间2019年春节后就没有干过活,不知道啥时候车间老板把东西都拉走了,里面只剩下两个电风扇。这么大的车间闲置着多浪费,得租出去啊。”  湖南省社科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陆福兴认为,扶贫车间闲置,不仅无法带动贫困户就业,还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浪费。脱离实际村村建厂,甚至堆积资金“造盆景”,这样的扶贫车间往往不具有实际使用功能,可以说是扶贫领域的一种形式主义。  “难输血、难造血、难换血”  扶贫车间如何“腾笼换鸟”  记者调研了解到,扶贫车间闲置的背后,突显三方面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其一,企业经营不善“难输血”。记者接触到的不少扶贫车间经营者缺乏实力和能力,再加上交通不便、招工难、成本高等外部原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广西某县,一位年轻老板2018年在一个扶贫车间里建成生产耳机的企业。因为他没有市场经验,对行业不够了解,企业只运行了3个月便关门。  有的企业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没有长远发展动力。河南某县编号为0601的扶贫车间,记者采访时仅看到3位工人在编织藤椅。车间负责人称,他原来是开挖掘机的,只因听说建设扶贫车间有补助,便投入了20多万元。没想到政府补助一直没有兑现,企业也经营一般,尚无盈利。  其二,带贫能力不强“难造血”。东部某县人社局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在带动贫困户发展方面,部分扶贫车间存在多种问题:一是吸纳就业人数、贫困劳动者人数较少,带贫率低;二是部分车间企业租金缴纳慢,给村集体带来的收益不足;三是部分车间申报贫困劳动者就业补助不及时。  一家从事箱包生产的扶贫车间经营者说,政府希望贫困户就业比例能达到50%,现在实际上只能达到30%。据了解,有的地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达不到贫困户务工数量要求的企业,从租金或者生产利润中拿出部分资金捐赠给贫困户,以带动贫困户脱贫,而这又违背了就业扶贫的初衷。  其三,产业层级不高“难换血”。有专家指出,很多扶贫车间是“低层次产业扶贫”。记者在河北某县了解到,扶贫车间多以服装加工、汽车配件加工、编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据介绍,目前该县有8个扶贫车间正在重新招商或者“腾笼换鸟”。  湖南某“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陆续引导三四百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乡村开设工厂。当地有基层干部说,扶贫车间里一般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对于整个县区产业链良性发展会造成一定冲击,不利于县域经济提质升级。  避免“重投资、轻运营”  扶贫更应注重扶技  接受采访的人士普遍认为,扶贫车间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出不去、难就业的问题,但在建设运营过程中还应尊重实际、做出实效。  一是因地制宜,注重统筹布局。甘肃省委党校教授鲜静林认为,扶贫车间要因地因情而建,避免不具备条件的“为建而建”。根据不同情况,除了建设厂房式的扶贫车间,还可发展居家式扶贫车间、合作社式扶贫车间、“互联网+”式扶贫车间等不同形式。  有专家学者表示,扶贫车间居于金字塔型产业体系的最底端,必须在省市一级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体系空间布局中精准定位。建议鼓励跨区域整合资源,把村组的扶贫车间建在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上。  二是市场主导,提升发展质效。鲜静林等专家认为,扶贫车间应以政策扶持为基础,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避免“重投资、轻运营”。在引导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彰显企业文化、创新企业产品、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下功夫,推动扶贫车间更加优质高效发展。  一些之前追求扶贫车间数量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也意识到,下一步应重点提升扶贫车间的质量,加强对扶贫车间的管理和优质企业的引进培养,促进村集体经济创收和贫困户增收,切实提高带贫能力。  三是扶贫扶技,激发持续动能。部分受访对象告诉记者,希望能通过扶贫车间加强技能培训,着重对务工者培训给予经费保障。陆福兴建议,扶贫车间要和技能培训更紧密地结合,成为“扶技车间”。技能提升之后,贫困户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还能到外地工作,具备持续稳定脱贫的能力。记者白田田、柳王敏、冯大鹏、何伟、李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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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多个政务网站实现无障碍服务,视障人士——  我用耳朵“看”世界(倾听·关注互联网信息无障碍建设(下))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的发展,视障人士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新“视”界,获得感不断增强。信息无障碍技术日趋成熟,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对视障者而言,互联网不仅是丰富生活的方式,是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更是实现自理自立、改善生活的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为视障者打开了新“视”界。然而,信息无障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仍有不少改进空间,一些“障碍”仍有待“清除”。  信息“障碍”有哪些?  底层设计不足,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读”出来  创办随手科技时,焦义刚没有想到盲人会是记账理财产品的客户,更没想到盲人使用产品时会有哪些不便。  2018年,随手科技与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合作,对产品进行优化改造。研究会有一支盲人工程师团队,他们会测试网站、手机应用产品信息无障碍情况,并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提交给研发者。  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负责人梁振宇介绍,借助图片转语音、文字识别等技术,包括微信、淘宝、高德地图、滴滴打车等在内的常用互联网产品,已经能被视障者较好地使用。但还有很多互联网产品,无法顺利地被读屏软件“读”出来,需要进一步优化。  例如,有些音乐类APP,播放按钮只是一个图标,没有添加说明文本。这对健全人来说没有问题,但软件在读屏时却只能生硬地说出“按钮”两个字,无法说出它的具体含义,这就不利于视障者接收信息。  这样的“槛”还有不少。比如,一些重要或者危险的按钮,为引人注意,往往会标示成红色,但视障者得不到此类提示,常会导致一些误操作;一些产品在设计开发时,会留下一些无意义的空字节,正常情况下不显示,但这些多余的元素会被朗读出来,导致许多停顿或无意义的重复。  2018年底,上海市残联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视障用户反映了一些上网“障碍”:一些客户端资讯朗读困难;在社交软件中打开电子文档,有时候读不出来;一些外卖软件,要关闭读屏功能,才能在菜单栏上点餐等。  国家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副主任黄畅认为,部分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尽如人意,与在“打地基”时没有考虑信息无障碍有很大关系。  “理想的状况是,互联网产品在底层设计时,就考虑到信息无障碍的要求。”梁振宇说,就像一座居民楼,如果在设计建造时没有电梯,后来又不得不加装,不仅提高了成本,还有可能会破坏基础结构。  网络盲道咋建设?  不仅是“加分项”,更应是“必选项”  近些年,中国盲文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一有机会就会到一些互联网企业去交流,他想让对方知道:盲人也有上网需求,为便于盲人使用,产品需要做些优化。让何川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企业非常友好,会参考他的意见改进。  “互联网企业愿意为我们盲人做优化,但这并不是推行信息无障碍的合理方式。”何川说,“企业很多,我们不可能一家一家地告知。”  从事信息无障碍工作多年的何川认为,信息无障碍技术已经很成熟,之所以没有在所有互联网产品中推广,是因为很多人把这项工作看成是献爱心,是在做慈善,是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  2003年左右,信息无障碍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黄畅表示,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中,完成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已有3万多个,但不少社会服务网站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还很欠缺。  2008年我国修订通过的《残疾人保障法》,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及2016年公布的《关于加强网站无障碍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都对互联网无障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些法律或规定是原则性的意见指导,缺乏强制的约束力。何川说,要推进信息无障碍,还需要强制且具体的手段。  黄畅说,一些人还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信息无障碍只是为视障者服务。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衰老、伤病等,面临信息获取障碍,虽然它对视障者更有必要,但它服务于所有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做信息无障碍,今天是为盲人、为你的爷爷奶奶,明天是为爸爸妈妈,后天就是为我们自己。”  技术应用咋推广?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标准落实监督机制  “高校计算机教学中能开设一些信息无障碍课程就好了。”这些年,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跑了不少高校。  李庆忠告诉记者,我国信息无障碍的专业人才非常匮乏,近年来,全国只有兰州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未来的工程师不懂信息无障碍,没有这种意识,他们今后在开发产品时怎么会考虑到便于视障者使用呢?”李庆忠说。  焦义刚在做产品的无障碍优化时,也深感人才的缺乏:“视障者上网的思维方式、使用习惯,与健全人不同。没有接受专门的培训,程序员很难从盲人的角度去思考。”  业界专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无障碍建设,有一套规范的标准,理论上相应的代码应该参照标准来编写。20多年前,万维网联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Web无障碍的标准、规范、检测方法和技巧,并与世界各地政府、企业等携手合作,在全球推广。  2012年,我国工信部发布新一版的《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对于网站建设提出了无障碍的标准。然而标准的执行并不理想,比如,有些网页的组件无法通过键盘操作,盲人访问效率低,信息服务内容丢失较为严重等。  李庆忠认为,信息无障碍建设时,一些标准执行不理想,除了缺乏强制规范外,还因为没有标准落实的监督机制。他建议,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监测这方面的工作。  “信息无障碍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希望它能成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规划的一部分。”黄畅说。(记者:喻思南)

::::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子女有望获护理补贴  北京正研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奖励机制,补偿经费适当比例用于奖励家庭医生团队人员  5月29日,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第三家养老服务驿站——南岗子社区养老驿站开始运营。  5月30日,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南岗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老年人在服务人员的指导下运动。  北京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七成都已签约家庭医生。北京将研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奖励机制,补偿经费适当比例用于团队人员奖励。此外,北京将研究制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子女护理补贴政策。未来要将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目录。  新京报讯:5月30日,记者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了解到,北京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七成都已签约家庭医生。北京将研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奖励机制,补偿经费适当比例用于团队人员奖励。  老年人成为家庭医生签约重点人群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卢彦表示,在北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建立之初,就将老年人列为重点人群优先覆盖。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100余个,签约居民740万人,其中签约65岁以上老年人:175万人,占北京65岁以上老年人的73%。2018年为老人出诊13.8万人次,静脉采血、肌肉注射、鼻饲、灌肠、更换导尿管等项目均可居家开展。  卢彦表示,下一步,北京将研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奖励机制,明确考核办法,签约补偿向服务老年人和慢性病失能者等重点人群倾斜,补偿经费适当比例用于团队人员奖励,不计入绩效工资。他提到,居家医疗护理服务工作耗时长,技术要求高,为调动医疗机构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的积极性,将继续完善居家医疗护理价格。  农村驿站按城区驿站标准的1.5倍资助  据了解,北京全市已建成9个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192个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6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卢彦表示,针对农村公共设施亏欠、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等短板,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建设工作意见,从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土地保障、建设支持、运营资助等方面,加大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对建成运营的农村幸福晚年驿站,按城区驿站标准的1.5倍予以资助。  据介绍,北京今年将新建20个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15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还将研究制定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在农村互助养老和志愿服务、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建设运营、农村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等方面,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子女将获护理补贴  据介绍,北京2018年出台的《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制定家庭支持性政策、探索建立家庭护理假制度等任务。  在家庭养老支持方面,北京制定了居家环境无障碍设施改造办法,对经济困难、失能、残疾等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并给予补贴,目前已完成改造7400余户。  卢彦表示,北京将研究制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子女护理补贴政策。同时,规范建立家庭养老床位,鼓励专业机构上门入户为居家失能、失智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未来还将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目录,组织专业机构为家庭成员开展养老照护、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制定互助养老和志愿服务扶持政策,探索开展低龄、健康老年人帮扶高龄老年人的“抱团取暖”式志愿服务。  关注1  长期护理险试点工作为全市推广奠定基础  在会上,长期护理保险是委员关注的一个热点。副市长卢彦表示,北京今年将推动形成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  据介绍,在石景山区开展的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由财政资金和医保基金提供启动资金,从1个街道起步试点,扩展到今年的3个街道,初步探索形成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体系。全区已有182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护理服务,其中入住机构每人每月可获得1490元的护理服务,居家每人每月可获得近2000元的护理服务。  在海淀区开展商业性失能护理互助保险试点,采取“个人投保+政府补贴”的形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个人多方共担,互惠互利的长效机制,为实现居家养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有益尝试。全区参保人数为6402人,参保人员能够得到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关怀等基本护理照护服务,轻、中、重度失能等级对应的护理服务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900元、1400元、1900元。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全市长期护理保障制度还缺乏顶层设计,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进展缓慢。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丛骆骆表示,海淀区、石景山区的试点参与人数少,覆盖范围窄,部分服务项目和标准有待完善,护理服务项目的内容与重度失能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还有差距,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知晓率不足20%。  卢彦表示,2019年,在市人大监督指导下,继续做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为全市推广奠定基础。在总结石景山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实际,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北京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梳理海淀区试点工作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完善相关措施并抓好落实,为推进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经验,提供示范。  关注2  回天地区拟新建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丛骆骆表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老服务供不应求,上门服务瓶颈还未突破,全市医养服务队伍和社会力量发展不足。调查显示,全市医养服务机构“周边”覆盖率高于95%,“身边”覆盖率超过50%,“床边”医养结合服务数量少,供需严重失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失能、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有限,缺乏明确的上门服务项目,医护人员上门服务时间少,定价机制不完善,产生法律纠纷的风险大。此外,政策制定对服务需求侧了解不够,没有集中力量应对老年人急需的服务,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成为家庭难题。  据介绍,针对部分山区村级卫生服务缺失和村卫生室老旧等问题,将加大村卫生室建设力度,规划新建和改扩建525个村卫生室,现已完成479个。大兴区、密云区按照每个村卫生室每年3000元的标准,给予运行所需的水、电、暖等经费补助。房山区对空白村新建卫生室,每个给予1万至2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对村卫生室的维修、运行,每个每年补助2000元。  卢彦表示,下一步,将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持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设置,昌平区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计划新建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州区城市副中心确定新增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兴区承接核心区人口外迁任务后,计划按照新增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适当新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纳入新建和改扩建规划的村卫生室,2019年底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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